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周建人，收到一封意外來信，信封的背面蓋著一個有著特殊標記的藍色長方形印章。
這個印章背後的含義是：信來自監獄，並經過審查。
周建人是誰？是周樹人的親弟弟。而周樹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魯迅。
這封監獄來信和他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僅僅在一個月後，同樣的來信寄到魯迅這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但是信的內容，有些沒頭沒尾：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別多年沒有通訊，不知你的身體怎樣。我有病在家住了幾年。沒有上學。
兩年前，我進同濟醫科大學，讀了半年，病又發，到福建上杭養病，被紅軍俘虜，問我作什麼，我說並無擅長，只在醫科大學讀了半年，對醫學一知半解。
以後，他們決定我做軍醫。現在被國民黨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並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以釋放我。
信的內容看起來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但犀利的魯迅一眼就看破其中的禪機：
“林”字有“雙木”，“雙木”即“雙目”，“雙目”“瞿”字的上半部。
在瞿秋白使用過的幾十個筆名中，這個名字很少出現，它可以矇蔽敵人，卻瞞不過魯迅。
魯迅為何會如此熟悉瞿秋白？瞿秋白又為什麼會在這種時候給魯迅去信？
因為他倆有著披肝瀝膽、生死與共的友誼。這種友誼在中國的革命史和文學史上，留下了富有光彩與詩情、極具意義的篇章，那是一種經久不衰的傳奇。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人物中，瞿秋白是極具獨特氣質的一位。因為在世人的心目中，他的文名遠遠大於領袖的官聲。
這是第一位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人，也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他曾頂著壓力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行單行本，並作了熱情洋溢的《序言》：
“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毛澤東和彭湃曾被黨內並稱為“農民運動的王”，也就是瞿秋白在這個時期提出的。
然而，在全黨眾多領袖人物中，有著濃濃書生氣質的瞿秋白並不是那種突出具備領袖氣質的人。
但在大革命失敗之際，白色恐怖瀰漫之時，瞿秋白臨危受命，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
在這種特殊時期，為什麼會是瞿秋白？
那時的共產國際一再強調，中共領導層必須是工人成份，一介書生瞿秋白，的確不是最佳人選。
事實上，在1927年7月12日，由鮑羅廷主持的臨時政治局會議中，選出的由五個常委組成的政治局中並沒有瞿秋白。
然而歷史彷彿籠罩著層層迷霧，等待人們去探索。
蔡和森回憶：“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
不過，短短一週後，蹊蹺的事情出現了。
當鮑羅廷前往廬山，決策改組中國共產黨領導成員時，政治局的五人常委竟沒有一人在場，中共黨員獨獨只有瞿秋白一人。
等到1927年7月21日，當瞿秋白從廬山走下，回到武漢後，已經成為了實際上的黨中央負責人。
這位特殊時代背景下的中共領袖，蘊含著濃厚的詩人氣質，兼具教授式的文雅風度。
但是作為革命領袖，尤其是中國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革命領袖，他還是缺了些實際經驗，那種經常深入工農群眾運動才能獲得的實際經驗。
在陰森的白色恐怖下，在蔣介石的騰騰殺氣面前，由瞿秋白領導具有特殊國情的中國革命，又時刻受制於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的確有些力不從心。
因此短短几年之後，瞿秋白不僅離開了中共領導崗位，甚至還為他人的錯誤路線負責，受到了不公正對待。即使在就義多年後，依然是非纏身，難得清白。
但是，當黨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時，當革命者在經歷生與死的考驗之際，瞿秋白仍然堅持對自己作出嚴厲到苛刻的解剖，他拒絕敵人多次勸降，高唱著《國際歌》從容赴死。
在事實上，他從未背叛過自己的信仰和主義，他只是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人氣質而已。
才華橫溢的瞿秋白，論文著書，倚馬可待。他的文人氣質和文學功底感染了很多人，也包括了大名鼎鼎的魯迅先生。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借用清人何瓦琴的聯句，寄語瞿秋白的條幅。既是對瞿秋白的誇讚，也是自己的真情流露。
