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世界各國的領導人中，毛主席可以算是最愛讀書的一位了。儘管半生戎馬倥傯，毛主席卻從來沒有中斷過讀書，即使在長征途中還不忘找鄉親借《三國》來讀，他生命的最後一天還讀了將近3個小時書，之後才溘然長逝。毛主席晚年的居所菊香書屋中，藏書不下10萬冊，甚至他的床上都堆滿了書。正是愛好讀書造就了這樣一代雄才偉略的領袖，橫槊賦詩、皆成文章，引用用《三國》中的詩句可稱：“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
毛主席讀書的特點是涉獵廣泛，而且能夠將理論活用到實踐中，建國後他尤其喜歡讀《二十四史》，這個系列史書貫穿了他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年。這其中，三國是他最喜歡的史書之一，而且多次在工作生活中活用典故；他讀《三國志》這樣的正史，也讀更偏重文學創作的《三國演義》，兩者之間批判吸收、互為補充。
1957年11月，時值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毛主席受邀帶隊出訪蘇聯。工作間隙他曾饒有興致地問身邊的翻譯人員李越然同志：“你說說，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誰更厲害些？”這一下子把李越然問懵了，毛主席接著說道：“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是把他扮成大白臉，其實冤枉。”從毛主席歷次的講話和讀書筆記來看，他對諸葛亮和曹操兩個人都是很欣賞的，但是如果必須二選一的話，他的選擇無疑是曹操。
毛主席評曹操：魏武揮鞭，換了人間
明清小說的橫空出世，使得《三國演義》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完全蓋過了《三國志》以及其他任何正史，曹操“亂世奸雄”的形象也隨之無數次地被臉譜化，他在京劇舞臺上成了永恆不變的“大白臉”。
毛主席卻主張客觀評價曹操。他認為曹操是漢末以及三國時期對國家再次統一貢獻最大的歷史人物，貢獻超過了三國的其他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在制度上，曹操善於選用人才、唯才是舉，推行法制、抑制豪強；在生產上，他推行屯田制，疏浚河道、發展農業生產，使百姓富足、國力強盛；在軍事上，他統一北方、創立魏國，“不殺降”的政策展現出恢弘氣度和大局為重的戰略眼光。毛主席也很喜歡曹操的詩，認為其“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還特地寫了首詞致敬曹操的《觀滄海》：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浪淘沙·北戴河》）
“名為漢相，實為漢賊”是封建文人貼在曹操身上的最為臭名昭著的標籤，在這個事情上毛主席是認可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的翻案的：曹操說自己獨攬大權是“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又說“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大概意思是說自己當然不讓為平天下掃平障礙，大業未成不能讓位，但是所受封賞可以推辭不要。事實上，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評價一個人也只能就事不就心，哪怕曹操有竊據漢室的心思，但終其一生並未邁出那一步。如今很多試卷、甚至公考試卷上經常出現這樣一道經典的題目：曹操上東漢末年還是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
評功論過，毛主席也指出了曹操的一些問題。比如曹操戰勝張魯後，不聽建議攻打立足未穩的劉備，後來悔之晚矣；又比如曹操下令“敗軍者抵罪”，自己親自統兵的赤壁之敗卻隻字不提。但是這些缺點只是小過，他的功卻是利在千秋。毛主席認為，反動士族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為維護封建統治把曹操刻畫成“白臉”，這是歷史冤案，後來在毛主席的倡導下，史學界和戲劇屆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曹操翻了案，如今京劇舞臺上曹操的白臉上面，眉心位置填了一顆紅點，表示曹操不是壞人。
毛主席評諸葛亮：始誤於隆中對，關鍵時刻用人失當
如果說“白臉”的曹操是《三國演義》中的頭號反面人物，那麼諸葛亮則是沒有任何陰影的正面人物，甚至是政治、軍事、智謀、外交、科技發明全面發展的“五好青年”，後世文人也極力太高諸葛亮的地位，無怪乎魯迅評價《三國》“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事實上，毛主席對於諸葛亮宣傳鼓動、屯田政策、兵器改良、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才能是相當敬佩的。諸葛亮很會鼓舞士氣，打仗時能夠使得三軍用命，比如老黃忠斬夏侯淵的時候就是由於諸葛亮激出的勇氣，毛主席認為諸葛亮能夠“言忠信，行篤敬，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眾益”，這是需要全體共產黨員學習的。諸葛亮採用屯田制公佈邊防、開荒就業，還發明瞭弩機，一次可以連發10支，大大提升了殺傷力和準確性，“七擒七縱”還顯示了諸葛亮高超的和戎政策，諸葛亮處理少數民族關係的藝術給毛主席建國後處理少數民族關係的工作以極大的啟示。
但是毛主席卻不認可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他認為諸葛亮從隆中對開始的戰略思路就有問題，同時佔據荊州、益州之後兩路出擊攻打秦川的方案看起來不錯，但是荊州、益州有千里之遙，最後導致兵力分散而失去優勢，在事實上導致了關羽大意失荊州。另外，在北伐的關鍵時刻，諸葛亮兩次用人失當導致了千里之功潰於蟻穴，一次是馬謖失街亭，一次是關羽守荊州。毛主席認為在街亭一戰，“亮宜自臨陣”，而不是分散兵力、委責於人，諸葛亮後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在書上做了如下批註：“失街亭後，每出，亮必在軍”。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在赤壁之戰大放異彩，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借得東風等等，但實際上很多都是文藝創作的需要和小說家羅貫中的個人傾向，毛主席在談論赤壁之戰時把功勞記在了“青年團員”周瑜的頭上，認為周瑜才是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
另外，毛主席也認為諸葛亮過於強調戰爭手段，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奪取天下這個過程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誠如《三國志》所言：“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結尾
諸葛亮五次北伐、無功而返，而曹操則是以逸待勞、發展農業生產，一個消耗在行軍途中而未建功業，一個倉廩富足而得民心，成敗已經昭然若揭。英雄不以成敗論，歷史得失卻必須以事實為準繩。在這個層面上，曹操是遠超過諸葛亮的。
我們引申來看，毛澤東對待臺灣問題的態度其實已經隱藏在他對兩位歷史人物的比較中了。毛澤東晚年經常朗誦三國中的名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實際上他一直到去世都惦記著收復臺灣。但是遲遲未動用武力收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主席認為國家百廢待興，最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發展的環境。亂世比拼武力，盛世則只能比拼綜合國力，主席是不想像諸葛亮一樣“連年動眾”而影響生產，要像曹操一樣推行法制、發展生產，等到國力強盛的時候自然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經過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當今盛世，如您所願！想必那個時刻已經不再遙遠了，但不是在今天，不急在一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