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諾又辭職了。
2015年2月，時任麥肯錫全球合夥人的李一諾帶著偷窺首富的獵奇心理，走進了比爾·蓋茨在西雅圖的辦公室。
她好奇比爾·蓋茨為何要做慈善，而且不光捐錢，還要做基金會。比爾·蓋茨告訴李一諾，他曾對世界的理解是“人人各司其職”，他是微軟CEO，就把公司做好，衛生醫療問題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糧食問題交給聯合國糧農組織。
但後來，他發現在影響數億人的貧困、疾病和環境惡化等重大問題上，仍然存在巨大的真空。
比爾·蓋茨給李一諾舉了瘧疾的例子。世界上有30億人受到瘧疾的威脅，每年有2億人得病、40多萬人死亡，其中近70%是5歲以下的幼童。這樣一個能死人的病，全球每年對此投入的研發經費是5億美元，一個很荒謬的對比是：全球每年針對男性謝頂的研發投入是20億美元。
哪怕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個人能做的也是有限的，於是他成立了蓋茨基金會，在世界各地奔走“要錢”，填補影響著人類生存問題的真空。
李一諾和比爾·蓋茨
這次會面之前，李一諾見到的是市場正常執行的、中產階級的世界。她身上的標籤奪目：清華大學學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在麥肯錫僅用六年時間就晉升為全球董事合夥人，擁有明朗的職業前景、不錯的收入。
作為38歲的職場女性、三個孩子的媽媽，這些保障對她十分重要。然而，那次經歷像是為李一諾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視窗，一番權衡掙扎後，她決定放棄當下的穩定中產生活。
她辭去麥肯錫的工作，降薪三分之二，成為了蓋茨基金會北京首席代表，拖家帶口回到了中國，從商業世界轉身投入到中國扶貧、中國藥監局改革、中國農業經驗支援非洲發展等慈善專案中。
如果說這一次辭職讓李一諾看到了世界的背面，那麼五年後的再次辭職，則是為了看見真實的自己。
2020年初，李一諾帶著母親和三個孩子去美國，計劃小住一個月，可疫情爆發，回國航班取消，一家人至今困在他鄉。蓋茨基金會從1月起全面投入抗疫，李一諾需要跨時區工作，每天從早上7點到凌晨2點，在任職期滿五年的最後一段時間，去推動那些應做的、能做的事情。
在職場的十六年，李一諾還和丈夫華章聯合創辦了公眾號“奴隸社會”和一土教育，一個關注內心成長，一個關注兒童創新教育。離開職場後，李一諾仍在探索更廣義的關於人內心和精神上的教育。她笑稱現在的主業是生活，待孩子上學或睡去，便透過寫作來梳理自己，亦是對女性底層困境的再思考。
那些高光時刻外，與無力感奮鬥的故事，促成了新書《力量從哪裡來——面對每一個不敢》問世。十點人物誌藉此機會，和李一諾聊了聊關於女性困境與自我接納。
李一諾新書《力量從哪裡來》
以下是李一諾的自述。
社會結構困境下的女性
我的過去，是從一個個“不敢”中跌跌撞撞而來的。初到美國，不敢說英語；職場起步，不敢開口，不敢成功，不會當領導；人到中年，不敢要孩子，不會教育孩子，生活、工作無法平衡；面對自我，不知道“我是誰”，因而不敢 “不完美”。
誠實地回顧每一個選擇，當中都有很多自我懷疑與恐懼。
2005年夏，我入職麥肯錫。從一個每天穿著隨意、泡實驗室的窮學生，轉場到每天西裝革履的商界新人。我很不適應，覺得自己根本不屬於這裡。
工作上要求的能力，我只要努力就能獲得，但職場裡往往有很多“隱性要求 ”。比如，女性要穿什麼牌子的衣服，用什麼牌子的化妝品，拿什麼牌子的包，才能讓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職場精英。
就這樣，我只能邊幹，邊學，邊裝。一年後在日本開展的專案中，我負責一個特別複雜的病患模型。一次開內部會，我向領導們彙報資料模型的進展，整個過程非常緊張，生怕模型的結構或者我預想的假設有問題。
彙報結束後，我起身小跑去廁所，突然被一位以高標準、嚴要求對工作挑剔聞名的德國領導叫住。我心裡一緊，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停下腳步，回頭看他。他從會議室探出頭來，對著我喊：“一諾，我就是想告訴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在通往廁所的窄道上，那一刻，我有種光照在自己身上的感覺。職場新人時期，是別人的認可給我帶來了自信，我也逐漸做到了中層，成為了專案經理。
李一諾（攝影師：玄力）
大概是同一時期，我開始關注性別議題。當時在經理層的優秀女性有很多，但到了高層，女性就明顯減少了，而我自己也沒有想過做領導。