瞿秋白和魯迅的相識，是由茅盾而起，更是因彼此的才華而相互欣賞。
離開中共領導的崗位，對瞿秋白來說，更像是一種解脫，他終於可以醉心於一直嚮往的文學園地，更加投入地為黨工作。
他開始籌劃回到“‘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
在上海，瞿秋白與老友茅盾聯絡上了，那時的茅盾正在忙於《子夜》的寫作。
在茅盾的家中，瞿秋白見到了左聯的黨團書記馮雪峰。看到馮雪峰帶來的《前哨》，上面刊登著魯迅的大作《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瞿秋白很興奮：“寫得好，究竟是魯迅。”
按捺不住心頭的激動，瞿秋白開始請老友幫忙，他知道茅盾和魯迅是親密的朋友，希望能與魯迅得以一見。他對茅盾說：
“我讀過魯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無以謀面，始終引為憾事。”
同為文人，茅盾很是理解瞿秋白的心情。
另一邊，瞿秋白也在請馮雪峰尋找住處：“中央已經讓我在上海養病，我很想趁此機會重操舊業，翻譯一些俄國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給我找個安全僻靜的地方。”
瞿秋白對魯迅這種友情的期待，很快透過馮雪峰傳遞到魯迅那裡。魯迅同樣興奮，他對瞿秋白亦是欣賞：
“這是個很有才華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訊》，我看過，翻譯的文章耐看好看。”
“何苦（瞿秋白的筆名）雜文，明白暢曉，一覽無餘，真有才華，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論文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人。”
此時的魯迅，正是左聯的主帥。
他對俄羅斯的一些文藝理論的文章很感興趣，但苦於沒有合適的人才，沒法直譯，只能從日文版本轉譯一些。
遇上了瞿秋白，魯迅心目中的最佳人選出現了，他對馮雪峰說：
“我們就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
此後，瞿秋白開始和左聯發生聯絡，逐漸參與了左聯的領導工作。
有了瞿秋白的參與，左聯的作用開始昇華。
此前，雖然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所以左聯中一些黨員對他尊敬有餘，服從不足。
瞿秋白的到來，完美地彌補了左聯主帥的不足，他在黨員中的威望和文學藝術上的造詣，幾乎人人折服。
他曾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哲學，生動的課堂吸引了諸多聽眾，惲代英、蕭楚女都曾是課上學生。
丁玲曾寫文章回憶：最好的教員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沒聽到他講課，就借別人的筆記來看看，不願意漏掉他的課。
充分信賴和全力支援魯迅的瞿秋白，很快以自己的影響力推動了左聯的工作。他和魯迅的親密合作，給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共產黨人開闢了屬於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道路，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也是在這個時期，瞿秋白一度從組織上直接領導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委員會（即文委，是包括左聯在內的左翼文化總同盟的領導核心），併為它起草了指示性檔案《蘇維埃的文化革命》。
從黨政工作核心中走出的瞿秋白，就這樣自然地走進了文化工作的核心。
人們發出這樣的感慨：“左翼文聯兩領導，瞿霜魯迅各千秋。”（瞿秋白別名瞿霜，字秋白）
瞿魯二人相交不過三年，卻成為一生肝膽相照的朋友。
他們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一天的早飯後，馮雪峰陪同瞿秋白，來到北川公寓拜訪魯迅。
兩人一見如故，就像老朋友一樣，親切自然，暢所欲言。
他們談論的話題，從文學到政治，從理論到實際，又從戰爭到生活，甚至談及日常瑣事，也是津津有味，妙趣橫生。
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裡寫道:“看到他們兩人談不完的話語，就像電影膠捲似的連續不斷地湧現出來，實在融洽之極。”
兩位志趣相投的文壇領袖相聚在一起，後來還合作開設了聞名遐邇的三閒書屋。
不過，瞿秋白和魯迅在上海的這段時間，既因志同道合而惺惺相惜，也因白色恐怖而不得安寧。
危急時刻，魯迅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多次伸出援手，他的家一度成為了瞿秋白夫婦最可信賴的庇護所。
僅在1932年冬至1933年9月短短半年多時間，瞿秋白就曾四次藏身魯迅家中避難。
有一次驚險發生在1933年夏天的夜晚，正在江蘇省委機關工作的瞿秋白接到緊急“警報”：省委機關被敵人發現，牽連到他們的住所，必須儘快轉移。
