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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後期一般是指安史之亂到唐朝滅亡前，也就是755——907年，不過其一些制度要涉及到安史之亂以前，
這個故事就要從安史之亂以前講起了。唐朝前期實行的是府兵制，簡單說就是耕戰結合。士兵平時都是老鄉，只是每隔一段時間要拉到一個叫折衝府的地方打卡訓練，戰爭時期就直接上戰場。唐初期大家愛國熱情都很高，府兵們也創造了許多豐功偉績。然而時間一久，由於大家熱情降低，加上軍士地位下降、窮人逃荒富人逃兵役，府兵制在開元年間光榮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也就是招募職業軍人
募兵制是唐中後期的一大特色。由於許多士兵是將領自己招募的，節度使們的勢力也就飄起來了。
在實施了募兵制以後，地方漸漸肥了起來，同時中央還給送助攻。說到這就要請出我們熟悉的李林甫同志了，這哥們兒為了鞏固自己在中央的地位，要求節度使老實在邊疆待著不能入仕，作為補償允許他們的職位世襲。另外呢，為了圖方便，中央直接讓很多番將帶著本族的兵當了節度使，這樣地方內部就更團結了。順便說一句，混得最好的番將節度使是唐後期的定難軍，也就是西夏的前身
此時國家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土地兼併導致均田法無法實行，流民大量出現（開元固然繁榮，但是貧富差距也大，參考燈塔國的貧民窟）
於是，在粟特（烏茲別克）人安祿山的帶領下，中晚唐歷史開始了。這時中央是有禁軍的，可那些禁軍的戰鬥力已跟韓國兵差不多，中看不中用，中原人“至老不聞戰聲”。在這種外重內輕的情況下，唐玄宗合情合理地戰敗了。
安史之亂過程不贅述了，不過在安史之亂以後，外重內輕的問題仍沒有解決。大量節度使，包括許多平叛功臣都擁兵在外，跟中央若即若離。
在眾多節度使中，最不聽話的是河朔三鎮，即魏博、盧龍、成德，這仨方鎮的首任節度使都是安祿山的降將，治理的還是安祿山的老巢，想不叛亂也難。西北跟中原的節度使是牆頭草，跟中央時好時壞。其中點名淮西和淄青，也是相當不聽話。東南節度使則是妥妥的乖寶寶。
到唐德宗年間，方鎮的雷終於炸了。河朔三鎮＋淮西和淄青帶著一幫小兄弟叛亂，直接把德宗攆出長安。最後德宗只好給予方鎮更大的自主權。此謂“二帝四王之亂”，四王指河朔三鎮跟淮西四個稱王的節度使，二帝則是唐德宗李適和稱“楚帝”的淄青節度使李希烈
時間轉眼來到了唐憲宗年間，沒錯，就是那個為了迎佛骨把韓愈“夕貶潮州路八千”的唐憲宗。不過，憲宗同志雖然宗教信仰上比較佛系，執政手腕卻一點也不含糊。到元和年間，他瞅著唐朝尤其是東南的發展攢下了些家底，便立刻對不聽話的方鎮下手。先把河朔三鎮安排了，然後是淮西，最後是淄青。這一仗打完，河朔老實了一段時間，淮西淄青徹底蔫了。於是，中晚唐迎來了僅有的中央政府控制全國的一段時期，也是政治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元和中興。盛唐的氣象，一時回來了幾分。
這裡再提一下極品淄青。元和年間淄青節度使叫李師道，是一名妥妥的恐怖主義者。歷史考題上常出現的倒黴丞相武元衡就是他刺殺的。他的恐怖活動還包括火燒洛陽倉庫等等，最後在大勢已去時被自己人幹掉了。
唐憲宗死後，即位的唐穆宗對河朔局面判斷失誤，於是三鎮又割據了——安祿山老巢果然名不虛傳。
之後，唐對方鎮再無有效舉措（更正一下，唐武宗年間李德裕主導過平定澤潞節度使劉稹叛亂的戰役，不過無法扭轉整體頹勢），直到唐末期政治腐敗、土地兼併嚴重，尤其是懿宗和僖宗分外不爭氣，於是起義大規模爆發。唐的生命線，用於從東南向中原輸送錢糧及商品的漕運被切斷，同時東南地區失控，王朝因而崩潰。作為起義領袖的黃巢雖然詩寫得不錯，但作風比李師道還恐怖主義，畢竟吃人不是鬧著玩的。最後，還是黃巢降將，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給了唐最後一擊，終結比賽。唐朝對降將節度使的信任真的很迷......