公司裡有個我非常看不慣的美國白人男性領導，誇誇其談，不做實事，常把團隊的工作說成自己的功勞。我想，如果上層領導都是這樣，那我不如離職算了。想到自己是因堅持原則而離職的，我還有一種莫名的崇高感。
我給曾經的專案經理康妮打電話，她是個子矮小，看上去柔弱但特別有見地的新加坡女士。她聽了我的吐槽，告訴我：“唯一能讓你自己堅持的東西成為現實的辦法，就是你自己當領導。”
她的話對我是當頭棒喝，我也開始改變心態。
作為女性，我們似乎總在等待認可。有次訪談讓我給自己的領導力打分，我說100分。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女性問題，我給自己100分不是我自大，而是說應該摒棄這種外部的標尺。
我們需要做的轉變是從尋求認可到尋求支援。當你真正清楚我想要什麼，就會去思考周圍的一切怎麼能夠變成我的資源。
男性是反過來的，他們很少會涉及這個議題，我覺得這對男性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綁架——似乎男性就應該高大，是主導型。
這裡也有職場環境對女性的結構性限制。2018年美國勞工部發布的世界各國勞動參與率中，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接近70%，很多人，包括女性朋友都覺得很自豪，說婦女托起半邊天。
但這個資料背後，透露著另一面真相：
在企業高管和政治參與度方面，中國女性的參與水平並不高；
女性相對於男性，有巨大的、沒有報酬的付出（包括做家務、照顧孩子和老人）；
就算在有償工作的市場，不管是在城鎮還是在農村，女性和男性的工資差距都比較大，而且越來越大。
女性領導少，並非自身不夠努力、不夠勇敢。脫離社會背景去單純評價和批判女性的個人選擇，是非常片面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共識與相應的社會支援。
職場媽媽需要一個“老婆”
成為麥肯錫副董事之後，我經常是會議裡出席的少數女性之一。2010年，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產假剛結束時，有個德國客戶在上海做專案，經過漫長而周密的準備，我們贏得了這個專案。
我一方面覺得非常高興，另一方面心裡打鼓，因為為期四個月的出差要開始了。
我現在還記得做背奶媽媽（指利用工作間隙儲存母乳，晚上帶回家給孩子當次日口糧的職業女性）的狼狽時刻。我向客戶的助理借了一間辦公室，她說坐這間辦公室的經理出差了，我可以用一整天。於是我把吸奶的器具放好，拿出奶泵戴在身上，開啟機器開始泵奶。
與此同時，我需要參加一場電話會，我戴上耳機，為了不讓其他人聽到奶泵的聲音，我得把耳機線上的麥克風舉到嘴邊說話。這樣舉著胳膊不舒服，我就站起來，胸前吊著那兩個奶瓶子，瓶子連著管子，管子連著泵。
我以為那間辦公室一天都不會有人來，於是我僅僅關上門，既沒鎖門，也沒遮擋自己。就在我這樣姿勢誇張地開著電話會的時候，門突然被推開，那個應該在出差的經理徑直走了進來。
我當時就懵了，當然他也懵了，連說對不起，倉皇地退出了辦公室。
工作和母親的角色如何平衡？我的答案是：平衡不了。
美國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的書The Second Shift裡有一句話：職場媽媽最需要的是一個老婆，因為現在的職場規則和邏輯都是為了有太太在家帶孩子的男性設計的。
職場媽媽沒有老婆，所以更需要自我關懷，放棄完美。孩子偶爾玩了不該玩的玩具，吃了不好的東西，你做了一次無效的溝通，都沒什麼。我有了三個孩子後，最先被打垮的就是那個曾經的“我能行”和“不好意思”。忙不過來，就要主動尋求和安排幫助，求助物件除了孩子爸爸、家人、阿姨，還可以有好朋友、孩子同學的家長等。
有無數討論“職場媽媽”的議題，卻很少有人討論“職場爸爸”的問題，這本身就是問題。大部分爸爸承擔的家庭角色是遠遠低於媽媽的，社會預設是媽媽在帶孩子，爸爸只是幫忙的角色，往往還幫不好。
我後來想明白了，要對男性降低預期，但這不意味著放棄，而是進一步看到爸爸的“優勢”，爸爸的“不靠譜”有時候正是孩子喜歡的“好玩”。
2016年我們創辦了一土學校，我走進教育行業後，才發現媽媽不用成為超人。我曾看過一個展，叫“一米高度看世界”，一米就是兒童看世界的高度。真正的教育是平視孩子，理解孩子，這一個讓人謙卑的過程。
當你居高臨下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也會覺得很累。當你把自己變成小矮人的時候，你就可以跟孩子玩得很好。
我們這幾天和朋友一家住在酒店，孩子們買了遙控的小機器人，讓它們在地上賽跑。正好那天下雨，我把大家的雨靴拿出來，擺成賽道，讓機器人可以繞著雨靴走，孩子們玩得特別高興。