瞿秋白與夫人楊之華匆匆收拾行李，分頭趕到魯迅家中。
後來因工作需要，黨中央決定轉移瞿秋白夫婦前往高文華家。
當時高文華任臨時中央機關內部交通主任，他家同時也是黨內領導同志閱讀檔案之處。
但沒過太久，“警報”再次傳來：高文華家進入特務搜尋之列，岌岌可危，瞿秋白夫婦須當夜撤離。
經過短暫的商定，他們決定仍搬到魯迅家。
凌晨時分，趁著黝黝暗夜，瞿秋白夫婦還是分頭行動，各自叫了一輛黃包車。
為防途中有人盤詰，高文華將睡夢中的女兒喚醒，陪楊之華同行。
按照約定，瞿秋白夫婦分別前往魯迅家的前門和後門。
不久，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魯迅與許廣平驚醒，魯迅準備前往開門，被許廣平悄悄攔下。那時的特務橫行，不得不讓人起防備之心。
當許廣平聽清是瞿秋白的聲音時，鬆了口氣，輕輕地開啟門。瞿秋白閃身而入，還沒有坐穩當，又響起了一陣緊切的敲門聲。
魯迅夫婦有些緊張，很是擔心特務跟蹤而來。
許廣平仔細聽了聽，原來是楊之華與高文華的女兒到了，大家虛驚一場。
不過，眾人的心還沒定下來，隔壁又差點出了意外。
東鄰的日本人和西鄰的白俄巡捕被驚動了，連續的敲門聲同樣吵醒了他們。
他們開啟窗子，四處張望，見到魯迅一家安安靜靜，於是又閉戶休憩。
形勢終於平靜下來，魯迅夫婦一如既往地熱情接待瞿秋白夫婦，併為他們準備夜餐。
一切準備停當的時候天已矇矇亮，魯迅與瞿秋白這對摯友又開始了新的一天戰鬥生活……
瞿魯兩人從1931年開始文字之交，繼而攜手在上海領導“左聯”，經歷風風雨雨的洗禮，度過坦誠暢懷的心靈交換，相互引為患難知己。
作為文化革命戰線的主將，魯迅身處輿論漩渦的中心。敵人會攻擊他，朋友會誤解他。
瞿秋白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他認為，正確評價魯迅，同樣是文化革命戰線的一個重大任務。
因此，他專門抽出一段時間，潛心研究魯迅著作。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瞿秋白就伏在一張小方桌上，經過幾夜的默默耕耘，長達17000字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出世。
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也是第一次全面、正確地評價魯迅和他的雜文。
那個時代，形形色色的反動文人一邊懼怕魯迅，一邊汙衊魯迅，用各種方式貶低魯迅雜文的時代價值。
有人說他是一個“雜感家”，有的刊物甚至攻擊他是“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
對此，瞿秋白在《序言》中是這樣回應的：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斷斷續續地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於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
‘專’在‘雜’裡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
對於魯迅本人，瞿秋白是如此稱譽：“是封建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諍友！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而對於瞿秋白，這位黨內早期屈指可數的理論家、宣傳家，魯迅更是禁不住地誇讚。
許廣平回憶：“他下筆很迅速，住在我們家裡時，每天午飯後至下午二三時為休息時間，我們為了他的身體健康，都不去打擾他。到時候了，他自己開門出來，往往笑吟吟地帶著犧牲午睡寫的短文一二篇，給魯迅來看。
魯迅看後，每每無限驚歎於他的文情並茂的新作是那麼精美絕倫，其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已經達到了那個歷史時期雜文的高峰，堪與魯迅並駕齊驅，成為領袖群倫的大手筆。”
出於對魯迅的信任，也出於對魯迅的掛念，每逢中共機關被破壞，瞿秋白無家可歸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魯迅家避難。
魯迅曾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表達對瞿秋白的感情。而瞿秋白時常以家人的口吻，親切地稱呼魯迅為“大先生”。
他曾這樣評價和魯迅的關係：“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但是，再親密的戰友，也有分別的時候。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到中共蘇區。
臨行前的幾天，瞿秋白冒著暴露的危險，專程來到魯迅家中作別。
兩人都預料到，這一次相見後將是長久的離別，天各一方，難得再有見面的機會。
許廣平回憶：當晚，魯迅為了表示惜別之情，提出要讓出床鋪給瞿秋白睡，自己寧可在地板上臨時搭個睡鋪，覺得這樣才能使自己稍盡無限友情於萬一。
在瞿秋白走後，魯迅很是擔憂，不僅擔心他的安全，也在擔心他的身體。
他曾對留在上海的楊之華說：
