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民主與法制》週刊2022年第5期
編者按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發動了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在山河破碎、風雨飄搖、民族存亡的國家危難時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營救愛國志士，嚴懲漢奸敵偽，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調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捍衛法律和民族的尊嚴……
他們以筆為槍，宣傳抗戰“內線”救國；他們以法律為武器，秉公執法堅守國人權益。他們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與全民族命運休慼與共，共同挺起了中華民族全民抗戰不屈的脊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程序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本刊2021年第42期聚焦推出鬱華、周鯁生、楊兆龍、韓德培等在抗戰中不屈不撓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後為序）的英雄故事，本期繼續推出王寵惠、李次山、王屏南、閔剛侯等在抗戰中俠肝義膽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後為序）的愛國往事，既是為了警醒我們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更是為了告誡每一位中國人：落後就要捱打，要以偉大抗戰精神為動力奮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抗戰時期的法律人》系列報道之六
李次山：名震朝野的“一代國士”
文/本社記者 張君
他是一個傳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名震上海灘，為當時律師界的領袖級人物；
他也是一位俠士，因為心懷正義，追求真理，所以“路見不平”總是會“拔刀相助”，不僅援助過許多陷入危困的普通民眾，而且也運用自己的影響力，營救和幫助過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一些我黨重要成員；
他更是一位鐵骨錚錚的愛國者，不畏強權和強敵，也無懼生死與險惡，像一名鬥士一樣，挺身站立在抗日反蔣愛國民主運動的風口浪尖。就連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先生，都對他推崇有加，歎服不已，曾在其撰寫的《忘不了兩個朋友》《七君子事件》兩篇回憶文章中，不無欽佩與讚許地寫道：“他—·二八時期發起組織各團體救國會，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種飛躍猛進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飲食的程式，我是簡直追隨不上。”
這個備受人們欽敬的“他”，就是享有“一代國士”盛譽的律師界著名愛國人士——李次山。
一身俠肝義膽的上海灘律師界領袖
李次山，本名李時蕊，字次山，1887年出生於安徽六安州英山縣（今屬湖北）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年他考中秀才後，由於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對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與沒落產生了深惡痛絕之感，遂放棄科舉之路，來到安慶求取新學。從安徽法政學堂畢業後，他參加了辛亥革命，之後擔任省議會議員，並在此結識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共同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因替討袁義軍起草討袁通電，受到通緝，逃到上海後，在法租界被北洋政府豢養的特務逮捕，被判死刑，收監待斬。當時，他的胞兄李時萼正在江西當縣長，聞訊後變賣家產，東拼西湊，用3000塊銀元買通法國領事，藉口附會治外法權，要求索回李次山，由法租界當局審理李案。北洋政府害怕洋人，只好把李次山移交法租界巡捕房。李時萼此前在去死牢探望弟弟時，見李次山居然還在呼呼酣睡，不禁愕然道：“離死期沒幾天了，二弟你居然還睡得著？”李次山坦然笑答：“我為真理而死，死而無憾，為什麼睡不著呢？”其過人的膽識與豪氣，由此可見一斑。
因為其兄李時萼的上下打點與運作，李次山不久便被法租界巡捕房無罪釋放。此後，李次山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繼續追捕與迫害，亡命日本，其間一面學習日文和政治理論，一面與先到日本的陳獨秀等人商討革命大計。
1915年，陳獨秀回到上海後，創辦了《青年》雜誌（翌年改名《新青年》），吹響新文化運動的號角。次年，李次山也回國參加新文化運動，在《新青年》《公民》等雜誌上發表《青年之生死關頭》以及政治與司法制度變革方面的文章。
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李次山因三弟李時芬在上海刺殺安徽軍閥倪嗣沖的爪牙而被捕，為照顧其妻室子女和坐牢的兄弟，未能隨陳赴京。為謀生計，李次山利用自己深厚的法律學養和功底，掛起律師招牌，由此開啟了他極富傳奇色彩的律師生涯。
