【導讀】

新世紀以來，學科發展表面上一片繁榮，知識生產危機卻不斷浮現。大學有什麼用？專業有什麼用？文科有什麼用？這些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學界的普遍性問題。

社會學家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試圖分辨當下哪些是知識生產的週期性變化，哪些是不可逆趨勢。阿伯特認為，不可逆的趨勢包括，人類對知識的興趣將更多地從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知識；獲取知識的主體將持續組織化，並向商品化方向轉變；以及從話語致知，轉向影象和口頭致知的趨勢。

對於深受詬病的人文社科對“科學思維”的僵化模仿，作者認為，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根本不屬於自然科學的知識形式，採取自然科學的方法。事實上，這是20世紀知識史上反覆出現的事件。作者犀利地指出，以美國學術為代表的現代學術體系一面極大擴張，一面又陷入知識生產的停滯狀態，甚至已成為一個龐氏騙局，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精英學術領域普遍存在的學生成績虛高。現在正是一個需要發揮想象力，以提出新知識方案的時刻。我們應學會創造中層概念，組合現有極其詳細的知識，並作有意義的反思。重新思考這一切，消化它，並利用它來形成一種新的致知。

本文整理自作者2017年的同題演講“專業知識的未來”，中譯版原載於《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輯，篇幅所限，此處有所編刪。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

專業知識的未來

▍並無革命

我今天要講的第一點是一個重要警告：我不打算談論任何當前的“知識革命”，因為當前並無知識革命。我們處在某個革命性時期的想法，是當前知識世界各種團體的一種意識形態，這些團體希望驅使或強迫其他人支援他們對未來的特定設計，他們的設計與知識基本無關，但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

在學術界內部，對“創新”、“創造力”和“卓越”的狂熱，源於將各種管理的意識形態機械且不恰當地運用於智識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技術進步異常迅速，但是基礎科學的進步則慢得多了。在一個又一個領域，我們今天依靠過去的基礎科學過活，為量子力學、板塊構造、新生物進化論和文化相對論等理論填寫腳註，推導它們的技術應用，而所有這些理論都可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在我看來，與1870年到1950年的發現相比，基礎研究最近無甚進展。

簡而言之，就真正的智識成就而言，今天出版業的爆炸式發展沒有任何意義。至於為何我們如今都相信這一成就的幻景，才是有意思的話題。透過計算圖書出版的數量、文章寫作的數量、網上對話的數量等資料，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指數性的統計證據。但是這些計數完全沒有意義。例如，我們今天出版的書比我們老師的書更不太可能被人閱讀。我們的文章包含50年前沒有人願意出版的作品。而我們在網上的對話只是取代了過去在走廊裡發生的對話。因此，學術生產的大量增長只是表面上的。我們比過去寫了更多的書和文章，但產生新觀念的速度並沒有比過去更快。

這種增長之所以毫無意義，正是由於這些工具把早先的偉大成就變成了今天商品化的簡單事物供初學者使用。好像高中生能將他們的物理作業發表一樣。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預製的統計程式是這種商品化破壞力最明顯的例子。他們創造的不是更多科學，而是更多雞毛蒜皮的結論，以及更多愚蠢。

在此，我還是想討論我們的專業知識中一些較大的變化趨勢，並展示它們是如何與週期模式和一次性變化交疊，從而產生我們今天面臨的奇怪形勢。

▍致知活動的改變

現在讓我來談談致知活動的變化。在講述商品化的統計學時，我已經提到了我感興趣的致知過程。現在，我們大學的一年級學生讓我對此感受最為清楚。因為我每年都要給一小班十八、十九歲的學生上社會思想入門課。這就是美國大學的做法，讓獲得傑出服務成就獎的教授教新生。請記住，我教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我們的本科生是在美國最好的學生之列。我在這些學生身上做過大量實驗、民族誌調查、以及問卷，以瞭解他們的知識實踐。我下面所說的反映了這些過去十年中我在許多不同課程裡做的工作。