“像秋白那樣的身體，怎麼可久居在那裡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對於全國文化上的貢獻一定不少。像他那樣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個少說話多做事的青年。”
魯迅的擔憂很快直面殘酷的現實，接到“林祺祥”的來信，“大先生”的心頭沉甸甸的。
來信唯一能帶來的心安，就是知曉瞿秋白的身份尚未暴露。
但這是國民黨以兩萬大洋懸賞多年的一顆人頭。若不抓緊行事，難免凶多吉少。
魯迅很快把信件轉交給楊之華，分頭尋找對策營救。
瞿秋白的被捕，是在兩個多月前的福建長汀。此時距離他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工作僅僅一年。
史詩般的長征開始後，中央紅軍撤離根據地，留守的紅軍分佈在閩西、贛南革命根據地艱苦鬥爭，瞿秋白也在留守之列。
在國民黨軍的重重圍困下，形勢變得越來越險惡。中央分局決定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同志轉移到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離開了蘇區，一路走到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長汀縣四都湯屋村。
在這裡他們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萬永誠很有隱蔽鬥爭經驗，為他們精心設計了遇險時的脫離方法。
他們被化裝成俘虜，隨行護衛的紅軍扮作押送人員。一路同行的還有項英的妻子張亮和梁柏臺的妻子周月林。（梁柏臺時為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員）
即使這樣，危險還是很快來臨。2月24日，天矇矇亮，他們來到了汀東的水口鄉，負責接應的汀東保衛局人員還沒出現，國民黨駐軍鍾紹奎部已經蹲守在那裡。
小分隊還沒反應過來，就陷入敵人的包圍之中，倉促應戰之下，隊伍很快被打散了。
開始的時候，何叔衡、鄧子恢衝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他們在警衛人員的護衛下，涉水跋山，衝上另一個山頭。
但此時年齡較大的何叔衡已經跑不動了，眼看著敵人又要追上來，何叔衡趁人不注意的時候縱身跳崖，壯烈犧牲。
餘下鄧子恢和兩個警衛員強忍心中的悲痛，繼續前行，僥倖脫險。
瞿秋白因為身體不好，開始的時候由護送隊抬著走的。激烈的戰鬥中，他行動不便，就找了一個相對隱蔽的地方藏起來。
不幸的是他終究未能逃過搜捕，被敵人發現。
另一邊，兩名女同志周月林和張亮也未能逃脫敵人的抓捕。
但起先按照事先準備的口供，大家均是有驚無險。
周月林開始的時候說自己叫陳秀英，後來改口黃秀英，她承認是紅軍醫院護士。因為紅軍大部隊離開了，醫院就地解散，就準備回閩西老家。
張亮則自稱周蓮玉，是香港客商的老婆，是一名被紅軍“綁票”勒索的“受害者”。因為她的丈夫不肯交出那一大筆贖金，紅軍就安排人將她轉移到一個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用的就是前文書信裡的署名“林祺祥”，自稱是軍醫，他那文弱儒雅的氣質倒也和醫生有些相似。
因此敵人起初並沒有產生懷疑，只是把他當作普通嫌疑犯進行看押。
但是，讓人痛楚的轉折很快來臨了。
4月10日，歸龍山，地處長汀、武平和會昌三縣交界。在這裡，中共福建省委機關被敵人包圍。
激戰中，省委書記萬永誠英勇犧牲，萬的妻子被俘。
嚴刑拷打之下，萬妻叛變了，萬永誠精心安排的脫險之計成了她邀功的籌碼。
她向敵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情報：中共前總書記瞿秋白，在一個多月前曾由萬永誠安排突圍，後來聽說，他們一行在濯田一帶被俘。
這一情報非同小可，蔣介石激動之下，親自發電報給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據可靠情報，共匪頭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虜群中，務必嚴密清查。”
此時的宋希濂正因傷住院治療，接到電報後立即安排師參謀長向賢矩前往查證。
向賢矩先是來到了一〇八旅，挨個俘虜進行盤問和仔細辨認，沒有發現線索。
他又發電報通知保安第十四團嚴密排查，幾天之後，他終於得到了想要的訊息。十四團回電：
俘虜中有個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稱林琪祥，職業醫生，上海人，但操蘇南口音。
“軍醫”林祺祥的氣度的確不凡，加上精準的情報，輕易就被找出來了。對我們的黨，破壞最大的，永遠不是敵人，而是原本為自己人的叛徒。
但即使是這樣，為了確認神閒若定的林祺祥就是瞿秋白，敵人也頗費了些周折。
急於表功的軍法處長吳淞濤曾繪聲繪色地向宋希濂彙報辨認過程。
他先是耐著性子反覆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
瞿秋白的回答始終不緊不慢：林祺祥，36歲，上海人，醫生。
吳淞濤故意利用長時間的靜默，製造壓迫感。安靜的時候，提審室裡的人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