前面大多說了節度使飛揚跋扈的情況，但事實上大部分藩鎮還是起到了拱衛中央的作用。這些節度使包括但不限於平定安史之亂名將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收復河西走廊的張議潮、東南地區向國家輸送GDP的一眾節度使。藩鎮制度是唐中期重要的改革內容，其既是唐滅亡的原因之一，又是中晚唐得以延續150年的重要因素。
3.皇帝、宦官與士大夫
提到宦官專權，我們普遍會想到東漢、唐和明。不過，明的宦官權力是完全依附於皇權的，東漢的宦官也有外戚制衡。能掌握軍權、左右中央的只有中晚唐宦官。此外，中晚唐宦官還史無前例地發明了養子制度，使得宦官也有了家族。在外朝，中晚唐也發生了持續六朝的“牛李黨爭”。以下詳說。
在唐朝前期，宦官沒什麼權力。到了玄宗時期，混得最好的宦官是脫靴俠高力士，但他至多也只是處理一些無關緊要的政務。
故事在安史之亂的第二年發生了變化。宦官李輔國在靈武擁立了太子李亨，是謂肅宗，逃到四川的玄宗只好當了太上皇。作為擁立皇帝的功臣，李輔國權力大漲，肅宗將中央禁軍交給了他。此後，中央禁軍一直在宦官手裡。
後來李輔國又擁立了李豫繼承皇位，是謂代宗。代宗表面上管李輔國叫爹（尚父），實際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宦官終結者。代宗聯合宦官二把手程元振刺殺了李輔國，隨後程元振掌權。程元振一邊打壓郭子儀等真功臣，一邊進了凌煙閣（凌煙閣除了最初的二十四位後面有加人）。不久，代宗又看他不順眼了，聯合御史大夫王升把他罷免。接任的大宦官叫魚朝恩，德行和程元振差不多，最後被代宗聯合宰相元載乾死了。
魚朝恩掌權期間，除了中央禁軍，手裡還有一支叫做神策軍的部隊。到了唐德宗年間的二帝四王之亂後，原中央禁軍基本打沒了，於是神策軍便接替了中央禁軍的地位。神策軍是個什麼德行呢？
白居易的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或 一作：悉)
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
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此外，魚朝恩時期還出現了大量宦官監軍。所謂監軍，監的是各節度使。有的宦官正義感比較強能夠恪盡職守，但大部分監軍要麼逼反藩鎮，要麼勾結藩鎮。同時，京城的宦官所掌宮市（採購物資，《賣炭翁》裡的黃衣使者白衫兒）以及五坊小兒（飼養寵物）亦囂張得要死。
到了唐順宗時期，皇帝終於要採取行動了。永貞年間，剛即位的順宗熱血沸騰，起用王伾和王叔文，打壓宦官和節度使。二王先從菜的入手，廢掉了宮市和五坊小兒。但當革新派準備收回兵權時，大宦官俱文珍發動政變，貶走二王，逼唐順宗退位。永貞革新於是失敗。
永貞革新又叫二王八司馬之亂。二王指王伾和王叔文，八司馬則是八個被貶為司馬（副州長）的革新派。八司馬中官最大的宰相韋執宜被貶去海南，最有名的則是柳宗元和劉禹錫。
俱文珍搞掉革新派，廢了順宗，立了太子憲宗。沒錯，就是元和中興的憲宗。憲宗年間，宦官權力更大了。一方面神策軍膨脹到15萬人之多，另一方面憲宗設立由宦官擔任的左右樞密使。左右樞密使明面上負責傳達檔案，實則參與要政，與左右神策軍中尉合稱“四貴”。
下一個決定搞宦官的皇帝是唐文宗。唐文宗起用了士大夫李訓和鄭注，二人先設計毒死了大宦官王守澄，隨後決定乘勝追擊。一天，唐文宗聲稱大明宮夜降甘露，讓宦官們進來看，然後計劃讓伏兵把他們團滅。結果伏兵被發現，宦官仇士良讓神策軍把宮門一關，隨後進宮火併掃蕩。宮內擔任群演的文武百官盡數被反殺，皇帝被軟禁，宦官完勝。以下是《舊唐書》關於甘露之變的精彩描寫帝乘輦趨金吾仗。（神策軍）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甘露），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黃而還， 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閣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人，持兵入宣政殿院， 宦官死者甚眾。