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我教的學生認為，知道一些東西就是知道一個網址。他們致知的主要模式是去“尋找”（finding）。他們上網尋找知識的時間比在學校的時間要長得多。他們把閱讀本身定義為一種尋找。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閱讀亞當·斯密”意味著尋找每一章中真正重要的五六個句子。他們不明白，亞當·斯密其餘的句子都包含著論點和論據，他用這些論點和論據來產生並捍衛這些學生劃重點的部分。

對學生們來說，閱讀只不過是在網路以外的地方瀏覽。它是一種過濾掉無關緊要的閒散部分、並找出真正重要事情的練習。他們根本不相信「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必要的。他們實際上不相信思想。他們相信碎片化的內容。對他們而言，斯密的理論不是一個論證，而是固定的內容。

這種“知為尋找”的模式當然與“知識由商品構成”的觀念有關，因為商品是可以找到的東西。一般來說，由於他們的“知為尋找”模式起源於童年早期，我們的學生想象，在那裡有待於被找到的是事實、意義、零散的資訊。無論他們尋求的是什麼——對《傲慢與偏見》的解讀、卡爾·馬克思的思想，還是哥特式建築的精髓，他們會將這些東西當作事實，當作商品。他們關於致知的理解不包括任何真正的論證（argument）。如果你直接問這些學生亞當·斯密的論證，他們會給你一個要點列表（我幾次重複過這個試驗，結果大致相同）。清單上的所有專案都是亞當·斯密說過的。列表上甚至會是亞當·斯密說過的重要內容，但是它們之間沒有邏輯聯絡，因為學生並不真正把論證看成複雜的邏輯句法，他們把它當作一個清單。PPT教會了他們這一點。

現在，“知為尋找”和“論證如列表”的想法清楚地出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即學生最初的智識體驗是在網際網路上。在那裡，論證是貧乏的。眾所周知，網路頁面是以六年級語言水平為準最佳化的。媒介本身促成了“知為尋找”的觀念，而列表是致知的主要架構。只要網際網路仍然是孩子們最初的精神食糧，我們就可以預見到我們必須非常直白地教授他們話語推理的過程（discursive reasoning）。與我們不同，他們不會透過年少時閱讀數萬頁散文，來被動地學習真正的思維技巧。他們實際上不怎麼讀書。

“知為尋找”和“論證如列表”的想法是更大模式的一部分。我們的孩子認為致知過程具有很強的演算法性。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瞭解梅特羅波利斯、豪斯霍爾德、或尼德曼-翁施演算法的本質。這是因為其他原因，諸如他們是使用計算器而非記憶乘法表長大的。也就是說，他們成長過程中，充斥著輔助思考的商品，而不是必須記住事情並自己思考。這種致知的演算法模式意味著他們不知道另一種主要致知方式，我將稱之為聯想式致知（associative knowing），因為它涉及將事物彼此關聯。要做到有效的聯想式致知，你的頭腦必須充滿知識，與你看到的新事物聯絡起來：事實、概念、記憶和論證，它們像許多小鉤子一樣起作用，抓住你所面對的文字中的東西。閱讀——也即某種我們或可稱之為「圖書／讀者的技術」的東西——就假定了讀者頭腦中充滿了這樣的東西，而在網際網路文字中它們是插入的超連結。

但是我們的學生不願意背誦實際的知識，因為他們虔誠地相信，當他們需要時，他們可以找到任何東西。他們忘了，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時間和搜尋。這並不是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們利用閒暇時間上網瀏覽，腦子裡充斥著曇花一現的無用資訊，其中大多數關於消費品，以及他們的朋友最近的行為、衣服和胡思亂想。他們重新整理頁面，換言之，他們迅速擦除那些記憶，併為此感到驕傲，這使他們覺得自己見多識廣。因此，他們實際上並沒準備好以聯想式思維來思考。致知的整個大陸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看不見的，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準備好，或沒有被強迫去掌握一個能內在產生超連結的整體。