他有意不定期地在屋裡來回踱步，悄悄觀察瞿秋白的神色。
只見瞿秋白眼睛半合半閉，臉孔蒼白消瘦，端坐的樣子像一個打坐的和尚。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吳淞濤突然轉身，使勁一拍桌子大聲呵斥：“你是瞿秋白！民國16年(1927年)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
突然起來的逼問，讓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不過氣定若閒的他依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
吳淞濤又使出殺手鐧，他讓躲在暗處的叛徒鄭大鵬出來指認。鄭大鵬曾在瞿秋白手下擔任收發員，與萬妻同時被俘，也可恥地叛變了。
鄭大鵬指著瞿秋白，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對叛徒的當場指認，瞿秋白不再辯解，坦然一笑：
“既然這樣，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來我的什麼‘林琪祥’‘上海人’之類的筆供和口供，算是作了一篇小說罷。”
在瞿秋白身份確認後的第二天，報紙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載了他被捕的訊息，敵人大肆渲染活捉了“共黨首領”瞿秋白。
此時的魯迅正在竭力展開營救行動，接到求救信後他先是轉給楊之華五十元。楊之華又改制了兩條褲子，和五十元大洋一起，剛剛從郵局匯出。
接著，魯迅和周建人籌辦一家店鋪，準備當作鋪保去保釋瞿秋白。
另一邊，楊之華在一位牧師的協助下，已經取得了一家旅館的鋪保證明。
連日奔波的楊之華還租好了一套公寓，等待著瞿秋白保釋後用於秘密居住。
情況正在往好的方面發展，如果再有幾天時間，也許一切就會改變。但是，歷史沒有如果，真的來不及了。
看到報上的訊息，一下子心如死灰，她的第一念頭就是：“秋白不能活了。”
楊之華連忙派人去看望魯迅，帶來的回話是，魯迅木然坐在那裡，一言不發，頭也抬不起來了。
緩過勁來的魯迅還在四處努力，但終究無力。他在給友人曹靖華的信中說：
“它事極確，上月弟曾得確信，然何能為。這在文化上的損失，真是無可比喻。許君已南來，詳情或當託其面談。”（瞿秋白曾化名“維它”）
信中提及的許君，是蔡元培的秘書許壽裳，也是魯迅的好友。
魯迅從他那裡獲悉，國民黨中央專門開了幾次高階幹部會議，討論如何處置瞿秋白。
蔡元培提出：在中國，像瞿秋白這樣有才氣的文學家實為少有，應網開一面，不宜濫殺。
但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十分堅決：“死有餘罪，不殺，何以立黨國之威殺共黨之氣？”他甚至狂言：“瞿秋白赤化了千萬青年，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幾度爭執之下，蔣介石也曾猶豫，他多次下令緩殺，叮囑宋希濂耐心勸降。
宋希濂，黃埔一期生，時為國軍中將，是陳賡的同鄉，曾在陳賡的介紹下秘密加入共產黨，“中山艦事件”後退出共產黨。
曾為共產黨員的宋希濂懷著一絲對瞿秋白的崇敬，也懷著以柔克剛的想法，意圖軟化瞿秋白，為國民黨方面爭取這樣的傑出人物。
在聽完吳淞濤的彙報後，他命令下屬不要再提審瞿秋白，並要求“優裕待遇，另闢間室”。
然後，宋希濂來到囚室見瞿秋白，他刻意避開是非爭辯，專門詢問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麼要求。
瞿秋白也很坦率：作為病人，不反對看病吃藥。用點藥減輕病痛即可，認真的治療則完全沒有必要了。
作為半拉子文人，要寫東西，需要筆墨紙張書桌。而寫東西習慣上需要菸酒，但身無分文，僅有的財物全被保安團的兵搜走了。
宋希濂當即答覆，這些要求均可滿足。
初次交流完畢，宋希濂安排人員專門收拾了一間房子，提供瞿秋白居住，另安排一名中尉副官主管生活，一名上尉軍醫陳炎冰隨伴左右，照拂醫藥。
生活環境後改變的瞿秋白狀態漸漸恢復，“近來心境轉覺閒適。過去作政治運動，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癥，常整個星期失眠。押上杭縣政府時，與士兵同待遇，幾至不能支援。來此間後，甚承優待，生活優越多矣。”
宋希濂回憶：“生活環境一改變，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規律，寫詩詞，刻圖章，舞文弄墨，頗有點悠然自得。以至於不久我的部屬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討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應。”
其實，另懷心思的宋希濂始終在琢磨如何說服瞿秋白。他曾專門下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談政治，頭一個同他正面交鋒的必須是我！”
而在此之前，瞿秋白早已經歷過多次審訊，刑罰、鐐銬等一樣沒有少，只是對他這樣深邃而堅定的人來說，這一切從來都沒有效果。
不久，譯電員又送來南京和東路總指揮部催問瞿秋白情況的電報，這已經是宋希濂第三次收到上方敦促的訊息了。