李次山出身於平民，也始終是平民的代言人。在成為赫赫有名、收入頗豐的大律師後，他仍然粗茶淡飯，生活儉樸，但卻慷慨救助貧弱者、落難者。他曾目睹一些工人因無錢治病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慘景象，便邀約幾個同道者，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個疾病保險公司，為工人謀些福利，但因為勢單力薄，所以對於龐大的勞工群體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力有不逮。為此，他還利用自己法律特長，積極為勞工們代理訴訟，維護權益。據1936年1月13日《申報》刊載，有一篇《李時蕊、李琳律師代表廣東兄弟樹膠公司工人六百三十四人通告》的文章。透過這篇文章可以獲悉，這樁勞資鬥爭的案子曾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過問，而國民黨正在“清剿”紅軍、氣焰囂張之時，敢於同當局唱對臺戲，公開代表工人打官司的，不唯罕見，而且也需要巨大的勇氣與膽魄。
李次山還擔任過由柏文蔚、王亞樵等皖籍名流組織的安徽旅滬同鄉會和安徽駐滬勞工總會的法律顧問，經常為安徽旅滬各團體和勞工出謀劃策，提供法律援助。此外，他還關注勞動群眾的生存狀況，呼籲政府和社會關心他們的勞動與生活條件。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勞動節紀念號》共約400頁，其中《上海勞動狀況》一文長達83頁並配有照片，是該期《新青年》最長最重要的一份調查報告，而該文作者正是李次山。
李次山以仗義疏財聞名於上海灘，被人稱為李二哥。1923年爆發“二七大罷工”，擔任湖北工團聯合會、粵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的施洋律師被軍閥吳佩孚殺害。上海工人自救會和漳州律師公會要求上海律師公會出面起訴軍閥罪行時，李次山破口痛罵軍閥殘暴罪行，認為律師為人民之法律代表，其職權之尊嚴，連政府也應尊重，軍閥草菅勞丁人命，擅殺律師，罪當公訴嚴懲。但上海律師公會會長張—鵬拒絕出面起訴，李次山非常失望與憤慨，只好自捐現洋撫卹遇難律師和勞工親屬，後來參與發起濟難會。五卅運動中，上海律師界行動起來，大力支援工人和市民的愛國鬥爭。由於李次山俠肝義膽，愛國愛民，敢作敢為，聲譽日高，不久被推選為上海律師公會會長。
當時的上海是中國工商業最集中的都市，又有資本主義各國租界構成的十里洋場，自然成為全國律師人才的薈萃之地。全國著名的律師和法學界元老大都集中在上海，如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上海法科大學校長董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浙江省主席、上海法學院董事長、院長褚輔成；護法國會參議員、浙江省臨時政府秘書長沈鈞儒，1930年當選為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1932年任常務委員；王亞樵胞兄王述樵以及後起之秀史良、唐豪等都加入了上海律師公會。會員由1926年的235人發展到1935年的1247人，在上海各界團體中影響很大，成為全國法律團體的中堅。主持公道、不畏強暴的李次山，由此也成為全國律師界的領袖人物。
同情革命奔走呼號營救陳獨秀
李次山因為經常為包括《新青年》在內的多家報刊撰寫稿件，所以在從事律師職業的同時，也開始涉足新聞領域，並參加了上海新聞記者俱樂部。此後，他因激憤於國內報紙“盡被路透、東方等外國通訊社佔領”的現狀，發誓要辦華人自己的通訊社。
1919年春，他在友人的贊助下，在牛莊路李次山律師事務所門口，掛起了聯合通訊社的牌子。該社以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姿態，活躍在新聞界。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捕。與陳獨秀早有淵源並且志趣相投的李次山聞訊後，密切關注陳的命運，並盡力釋出有關訊息。在此過程中，他不滿足於客觀報道的呆板和侷限，而是動手把訊息改成述評，強化文章貶斥當局、辯駁事理的感染力。《民國日報》6月17日登載李次山的《陳獨秀被捕之真因》，剖析了北京學生運動和陳被捕原因，呼籲國人奮起而營救。除大造營救輿論外，他還動員旅滬皖人籌劃救陳。《申報》6月16日和24日兩次刊載旅滬安徽協會給北京安徽會館的救陳電文。聯合通訊社救陳心急，引人注目，以致當局有人假冒北京政府財政總長王克敏之名發電給聯合通訊社，謊稱陳已獲釋。李次山便將此訊息發表在6月18日的《時事新報》上。4天后他得知上當受騙，極為惱怒，立即揮筆寫了《陳獨秀案之大疑團》，發表在23日的《民國日報》上，指責當局的陰謀與不道，喚起民眾覺醒，籲請政府順應民心儘早釋放陳君。
為救陳，李次山在上海各界名流及旅滬同鄉間奔走呼號，商討救援方案，甚至不惜遊說王亞樵採用炸彈“暴襲”北京政府、暗殺段祺瑞的計劃。儘管此事因準備不足而作罷，但其營救陳獨秀的憂急迫切之情，卻在此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正是在他的遊走“鼓譟”之下，一些同鄉開始了赴京營救行動，於是他放下律師事務所和通訊社的工作，親赴北京活動。在各方營救下，陳獨秀終於9月16日獲釋。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組織，把《新青年》作為中共的機關刊物，李次山成為撰稿人並參與編輯。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當局在環龍路漁陽裡2號的陳獨秀寓所將陳獨秀等人逮捕。