有趣的是，年輕人偏好演算法式致知而非聯想式致知，與成年人致知的巨大變化相呼應。在政府，在商業界，甚至在數量驚人的學術界人士中，都有一種強烈的觀念，認為基本上只有一種致知方式，也即或多或少屬於現代科學的致知方式。當然，這一觀念其實並不涉及在實驗室裡真的實踐的那種科學，而是以柏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en）的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邏輯實證主義、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和恩斯特·納格爾（Ernst Nagel）的美國版科學哲學為代表的科學思維的僵化模仿。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人文學者逐漸轉向數字人文研究之愚蠢，那是對原則上不屬於科學的知識形式採取科學的方法。

這種科學化的另一極好例證是經濟學學科從對人類生產、消費和交換本質的一般而深刻的反思，向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的狹隘形式的轉變。這種社會工程學不僅致力於發現或強行實施某種非常特殊的規律，而且每年還要把這些規律作為科學真理教給成千上萬不設防的學生。粗略的估算告訴我們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在美國每年大約有500至1000億美元用於經濟學教學。如果你去想想如今經濟學在思想上的真正卓越之處，就問問自己約瑟夫·熊彼特是否能在現在的經濟學系找到一份工作。我問過的每個經濟學家都說他不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誠實，承認這是思想危機的徵兆。

現在，這種一招通用（one-size-fits-all）的知識處理方式，很大程度是因為政府評估福利國家成敗的任務所使用的社會科學隻手遮天。這類任務把社會科學本身推向狹隘的操作主義。同樣重要的是人文學科的自殺，至少在美國，這種自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對人類文化本質的廣泛探究，墮落為善意但常常是愚蠢的身份認同政治的熱心主張。這種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幼稚的過分簡化的思想結構，幾十年前就被社會科學拋棄了。

我想說的第三個趨勢已經初露端倪，也即並非由我們、而是由機器來完成致知的現象顯著增加。下面是一些基本事實。現代計算確實具有巨大的能力。現在可以肯定，偉大的現代演算法的理論基礎已出現不少年了。它們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但是我們現在有了機器以驚人的規模應用這些方法。在我看來，有兩個應用特別突出：一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革命，它使我們能夠非常詳盡地模擬大系統，並估算以前難以處理的貝葉斯函式形式；二是搜尋革命，它使我們能夠在極度嘈雜或稀疏的空間中發現非常微弱的訊號。我在這兩個領域都發表了文章，也非常欣賞這些革命。

但是計算機並不擅長於想象，它們的力量在眼前，甚至也可以說在行動力，它主要依靠蠻力技術，而不是想象力。計算機也不善於具有人類思維特徵的聯想式知識，它們沒有在思維中運用情感，奇怪的是，這有可能會犯致命錯誤。但是，計算機的成功正在產生一種高度規則的商品化的“知識”，而且傾向於把我們對致知的理解推向計算機最擅長的那幾類致知：基於機率的模擬和搜尋，基於迭代規則，又與決定性位置上的隨機化緊密相連。

重複我之前用過的一個例子，許多人文學者期望從數字人文研究中得到偉大的東西。然而，從學者們用計算方法發現柏拉圖《對話錄》的寫作順序到現在已經40多年了，而托馬斯·阿奎那的作品被關鍵詞索引也已經60多年了。這些“發現”都沒有對學者的學術研究和對柏拉圖和聖托馬斯的反思產生絲毫影響。因為用數字方法可以發現的關於它們的各種東西對於我們正確理解的人文學研究沒有真正的吸引力。我們不在乎柏拉圖以什麼順序寫對話錄。我們關心的是其中的意思。計算機不會告訴我們這些。