宋希濂一邊品讀著瞿秋白書寫的小楷詠梅詞《卜算子》：……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一邊思考著現在瞿秋白的心態，盤算著如何交鋒。
醞釀既久，宋希濂感覺時機差不多了，他決定單獨提審瞿秋白。
躊躇滿志的宋希濂滿懷著期待一擊致勝，他在想：
降服瞿秋白這樣聲望極大、位置及高的共產黨領袖，讓他公開投靠到國民黨方面，這將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一個成功打擊，同時也是宋希濂個人為蔣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勞……
但宋希濂怎麼也沒有料到，外表體弱神傷的瞿秋白，心中卻有一把利劍，迫得他步步退守。
第二天上午，經過三個小時的舌戰，宋希濂鋪墊已久的苦心策劃，徹底宣告失效。
時隔四十多年後，回憶起當年的場景，宋希濂依然歷歷在目。
“請用茶。”來到瞿秋白房間的宋希濂笑臉相迎：“瞿先生，這些天我們的陳軍醫都用了些什麼藥？你的病情有好轉了吧？”
“謝謝。”瞿秋白平靜地回答：“我早已講過，目前的處境，作為囚犯，我服藥只是為了解除點病痛，已用不著做認真的治療。”
“瞿先生，你太悲觀了。坦率地說，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學時就拜讀過你的文章，那時慕名而不得見。今天在這種場合相見，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雖有軍務職責在身，仍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感慨……”
瞿秋白很快打斷了他的話：“我不想判斷你講這些話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說，第一，任何語言改變不了我們今天相對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運最終並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講這些怕也是多餘的吧。”
“瞿先生，我讚賞你快人快語。主宰你命運的是最高當局，委員長本人。但我是這裡的最高長官，直接對委員長負責，向最高當局反映情況是我的職責。我希望我們能開誠佈公地談談。”
“談什麼？你發問吧。重複的話，我不想說。我正在寫東西，我的時間不多了。”瞿秋白已是不太耐煩。
“你正在寫什麼，可以談談吧。”
“寫完後可以公之於眾，也會送給你看的。……但是，這裡邊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名單，也沒有紅軍的軍事情報。如果你今天要問的是這些，那是會白費時間的。”瞿秋白很是坦蕩。
“我看先不要封口為好，隨便談，說到哪兒算哪兒，好嗎？”宋希濂還在迂迴。
“那麼，宋先生，我可以先問你一個問題嗎？”瞿秋白忽然以攻為守。
“聽便。”
“你說上中學時就讀過我的文章，請問你當時對我在文章中所宣傳的主張，是贊成還是反對？”說到這裡，瞿秋白那雙充滿倦意的目光忽然發亮。
“我曾經相信過你的主張，走了一段彎路。”宋希濂很直爽，接著又提高嗓門：
“但是，眼前的事實證明，你的那套主張在中國行不通。不僅七年前我本人拋棄從前的信仰做得對，就是在今天，我還想奉勸你也做一名三民主義信徒，以發揮你的才華。因為只有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才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笑出聲來，“宋先生講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辯論什麼主義是真理，還是要規勸我也隨你走同一條路，歸順蔣介石？”
“開啟天窗說亮話，兩者兼有，出發點是為先生的前途著想。”宋希濂的答覆很乾脆，他感覺審問順利進入了正題，開始有些自鳴得意。
但他沒想到瞿秋白後面的回擊是步步為營，一針見血：
“我原本認為，此時此地爭論這些問題，未免不合時宜。既然你有雅量讓我爭辯，我只好奉陪一下。
宋先生，恕我再問你，1924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實行國共合作，那時你在什麼地方？”
宋希濂先是一怔，接著回答道：“那時我剛從長沙奔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
“那好。”瞿秋白說：“因為你提出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問題，使我想起自己曾經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時，我便粗略地研究過三民主義。
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可稱道的是，孫先生順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斷地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兩黨合作，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學說即新三民主義，在當時的確起著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作用。
