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一個名叫尹嘉銓的退休官員，給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請求朝廷給他的父親賜諡。這個尹嘉銓原任大理寺卿（正三品），他的父親曾任河南巡撫，而且官聲、人品俱佳。

乾隆對尹嘉銓印象一直不好，認為他藉著請諡之由，以邀孝子之名，所以很惱火嚴詞予以拒絕，而且還下旨申斥，說：“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議處，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輕饒！”

從尹嘉銓這個事件來看，資訊量還是比較大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尹嘉銓為何要給父親請諡？二是尹嘉銓的父親是一個好官，為何乾隆不肯賜予諡號？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尹嘉銓為何要給父親請諡？

諡號，古稱“易名之典”，是朝廷根據大臣生平業績給予的一種稱號，可以理解為蓋棺定論。清代大臣去世後，朝廷有很多的褒獎措施，包括：贈銜給蔭、立碑賜祭、史館立傳、入祀賢良祠、昭忠祠、配享太廟等等。

但對於大臣來說，最看重的還是賜諡，因為其他的褒獎都屬於錦上添花，有最好沒有影響也不大。唯獨諡號不能沒有，因為古代對諡號有這樣的解釋：“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就是說，諡號是評定一個大臣善惡的關鍵指標。

歷朝歷代大臣死後一般都有諡號，且賜諡有美諡、平諡、惡諡三類。但從清代開始，就取消了惡諡，從而變成了予諡與不予諡之別。所以這也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予諡就是表彰認同，不予諡就是朝廷不認可。

清代對大臣賜諡有一套嚴格的制度，康熙時期規定：“京官惟閣臣、尚書、總憲得賜諡，侍郎以下不得與”。事實上，這個制度是被嚴格貫徹執行的，有清一代，二品以下文武大臣通常是不賜諡的，除非有特殊情況，比如文學或武功突出者，皇帝會降特旨賜諡。

同樣是諡號，又分三六九等，清代又以“文”字為諡者最尊。按定例，大臣死後符合賜諡標準的，禮部就會奏清賜諡，並由內閣擬定幾個諡號，然後由皇帝欽定。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諡號最高者“文正”出自特旨，內閣不得擬。

對於哪些人可以以“文”為諡，也是有具體規定的：漢臣不由翰林出身，不得用“文”字。若官至大學士，則非翰林出身亦得諡“文”；滿洲部院大臣，必歷內閣學士，乃得充經筵講官者，可得諡“文”。

這麼看來，以“文”為諡者，必須是翰林出身，又或是非翰林出身而當過大學士者。這個條件是很高的，事實上，清代有很多翰林出身者以及大學士，他們死後未得諡“文”者。比如康熙朝大學士陳泰，武英殿大學士莫洛等，皆屬此例。

大臣出身翰林，又或是擔任大學士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死後所獲得諡號，都不是以文開頭的，但只要是朝廷賜諡，就是對大臣的認可，因此賜諡屬於必需品，一旦少了諡號，就會讓子孫後代蒙羞。

比如康熙朝崑山三徐中的老三徐元文，他是順治朝的狀元，官至大學士，他去世後康熙就沒有按例賜祭葬，也沒有給予諡號。這就是說明康熙帝對他生前枉法之事耿耿於懷，不願意賜給他諡號。

所以，諡號對於一個大臣死後來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榮譽，尹嘉銓給父親請諡，或許像乾隆說得那樣有邀孝子之名的成分，但歸根結底，父親作為二品大員，死後沒有諡號，確實也是子孫後代的一個心病。

再來說第二個問題，乾隆為何拒絕尹嘉銓請諡？

按說乾隆也不算是小氣的皇帝，給一個有政績、有官聲的巡撫一個諡號也合情合理。事實上，清代還是有不少巡撫死後都獲得過諡號的。不僅是巡撫這類高官，還有一些低階官員也獲得過諡號。

比如，強克捷以知縣贈知府，諡“忠烈”，李毓昌以知縣諡“忠愍”，劉欽鄰以知縣諡“忠節”，還有嘉慶時期，滑縣九品巡檢劉斌賜諡“忠義”，等等。

乾隆之所以沒有給尹嘉銓父親賜諡，不是因為他級別不夠也不是他不符合賜諡的標準，而是尹嘉銓違背了“予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的這一原則。

清代以前，大臣死後如果皇帝沒有主動賜諡，那麼原衙門長官以及家屬都可以上奏請諡，不管皇帝準不準，請諡都是符合國家制度的。

可是清代是皇權最高度集中的一個王朝，“朕即國家”的體現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濃重。賜諡是皇帝對大臣的一種恩賞，全憑皇帝個人喜好及意願，大臣私自請諡則被視為蔑視皇權。

再者，尹嘉銓的父親本來就是在乾隆朝去世的，當時乾隆就沒有賜諡，如今尹嘉銓提出請求後，如果乾隆賜諡，則無疑是打了自己的臉，會給臣下一種識人不明的錯覺。

乾隆不小氣但是愛面子，加上他對尹嘉銓其人的印象又不好，所以下旨予以申斥。而且這個尹嘉銓經過這次教訓後仍不知悔改，後來又上疏建議將范文程、張伯行、李光地等人入祀孔廟，結果被乾隆下旨抄家，交部議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