致知的最後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變化是話語性的、線性有序（discursive, linearly-ordered）的致知行為作為一種實踐的衰落。這種變化有兩個原因，兩者今晚都已經談到了：第一是轉向群體性致知和社會性致知者，而這一趨勢是以口頭或會話的形式形成的。我們的學生花大量的時間來交談，即使是在他們認為自己在學習的時候。甚至在嚴肅的學者中，我們發現部落格本質上也就是走廊裡的對話。我自己經常在走廊裡聊天，但我不會把這當成是認真的研究。

現在也許還不算太糟。畢竟，口頭表達是思維這種內在對話的基礎。更糟糕的是向視覺致知的轉變。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變化。插圖隨著19世紀印刷形式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從19世紀初不加插圖的精英評論，到中產階級愛讀的擺在三層架子上賣的、有多幅插圖的小說，到廉價小說和新聞畫報。而後來20世紀又帶來了電影。電影本身有許多優點，但是這些優點主要是視覺上的，而不是理論上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道德判斷、個人衝突和社會結構的微妙複雜性，消失在將其作為電影觀看的幾小時膚淺的體驗中，而花幾星期時間閱讀小說則能沉浸於其微觀細節中。

電影之後當然還有電視和網際網路。毫無疑問這些都是了不起的、非凡的交流形式，它們使某種即時性成為可能，而以前卻不可能做到。但儘管有愛德華·塔夫特（Edward Tufte）的研究，視覺再現也並不能有效傳達高度複雜的思想，我們不會試圖用純粹的視覺命題來證明微積分基本定理，就像我們不會不用語言來表達哈姆雷特所面臨的道德兩難一樣。視覺致知並不是像話語致知那樣的智識工具。這就是事實。

那麼讓我總結一下我認為在致知方面正在發生的主要變化。我們從孩子和學生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強有力的轉變：轉向社會性致知、“知為尋找”、以演算法為致知，日益遠離以手藝人獨自工作的方式致知、以聯想為致知、以話語論證為致知。更廣泛地說，巨大的轉變首先是向基於計算機的致知過程的轉變，它典型的強項是搜尋和模擬，同時強調透過演算法的例行程式進行思考，而不是透過關聯的網路。

第二，向基於半個多世紀前受到堅決抗拒的科學模式，也即“一招通用”的致知模式的轉變。

第三，我們向著將致知理解為索引和搜尋的模式發展，但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是擁有比以往數量大得多的材料和弱得多的索引。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遠離只有經過精心構思和編輯的散文或形式化的象徵性再現（formal symbolic representation）（如數學）才能分享的複雜話語思維，轉向口述和視覺再現的即時工具。今天我沒有給你們看任何圖片，而是強迫你們跟著我的論證去努力記住它的各個組成部分，請你們一邊聽一邊想我的論點。這表明我對話語性表述篤信不疑。我敢肯定你們會更好地記住我的論點，並且會更加認真地對待它，因為我強迫你們自己去思考，而不是把它看成螢幕上羅列的命題。我感謝你們努力跟上我的思路。

▍各種時間性及回應

接下來是討論到目前為止我提到的所有變化所具有的時間性。將這些趨勢結合在一起的第一步是認識到它們具有不同的時間特性，認識到它們能夠被影響或重新定向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其中有些是趨勢，有些是一次性事件，有些是可逆的，有些則不可逆。

關於所知之事，即致知客體，我注意到了兩個變化：轉向社會資料和轉向微觀細節。在這兩個趨勢中，轉向社會資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儘管現在有人試圖逐步廢除帶有20世紀顯著特徵的國家資料採集，但是對人口的商業性知識的驚人增長遠遠抵消了前者。另一方面，微觀細節的問題是由於我們自己未能創造出中層概念，將我們現在擁有的極其詳細的知識（特別是關於社會的知識）概念化、組合起來並進行反思。