但時至今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人民，是名副其實的法西斯蒂，還有什麼資格談論三民主義呢？
……好了，我還是那句話，現在爭辯這些不合時宜，你我都不必浪費時間了吧！”瞿秋白說完起身要走。
宋希濂心中十分惱火，臉上卻不得不裝著很平淡的樣子，習慣性地用手指敲著桌面，冷冷地說：“瞿先生，共產主義在中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談理論，而是要看事實！”
宋希濂有意地加重了“事實”這個詞的語音，接著又說：“請看當今黨國政令一統天下，委員長秉承先總理的宗旨，實行三民主義，全國民心歸順，乃大勢所趨。
共產黨自民國16年之後，苦心經營了若干山頭，如今已蕩然無存。以至於像瞿先生這樣的頭面人物，也落到今天這種地步……
你既不願爭論這些，我也就說到此為止。但我想鄭重地提醒你的，是別忘了眼下你自己的處境。
時至今日，你還沒有對我們講一點有關共黨和匪區的有價值的情況，這對你是很不利的！”
“說得好！這最後幾句話才是你今天繞著大彎子找我談話的本意，也是為多日來想完成蔣介石給你任務而使的小手段！”
瞿秋白直視宋希濂：“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訴宋先生，幾年來我身患重病，在蘇區所做工作甚少，管過一些掃盲識字辦學校的事，你不願意聽這些吧？
至於其他情況，我早就說過，無可奉告。我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十分清楚。蔣介石決不會放過我的，我從被認定身份之後就沒有打算活下去。
我唯一的希望，是讓我把要寫的東西寫完，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應該感謝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醫療上優待我，使我有條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後幾件事。
但是，宋先生，我鄭重地告訴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蔣介石交給你的任務，那將一定是徒勞的。
好了，紙已戳穿，我們的談話也該結束了。”
宋希濂無言以對，從此再也沒有來找瞿秋白進行這種審問談話。
後續中統小組又不斷派人來勸降，歷時6天，9次勸降，7次為勸，2次為審，皆無所獲。
期間是各種遊說：“不必發表反共宣告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或者擔任大學教授都可以。”
“中央是愛惜你的才學我們才遠道而來，你的家屬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給你開個追悼會，你覺得好嗎？”
但任憑敵人在耳邊鼓譟，瞿秋白都是靜靜地回應：“何必講這些呢？我死就死，何必講什麼追悼會呢。”
只在最後，瞿秋白平心靜氣地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6月15日，中統勸降小組徹底放棄，敗興而歸。隨後宋希濂接到了蔣介石的電令：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
接令後的宋希濂把師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政訓處長和陳軍醫召來，向他們宣讀命令並安排落實。
師參謀長、軍法處長、政訓處長都異口同聲地回答執行命令，一直隨身陪伴瞿秋白的軍醫十分沉默，沒有說話。
6月17日中午，向賢矩跟隨陳軍醫來到瞿秋白的房間，瞿秋白正在聚精會神地給一名衛兵刻圖章。他頭也沒抬地順口說道：“請坐，稍等片刻。”
看到勤務兵端進來一大盤酒菜，瞿秋白有些疑惑，站了起來問：“今天是什麼日子？參謀長還親自來作陪。”
“不要客氣，瞿先生，隨便喝點，請坐，坐。”向賢矩客客氣氣地招呼瞿秋白對坐。
坐下來之後瞿秋白發現陳軍醫的臉色不好，始終沉默。想起此前形影不離的軍醫一反常態地整個上午未曾露面，瞿秋白已經預感到了什麼。
大家都沒再多說，坐下來吃飯，向賢矩提酒與瞿秋白對飲起來。
漸漸地有了醉意之後，向賢矩開口了：“瞿先生，你住在這兒有一個多月了吧？”
“我不記日子。怎麼，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的筷子。
“是的。”向賢矩板著臉說：“好在你多次講過，從被俘後就沒有打算活著出去。
現在，南京最高當局來電，命令就地槍決，可以成全你了。……你有什麼話要說，有什麼後事要辦，可以直說，我們將視情況而盡力為之。”
瞿秋白很坦然：“我早就等著這一天了！這樣做才符合蔣介石其人的作為！我提議，為你們提前給我送行，乾杯！”
這一次向賢矩沒再舉杯，面無表情地端坐著。
陳軍醫早已惶然失神，說話也語無倫次：“瞿……瞿先生，你還……還有什麼事要辦的，儘管說。”
