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林匹克中豐富的民族主義價值意蘊使其成為建構西方民族主義的有效手段。透過深入認識現代奧林匹克建構西方民族主義的內在邏輯，能更好地認識現代奧林匹克在構建西方民族主義中蘊含的價值追求和政治主張。
現代奧林匹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
第一階段（1894年至20世紀末），現代奧林匹克的誕生與西方民族主義的演變。在這一階段初期，歐洲民族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狹隘極端的國家民族主義盛行，國家戰爭連續不斷，世人嚮往安靜祥和的世界。現代奧林匹克的創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啟了以奧運會為核心的偉大國際主義專案，期待透過舉辦世界人民廣泛參與的、帶有和平理想的奧運會，構建一個超越傳統地域性邊界領土國家的理想國際民族社群。然而，伴隨奧林匹克的成長，新舊歐洲殖民地強國的相互圍獵在體育地理與政治地理的夾縫中展開，民族國家對獲取奧林匹克承認和奧運會勝利的渴望初現端倪。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後，全球傳播技術極大提升了奧運會的聚焦效應和影響力，各國更將舉辦或是參與奧運會作為展示國歌、國旗和國服等國家民族文化推介的平臺，將取得奧運會的勝利視為強化民眾對國家的歸屬忠誠感和增強國際認同的重要途徑。在這個時期，現代奧運會作為西方國家政治文化的宣傳陣地和灌輸民族感情的平臺價值更加突出，奧林匹克建構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色彩濃厚。
第二階段（21世紀初至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奧林匹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互動更加微妙複雜。一方面，西方霸權國家將奧運會視為政治工具的趨勢更加明顯，為了維持自身體育強國地位，不惜給國際奧委會施加壓力，公然對他國的體育活動進行干涉。另一方面，伴隨新興國家在體育領域的發展，其在奧林匹克中思考與追求自己國家民族主義建構的同時，也對西方霸權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進行大膽回應。此外，國際奧委會也加強了對奧運會民族主義的防禦能力，採取了包括專案改革、重視女性和難民體育等措施。因此，對這一時期西方國家利用奧林匹克建構國家民族主義需要進行新的思考。
現代奧林匹克建構西方民族主義的理論依據
西方國家關於民族主義建構的豐富理論成果，對於解釋奧林匹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互動實踐提供了依據。在眾多民族主義形成的研究正規化中，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族群—象徵”主義。“族群”強調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原生元素，是民族主義自發演進的基礎。“象徵”強調建構民族主義主觀能動性，是利用現代元素努力建構民族主義的主動過程。將“族群—象徵”主義理論正規化效用應用於奧林匹克特定主題下，能更為科學合理地闡釋奧林匹克構建西方民族主義的內在邏輯，能為目前一些空泛的斷言提供必要的修正。
第一，奧林匹克的體能文化是建構西方民族主義的 “族群原生”因素。體能文化是伴隨人類在生產、生活實踐中與生俱來併發揮功能而逐漸形成的社會特殊文化，雖然各民族由於生存和發展環境需要不同而產生不同形式的體能文化，但不同民族體能文化卻蘊含著人類追求的眾多價值，包括力量與美、戰勝困難、超越自我等精神，這是現代奧林匹克的核心部分，是促進各民族共同體敘事的要素，是奧林匹克建構民族主義的基礎。再則，體能文化是關懷人類生命健康的文化哲學，對凝聚民心、增強國家認同有著特殊功能。總之，奧林匹克體能文化所具有的超強吸引力，足以讓沒有血緣關係、文化共性的觀眾產生共鳴，理應在構建民族主義中發揮特殊價值。
第二，奧林匹克建構民族主義的主觀元素，來自奧林匹克中的政治、經濟等社會價值，是政治精英們對奧林匹克原生文化的一種深思熟慮“發明”或對伴隨奧林匹克逐漸演變的族群聯絡的重新詮釋。奧林匹克中被認可的遊戲規則、儀式程式、象徵符號等“發明的傳統”具有強大的歷史記憶和歷史基因，是被西方政治精英們視為能灌輸情感和價值觀的象徵元素，透過向國民重複灌輸奧林匹克中這些易於接受的、更具同質性的規則及價值觀，來推動形成具有共同價值觀、共同信仰的民族群體。無論是在奧運會中獲得勝利還是成功舉辦奧運會，國族榮耀都會油然而生。相較其他領域，體育領域的共同參與歸屬感，能讓不同群體“局外人”易於形成“我們”的群體認同，有利於形成具有同質性的“想象社群”。因此，現代奧林匹克被西方政治精英們當作建構理想國家民族主義的重要工具。
現代奧林匹克建構西方民族主義的實踐邏輯
第一，充分挖掘奧林匹克構建民族主義的原生元素。西方政治精英們善於挖掘奧林匹克建構國家民族主義的原生元素，利用體能文化激發國民追求頑強生命力和不斷超越自我的潛能，提供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增強國民的幸福感和國家認同感，透過體育教育促進國民之間的情感共鳴等，在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方面發揮奧林匹克的價值。
第二，大力運用奧林匹克建構民族主義的象徵元素。在整個現代歷史上，西方國家政治領導人都致力於透過優異的奧運表現，透過在幾十億觀眾面前展現本國國旗、國歌等象徵元素，以贏得或鞏固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展示國家強大的形象。儘管美國人聲稱沒有將聯邦資金注入國家奧運隊，但國會始終撥款支援奧運參與者。1978年釋出的《業餘體育法案》，更是投入了數億美元用於籌備和管理奧運會。然而，如果國家純粹把體育運動當作建構民族主義的工具，則容易引發極端或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教訓在奧林匹克歷史上並不罕見。
第三，注重發揮媒體的作用。西方國家媒體針對國家民族主義構建的需要，善於透過生動的影像傳播奧林匹克的文化與精神，建構本國的民族形象，在全國範圍內激發集體意識、記憶和身份，實現國族的“想象社群”，發揮奧林匹克在民族主義建構中“微小而強大的力量”。
第四， 重視奧林匹克與民族主義建構的理論研究。西方學界一直非常重視奧林匹克與民族主義建構關係的研究，產出包括 “想象體育民族主義”“平庸體育民族主義”“殖民體育民族主義”等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學說。從理論上分析奧林匹克、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有助於對各種理論概念的效用進行批判性評估。這些理論概念對於探索奧林匹克特定主題下的國家民族主義構建也具有重要意義。
對現代奧林匹克建構西方民族主義邏輯起點的梳理，不僅是為了理解西方政府利用奧林匹克建構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和行為路徑，更是希望在未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中能充分挖掘與利用奧林匹克構建民族主義的積極社會價值，在促進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民心相通、增信釋疑，構建和諧世界方面發揮功能。
（作者系外交學院基礎教學部體育教研室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