現在我們來看看與之相應的致知者，也即致知的主體。我注意到了以下三方面變化：社會性致知的興起、組織作為致知者的重要性、以及日益商品化的“物中之知”。社會性致知的興起首先源於龐大而複雜的致知問題的出現，通常是應用性問題比基礎科學問題更多。量子力學來自於無形的學院和學科，但原子彈是由大型組織製造的。大科學在和平時期繼續發展，因為類似的實踐複雜性和組織性致知，廣義上源於在大規模應用之效率方面的探索，這一點在現代醫院中就表現得很清楚。把知識置於商品中的趨勢，也始於效率和準確性問題：幻燈片、溫度計、電腦等等。

然而，這一趨勢現在由利潤動機驅動，因為資本家已經認識到，雖然在個人頭腦中的知識不能變成財產，但是當知識化身為實物或某類文字時，它可以變成財產。所有這三種變化都是由我們生活的基礎研究圈子之外的因素所驅動。技術、應用和資本主義就是主要力量。

在這三大變化中，社會性致知是一種可逆的趨勢。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它以前曾被逆轉過。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即使是在今天，最優秀的學生也更喜歡自己當單幹的手藝人，而且即使是在大多數自然科學，更不用說人文學科和人文性社會科學中，都沒有證據真正表明基礎研究需要、或獲益於超越無形學院和學科的集體組織。因此我認為，手藝人式的獨自致知過程還是可以保留的。至於致知向組織化和商品化的轉變，這兩個趨勢基本上是因為資本主義，以及公眾偏愛實用知識而非基礎知識。除了向我們的學生展示Google搜尋的許多方式遠不如高質量紙版索引中的同類檢索有效率之外，學術界和知識界對此的任何反應都不會對這兩個趨勢產生影響。簡而言之，在致知的三個變化中，只有社會性致知才能減緩。組織性致知和商品性致知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是不可避免的。

至於知識本身，我主要談到知識化身為可獲專利的商品，以及兩種觀念趨勢，也即首先相信知識是由商品構成的，其次相信獲得知識是一種佔有而非一種活動。我認為，至少在大學內部，資本主義知識觀的這一趨勢目前是不可逆轉的。因為大學在上個世紀已經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曾經在其中感到舒適自在的智識生活正被推到一邊，其位置被另外兩個功能所佔據：第一，為年輕人提供就業證明，第二，發明能夠產生收入或解決問題的事物或服務。

因此，在不久的將來，那些能享受超然的智識生活的體制很可能會離開大學。真正的智識活動不可能忍受也不可能從推動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管理下存活。我對這個預測很認真。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和大學之間的戀愛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它正在經歷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離婚可能很快就會到來。

最後讓我來談談致知作為活動的變化。向演算法式思維而非聯想式思維的轉向，以及向「所有致知都是科學致知」的觀念轉向，這些事實上是20世紀知識史上反覆出現的事件。例如，在美國，這種科學主義在1910年代、1930年代末和戰爭年代、從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之後，以及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很流行。但是，這類科學主義的流行之後，總是會出現成功地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再鑄成非科學語彙的情況。例如，我們今天在網路分析中看到的“社會物理學”，自從19世紀中葉第一次提出以來，已經來來去去了至少三次。

或者，現在流行的大部分大資料分析技術的歷史至少有半個世紀之久，例如聚類分析、因子分析、多維標度、蒙特卡洛模擬、模擬退火法等等。當它們初次被髮明時，人們很快發現它們並沒有提供學者們真正相信的答案，因此其中許多方法留給了標準較低的市場研究人員。不過其中少數方法最終找到了有用的位置和科學分析的途徑。

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從話語向視覺符號的轉變已經進行了一個多世紀，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還會繼續。這最後一點才是專業致知的核心問題，因為自從印刷術出現迄今，在西方至少有五個世紀，致知都是建立在複雜的話語論證之上。然而，我們的學生在處理複雜的論證時卻毫無準備，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19世紀普遍識字興起以來諸多社會都具有的特點，也即大量閱讀印刷品的經驗。對社會精英而言，閱讀的經驗則更是源遠流長。這是我們不可能影響的長期趨勢的例子之一。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個因素，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教學以適應它所帶來的挑戰。