“我一切準備就緒。”瞿秋白的回答乾淨利索：“我唯一的要求，是委託陳軍醫將我身邊的一些遺墨，在我死後寄給一位武漢的朋友，請參謀長報請宋師長照準。”
向賢矩當場答覆：“好說，好說，你寫的那些東西對我們沒有用，我想宋師長會照準的，請瞿先生放心。”
6月17日夜晚，是瞿秋白人生中最後一個夜晚。這一晚，瞿秋白服用安眠藥，他睡得很沉，但陪宿的陳軍醫竟是徹夜未眠。
當晚，沉睡的瞿秋白“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嗚咽，如置身仙境。”
清晨時分，詩興濃濃的他“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剛剛書寫完詩詞，特務連長來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槍決令。換上了新洗淨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瞿秋白再次伏案，匆匆揮毫，留下絕筆：
方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煙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
書畢，瞿秋白擲筆整衣，昂首走出房門，只見陽光灑滿院落，兩排站立著上了刺刀計程車兵。
抬頭望了一眼山坡不遠處二樓的窗戶，上面低垂著帷幕，那裡是宋希濂的辦公室。
瞿秋白應該不會想到，此時宋希濂正一個人悄悄地站在視窗，滿懷心事的他挑起窗簾的一小角，遠遠地望著獨立院中的瞿秋白。
宋希濂想起了前一天下午的場景，師參謀長向他面報時說起：“午間酒後瞿秋白曾說，你們的宋長官在生活上優待我，秋白想訣別時能同他對酒致謝，不知他敢大駕光臨否？”
話沒說完就被宋希濂當即打斷，他冷冷地回應：“優待他是為了軟化他，化敵為友。委員長已決定處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還成什麼體統？”
但是此時，當宋希濂在辦公室聽到下邊院中的傳令聲，想起他曾經崇敬過、仰慕過的共產黨領袖，卻情不自禁地挑起窗簾望上一眼。
瞿秋白走出三十六師師部的大門，腳踩著行進的節拍，輪流用俄語、漢語高歌：“英特耐雄納爾，一定要實現！”
一路上，沿途的老百姓駐足聆聽，注目送行。一時間風停樹靜，只有悲壯的歌聲迴盪在山城上空……
據《大公報》6月18日長汀通訊記載：
至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桌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
酒半乃言曰：“人之公餘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
繼而高唱《國際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氣。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後衛士護送，空間極為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顧，似有所感也。
走到長汀西門外的羅漢嶺下，群山環抱，綠草萋萋。瞿秋白環視四周，遠眺是蒼翠峰巒，近處是山野田園，從容地對劊子手安靜點頭：“此地甚好。”
爾後，他盤腿而坐，含笑飲彈。
作家梁衡曾寫道：“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知曉瞿秋白英勇就義後，魯迅異常激憤：
“中國事實早在意中，熱心人或殺或囚，早替他們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極像。但我以為哭是無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盡一分力，不必一時特別憤激，事後又悠悠然。”
“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為黨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殺不掉的，是永生的！”
6月18日，瞿秋白犧牲的當日，中央紅軍的主力來到四川懋功地區，與四方面軍會師。
經過了九死一生的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的兩支最重要的武裝力量，終於勝利會合。
殘存的火種，在血雨腥風中頑強地儲存下來。
中國的革命者，始終在生與死的考驗中前行，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思考。
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黨內屈指可數的理論家、宣傳家，瞿秋白始終清醒並自省著。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這是周朝士大夫路過舊都鎬京時，感慨往事留下的詩句。也是兩千年後，瞿秋白在回首往事時，在他的自白序言中引用的第一句話。
斯人已逝！
遺留於世的，除了他和中國革命的種種傳說，還有他那《多餘的話》。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