朋友說：“我來之前給孩子反覆灌輸，‘酒店的地毯是最髒的，所以你們千萬不要在地上玩兒’，沒想到你不僅給他們玩兒，還把膠鞋拿過來當障礙物。”
孩子看到的就是“我要玩兒”嘛，不會想到地毯髒不髒。
看見冰山下的自己
因為疫情，我和孩子相處的時間比以前要多很多，其實一開始我是抗拒的。在北京有阿姨和司機，但在美國，所有事情都靠我和媽媽。
開車、採買、陪孩子上網課，我總覺得很多事情不該我做，我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可是什麼是重要的事情呢？工作掙錢嗎？
疫情對所有人的生活都造成了衝擊。以前大家對生活、對工作都有計劃，都希望事情按照規劃進行，疫情後發現，很多計劃都會泡湯。這個衝擊其實會促使我們做某種反思，去面對不確定性。
我發現自己變得更願意傾聽孩子。2020年快開學的時候，我們要買一輛二手車送孩子上學，10歲的孩子問我：“媽媽，為什麼我們不能買一輛坦克？我覺得如果你開坦克送我去上學，那會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我的第一反應是“胡鬧！買什麼坦克？”可是當轉變心情想一想，為什麼不可以呢？於是我對兒子說：“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想法，我們討論一下。你看街上為什麼沒有人開坦克呢？”
於是他開始查資料，認真研究，一會兒來告訴我：因為坦克太重了，會把路軋壞；坦克有履帶，履帶會把地弄壞。一會兒又查到有用輪子的坦克，二手坦克幾萬美元，和小轎車差不多，並非不可以接受。接著他又發現大家不開坦克的主要原因是耗油，他算出來耗油量是一般車的40倍。於是他說：“媽媽咱還是不買了。”
這個過程對我非常有啟發，如果是我以前的那種狀態，會覺得這是胡思亂想，敷衍幾句就過去了，錯過了有可能會深入進行的有意思的對話，看不到這種生活裡的寶藏。
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因為我的一些外在標籤：清華大學學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曾經的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合夥人、蓋茨基金會中國辦公室首席代表，“奴隸社會”公眾號和一土教育的聯合創始人，有馬甲線的三個孩子的媽媽，等等。
李一諾（攝影師：高遠）
如果用冰山作比喻的話，你什麼學校畢業的，做什麼樣的工作，有什麼樣的房子和車、在什麼樣的城市，其實都是冰山上面的東西。而一個人的根基，實際是在冰山下面。
2020年聖誕節，我任職期滿，正式離開蓋茨基金會，以前我有明確的職業標籤，但進入2021年，我就只是我了。
從蓋茨基金會的工作以及透過“奴隸社會”聯結公益人，再到我在教育和公益領域的行動，這些年的經歷似乎畫了一個圈。
我得到的啟發是：世界和我們每個人有關，助人就是助己。
我覺得蓋茨基金會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就是為GAVI(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提供了7.5億美元今的種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實現了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統性改變。15年來，全球有5億兒童接種了GAVI的疫苗，避免了700萬孩子的死亡。
可能和蓋茨相比，我們每個人的財富都相差甚遠，但每個人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共同為一個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努力。
我現在的目標是做一個孩子喜歡的人，孩子才不會在意你是什麼博士、合夥人，他就看你這個人是不是好玩。以前我總是給孩子打分，打個8分不錯了，“你還可以更好，你看誰做得更好”。
在老二5歲的時候，我問他給我打多少分，他說一億分。
孩子對我的愛才是無條件的愛，而我們對孩子的愛其實有很多條件，還把它給正義化了，覺得“我是為你好，讓你進步，讓你適應社會，讓你在競爭中勝出”。孩子卻從來沒有說：“媽媽，你老了或者你胖了或者你工作失敗了，我就不愛你。”
人的成功，其實一定程度上就是活回孩子的狀態，一種不評判的、有趣的、充滿好奇心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