那麼就不同的時間尺度來總結一下：某些趨勢似乎歷時長、穩定、不可逆轉。這些趨勢包括：

1. 轉向日益增長的社會知識，因為其根源在於交易導向型社會中的被動資料採集。

2. 致知者向組織和商品轉移的趨勢，這是由於追求高效，由於對外部利益而言待解決的應用性問題非常龐大，尤其是由於資本家的逐利，他們希望擁有自己無法創造的觀念，並從中獲得利潤。

3. 向知識作為相互無關聯的商品的觀念轉移的趨勢，尤其在年輕人中。這部分是因為資本家對商品化的興趣，但更多是因為被動地受到網際網路的薰陶。

4. 從話語致知轉向影象和口頭致知的趨勢，因為影象和口頭致知更容易，更受歡迎，也許更平等（恰是因為其更容易，對致知者要求更低），而且這一變化已經進行了至少150多年。這一轉變在抽象推理和思維方面是種衰退，這一點對於所有陷入視覺化狂熱的諸多知識分子來說，似乎是視而不見的，但它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其必然性和重要性並存，意味著我們必須迎頭解決這一變化。它需要認真的補救工作，要和將成為我們繼任者候選人的本科畢業生和博士生一起來解決。

所以，這些是不可逆轉的變化。相對的，其他“趨勢”實際上是週期性的，而且更容易被堅定的知識分子所改變。它們是：

1. 社會知識向微觀細節方面傾斜，以及隨之而來的無法在實質性尺度上理論化的趨勢。這一問題的解決可以透過認真的理論工作，以及發明新的中層概念、將微觀細節與先前的更一般化的抽象結合。

2. 向社會性和集體性致知過程的轉移，這主要是受放棄基礎研究去從事應用研究的趨勢所驅動。我們可以透過回到基礎研究、忽略外部利益的奉承和懲罰來制止這個趨勢。

3. “科學”把自己作為適合任何物件的單一模式強加於致知的傾向。這個觀點永遠是自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堅定的科學家也能看到人類生活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合法性、美和其他不能從科學角度來理解的品質。有趣的是，在不能夠理解這一事實的人當中，還包括我自己大學法學院的法律和經濟學理論家們。

4. 我認為把所有的致知活動都當成可以透過“索引和搜尋”完成這一當前趨勢，也就是把所有的致知都當作演算法這一點，也是自限的。聯想式致知是非常強大的，但計算機還沒有這方面的技能。透過將聯想推理所具有的不同、但同樣重要的優點正式概念化，我們能夠有效地將這個鐘擺推往另一個方向。

因此，有必然之事也有周期迴圈。但是，在必然性和週期性之外，當前危機的某些方面僅僅是一次性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未能開發出正經的新工具，以便從過多要知道的事情中找到意義，而要知道的事情過多肯定只是由於來自新資料機器的資訊衝擊而產生的臨時問題。

因此，我們看到，不可避免的週期性現象的和一次性事件混在一起，這要求我們將精力投入到週期性現象中。我們必須確保真正的專家能判斷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以使那些被動的自證正確（self-validation）不斷受到攻擊。

▍20世紀知識方案的巔峰

最後，我想說，我們目前的形勢背後有個更深層次的一次性問題。我相信，所有這些其他趨勢和週期在當代專業致知中引起問題的真正原因是，它們是在我們自己的內在歷史經歷轉折的時候威脅了我們。

在過去的20年裡，我們目睹了此前現代世界中支撐專業知識體制的策略達到了巔峰。我將這個巔峰稱之為“20世紀知識方案”（20th Century Knowledge Project）。這個偉大的知識方案醞釀於19世紀的最後幾年，接著在整個20世紀都與大學共同發展。我認為這個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在數以萬計的傑出著作中看到了其成功，這些著作由全世界學者在這個知識體制下創作而成，驚人爆發的基礎科學打開了眾多領域的大門，而這些領域需要足夠的闡述和保持足夠的實際應用才能使我們大家在後來幾十年裡全神貫注於此。