輦既入閣門，內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閣，逢人即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 屍橫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即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閽寺之勢，仍握軍權
牛李黨爭是外朝官員內戰，雖然時間很長（憲宗到宣宗，共四十年），但過程遠沒有宦官政變血腥。畢竟，唐宋對士大夫都是很文明的，再怎麼胡鬧也只是貶謫而已。
介紹一下雙方主力隊員。李黨——李德裕，標準貴族，官二代，父親宰相李吉甫得罪了牛黨故參戰；牛黨——牛僧孺、李宗閔。要注意李宗閔雖然姓李，卻是資深牛黨。牛黨多為科舉出身，是科場上的朋黨，跟貴族李黨自然不對付。
牛李二黨基本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交替速度參考國民黨和民進黨。一方掌權，另一方被貶，等到新皇登基以後再對調。受到牛李黨爭牽連最有名的是白居易和元稹。雙方的政見衝突主要有兩點：一是人才選拔，李黨支援門蔭，牛黨支援科舉，這個結合雙方出身很好理解。二是對待藩鎮的態度，李黨主戰，牛黨主和，像李德裕本人就曾主導過唐代最後一次平定藩鎮叛亂的戰爭。
到唐宣宗年間，李德裕被貶海南，不久就在海的呼喚中作別人間——似乎歷朝能從海南走出來的只有蘇東坡。於是牛黨慘勝，牛李黨爭結束。
政治方面，唐中期以來三省六部制逐漸瓦解。唐玄宗將原來議政用的政事堂改為最高行政機構——中書門下，其最高長官行宰相職權。這裡的中書門下和北宋二府三司的中書門下是一個。此外，唐玄宗以來，差遣制度廣為實施。說白了，就是皇帝私自指派一個官員幹不屬於他職權的活。久而久之，許多在差遣中出現的崗位被制度化了，比如鹽鐵、戶部、度支。沒錯，北宋的三司也是繼承的唐。
經濟上，中晚唐最重要的人物叫劉晏。可以說，沒有劉晏的話，中晚唐勢必撐不了150年。劉晏是肅宗到代宗時期人，擔任鹽鐵使。鹽鐵使肯定要先改進鹽鐵專賣——劉晏在離產鹽區較遠的地方設立“平鹽倉”來控制鹽價和鹽商，簡單說就是搞國有經濟佔主導。加之劉晏本人精通理財，其執政期間國家鹽業稅收暴漲15倍。
另外，劉晏還整頓漕運，採用專船和軍隊押韻，於是中晚唐才有了東南到中原的生命線。（當時經濟中心在東南，中原需要輸血）同時劉晏利用各地糧倉平抑物價，說白了就是宏觀調控，致敬一千兩百年後的凱恩斯。
再提一下稅法。唐前期稅法是租庸調製。租即繳納糧食，調是繳納布匹，庸是服徭役。不想服役的可以拿租調替，不想交租調的可以拿庸替。然而隨著土地分配日益不均，人們想出了一些別的不去服役的辦法——富人糊弄，窮人跑。到中唐，租庸調就實施不下去了。於是，國家以原來的附加稅代替了租庸調，也就是兩稅法。兩稅是戶稅（人頭稅）和地稅，效率要高得多。對於富人，大活人跟土地是糊弄不過去的；對於窮人，跑到哪都得老老實實交人頭稅。因此，兩稅法不但保證了中晚唐的財政，也被歷代繼承，直到清朝攤丁入畝才把人頭稅廢掉。
再者，經濟重心南移也需要關注。我國第一次經濟重心南移是五胡亂華，第二次就是安史之亂。到了唐後期，東南地區為全國輸送GDP，漕運成了大動脈，揚州等地出現新的國際都市。
文化方面，唐宋八大家僅有的兩位唐朝人都出在中唐。韓柳發起的古文運動使我國的散文有了活力，可以與駢文一較高下。同時，唐詩在中晚唐繼續輝煌，我們今天熟知的唐詩除了李白等人的大部分創作與安史之亂期間和之後。
再說一下宗教：自漢朝傳入中國以後，到中晚唐佛教已經非常興盛了，在佛系青年唐憲宗等人的推動下更是達到了巔峰。按理說宗教繁榮不是壞事，但唐朝的寺院已經有了幾分中世紀修道院的意思——佔據了大面積的土地、財富，成了披著宗教外衣的連鎖大地主。於是，唐武宗年間，著名鷹派李德裕主導了滅佛運動，大量寺院手中的土地、生產力被解放，算是緩解了晚唐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