麻煩的是它結束了。在我們已經擁有的致知體制下，我們已經做了我們能做一切。而聰明的年輕人轉向應用領域、Google研究、商業領域，這表明我們已不再有足夠吸引力去指引新一代最優秀的人才。因此，我們自己方案的巔峰反而讓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了。現在外部世界已經威脅到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的許多方面，而這些方面已經很好地支援了我們工作這麼多年。

今天我講的這個故事，主要適用於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雖然我認為它稍作修改也適用於自然科學的一些變化。我基本上將其作為一個美國故事來講述，因為我認為毫無疑問美國大學整個20世紀都統治著學術界。

讓我提醒你美國現代學術的起源。美國內戰結束後，許多美國人前往德國和法國高等學府深造，就像今天中國人前往美國一樣。當他們回來時，他們意識到，無論是培養牧師或貴族的小型私立大學，還是為了促進普通民眾的高等教育的嶄新的州立大學，都需要徹底轉型才能成為嚴肅的學術機構。他們把德國的高階學術機構嫁接到英國式的高等教育體系根基上，把研究生的專業教育與大學生的通才教育結合在一起，從而創立了這一新體制。

在此過程中，他們把德國的研究所平等化，成為平等的“系”，並把當時新的英國專業榮譽課程放寬，成為通識教育和分系專業培養的結合。這個本科課程圍繞類似英國風格的正典（canon）教材鬆散地組織。但是，美國大學移植的德國高階學術研究，要求未來的教授攻讀博士學位。這意味著，新的年輕學者一方面轉向對人文正典的研習，另一方面轉向創造與之分量相當、但更偏經驗性的社會科學正典，而且主要圍繞政治和社會理論、分國別和分時期的歷史、跨文化比較等正典領域或可正典化的領域來組織。

美國大學從1890年到1975年幾乎呈指數級增長，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蕭條期間，有過短暫休息。像所有呈指數增長的人口一樣，教職員工的平均年齡都很年輕。因此，這個體系富有創造性、充滿希望、樂觀向上。然而，1975年之後，人口危機開始了。系統的擴充套件停滯了，教職員工快速老化，新系統中資深學者和助理教授一樣多。正如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展示的，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了學術界閱讀量的普遍下降和寫作量的增加，而這種增長一般在很大程度上被錯誤地歸因於新自由主義管理。但更重要的是，擴張的結束使學術市場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不重要的出版物爆炸性擴張，這反過來又使系統地閱讀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加劇了致知本身的衰落。

這就是今天美國學術界被認為處於大危機之中的許多情況之一，實際上它源於美國學術擴張不可避免的結束所造成的社會結構。就此危機而言，更重要的是，指數增長比野火燒燬森林更快地消耗掉了博士論文的課題。到1963年為止，關於簡·奧斯汀的博士論文已有40篇，關於莎士比亞的博士論文有幾百篇。的確，身份政治作為正當博士論文課題的興起，很可能只是為了試圖找到新的博士論文課題。透過指認所有先期研究為帶有偏見，從而拒絕它們，人們可以重新開始，從零開始重新創造一切。這次你要認真對待婦女、黑人、拉丁裔、同性戀或者任何你感興趣的人。這也許為美國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帶來了又30年的博士論文研究課題。

但是這種身份政治策略的問題有幾個。一方面，它使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非累積性質在科學日益強大的時候變得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它允許激烈地政治化，使基於個人偏好的（ad hominem）論證以及時代錯亂的論證具有正當性，從而削弱了智識生活的核心正當性。第三，它分散了學者們注意力，不去思考如何發明新的致知形式，而只是拖延了這個問題。現在，這個舊方案達到了其巔峰。

更廣義地說，這種策略使美國學者看不到20世紀成功的本質和付出的代價。他們確實創造了一個非凡的組織，但是它的偉大之處在於它的不斷增長。當這種增長不可避免地停止時，整個系統也隨之停止，美國學術界其實就是一個龐氏騙局。此外，大學作為一個機構變得如此成功，以至於社會開始依賴它作為一個機器來評估這個國家的年輕人，這必然將不利於學術生活的標準強加於大學。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精英學術教育普遍存在的學生成績的虛高。

但是，如果說成功的代價是社會期望大學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情，那麼更深層的問題其實在內部。到2000年，學術界已經窮盡了這個知識方案，它基於正典性思維、掌握基礎知識、以及與正典性主題相關並與學科組織相聯絡的研究。它已經完成了它計劃要做的事情，而且它記錄了20世紀美國大學的集體成果，它的確是一個令人驚歎且具有支配力的整體。

但是它已成過去式。每個人只能讀其中一小部分的內容，那些能夠組織學術界圍繞某個共同知識方案進行工作的綜合工具和問題意識如今都消失了。原本維持各學科之鬆散整體性的正典與文摘的混合，最終瓦解。經濟學在其大炮周邊圍上了一圈大篷車，由此墮落成了某種形式的工程學。人類學拒絕了它的創始人，並發現它實際上與任何東西都無關。歷史墮落成了攀比誰比誰更受壓迫的爭論。我可以繼續說下去。事實是，到2000年，20世紀的知識方案已經全部玩完了，1980年後延長其壽命達20多年的策略實際上最終扼殺了它。

簡單地說，此刻我們必須發明一種成為學術知識分子的新方式。現在我們還不清楚那會是什麼樣的，只不過舊方式已經日暮途窮。我們的學術交流主要由不重要的作品組成。我們的管理者獎勵的是出風頭的事，而不是實質性的研究成果。我們的研究工具已經下降到毫無價值的關鍵詞搜尋的水平。我們的同行評議制度被削弱到僅止於草草應付。我們的許多學科協會退化為軟性政治組織。這些學科本身正受到管理者和某些同事的系統攻擊，那些同事希望放棄學科去從事「跨學科」研究、組建各種研究“中心”。自助出版已經成為一種主要的、甚至被認可的做法。本科生以相關性和開放性的名義引誘我們從事既懶惰又無效的教學。

現在，這其中許多東西與其說是衰退的跡象，不如說是成功的跡象。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個多世紀前我們的前輩們提出的方案：我們對西方正典進行了細緻的學術研究。我們對日常社會生活、比較政治、象徵實踐等等做了數千項研究。我們還沒有做的是重新思考這一切，消化它，並利用它來形成一種新的致知，這種致知能夠向前發展，並指引我們最優秀的年輕人的思想。毫無疑問，在當前學術就業的不穩定條件下，他們自己可能無法承擔這項任務。只有非常勇敢的頭腦才會反抗追求時尚和出風頭。鑑於這種情況，要由我們這些已經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找出新的方式來為未來的致知方式提供條件。有鑑於學術界在未來40年內將需要適應印度和中國龐大的新的大學體系，眼下肯定還挺令人興奮。更廣義地說，隨著知識世界的發展，知識將傳播到遠離西方思想觀念的社會。

我所列舉的知識趨勢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智識挑戰。我自己試圖將人文知識的本質理論化的許多工作，都來自於我與我們大學圖書館就新型研究等議題而開展的各種鬥爭。事實上，也許未來的學術致知者需要像我一樣成為一個非專家（non-specialist），套用馬克思的話，早上研究數學社會學，中午做民族誌研究，下午做檔案分析，晚上寫評論。這種多重技能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智識秩序的基礎。當然，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在胡說八道，但確實有可能。

主要的事實是，我們一直在從事的方案可能結束了，它正是在我們面臨外部嚴重威脅時結束的。因此，現在是進行深刻反思和採取果斷行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發揮想象力的時刻。否則，我們中許多人為之獻身的那種致知方式，將在未來30或40年內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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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輯，原題為《專業知識的未來（The Future of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