李次山立即寫好報道訊息給《時事新報》，於6日發表：“聯合通訊社雲：《新青年》雜誌主編，前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陳獨秀君，昨年以來，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長，爾因身患胃病，請假來滬就醫，星期二（4日）下午二時許，法巡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環龍路2號陳君搜檢……同時將陳君及夫人及拜訪陳君之……五人，一併帶入巡捕房”，而同天的《申報》也報道：“居住在法租界地方之陳獨秀，爾用編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黨主義、勞動主義、新青年等書籍，被特別機關以過激性質，於前日偕同兩探員至該處，抄出是項書籍甚夥……”很顯然，李次山發訊息是帶有掩護性質的，目的是立即告知社會各界關注並營救之。與陳獨秀同時被捕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都是早期中共黨員，他們都與李次山有交往。隨後去陳獨秀住宅訪問的褚輔成、邵力子也是李次山的密友，1919年曾同李次山共同參與營救陳獨秀在北京出獄的活動。這次陳獨秀被捕的訊息見報後，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和多方營救。在社會各界著名人士的呼籲、救助下，加上共產國際的代表與法租界當局談判，並出錢幫助，在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陳獨秀捕後三天就被保釋出獄。法租界當局於26日以罰款結案了事。李次山在第二次營救陳獨秀的活動中，發揮了自己在新聞界、法學界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當局又以宣傳佈爾什維克主義的罪名，逮捕陳獨秀。李次山不怕戴上“赤化”的帽子，再次馬上釋出訊息，並在旅滬安徽同鄉會、上海各界團體間奔走呼號，開展第三次營救活動。
此外，李次山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忠實朋友。大革命前後，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橫遭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許多共產黨員都得到他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幫助和道義上的支援。到1927年，安徽英山縣有百餘名青年考入黃埔軍校，成為全省黃埔生最多的縣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次山熱情推薦、資助同鄉青年報考黃埔。這批青年多數加入了中共，如黃埔一期生彭幹臣於1923年冬加入中共，南昌起義時擔任南昌衛戍司令等職。他曾對家鄉青年說：李次山大律師是上海律師界的領袖，為人耿直、俠義，你們落難到上海，儘可去找這位李二哥。李次山創辦安徽旅滬中學後，於1929年聘請蔣徑開為教育長，而蔣的秘密職務是中共上海市閘北區委書記；皖籍黨員高語罕、蔣光慈、阿英、胡允恭、王逸常等人都在閘北活動，都曾得到李次山的幫助。
胸懷大義不懼生死推動反蔣抗日
散處各地的皖籍名流，是全國反蔣勢力中的一支勁旅。胸懷民族大義並嚮往民主法治社會的李次山，多次參與反對軍事獨裁統治的鬥爭。1929年，閻錫山、李宗仁以及唐生智、韓復渠、石友三、方振武等將領醞釀反蔣時，旅滬皖籍名流柏文蔚、王亞樵、李次山、朱蘊山、沈子修、常恆芳、李少川等人，也多次密議反蔣大計，策動、資助皖省主席方振武及其部將餘亞農、嶽相如、鮑剛等武裝反蔣。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李次山義憤填膺，譴責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呼籲舉國上下一致抗日，支援抗日義勇軍的抗戰。9月30日，上海律師公會召開全體會員緊急大會，討論反對日本侵略問題，透過對日經濟絕交計劃、開展反日宣傳等四項議案，成立4個專門委員會，每天在公會研究進行辦法，交公會執監委員執行。上海律師公會在李次山、沈鈞儒主持下，成為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團體的領頭雁。
1932年1月28日夜，突然槍聲大作。李次山爬到樓頂眺望閘北戰區，看到十九路軍自發與日軍交戰的火光，欣喜若狂，立即下樓開啟大門，跑到外面大喊：“我們抵抗了！我們抵抗了！”其子女也跟在後面喊叫。次日，他便到處奔波，動員市民支援軍隊抗戰。幾天之內，李次山以安徽中學師生為主，武裝組織一個營的義勇軍，並自任營長，開上前線協同十九路軍作戰，這一營抗日誌士在戰鬥中犧牲近半。
2月間，律師公會聯絡上海各界組織成立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李次山成為上海各界救國運動的領袖。此後，他一面在救國會邀集一些專家研究抗日戰爭方面的各種問題，一面從事抗日募捐工作。4月，國民政府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李次山、沈鈞儒、王造時、史量才等國難會員拒絕出席，致電政府提出停止內戰、抗日到底、確保民主權利等主張。不久，當局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李和同仁痛哭失聲，聯名發表宣言表示反對。
為了抗日救國，李次山要求全家人節衣縮食，連柴米油鹽水電費和房租費都用來捐助義勇軍，家中開銷常用賒欠辦法拖延或用傢俱、衣服典當償還。上海律師公會在他的帶動下，很快向全體會員募得34800餘元，慰勞義勇軍及救濟東北難民。
1932年11月14日，李次山出席全國律師公會在滬召開的臨時執委會，會議議決：為堅決反對偽滿洲國的成立，對外發表宣言，通電國聯和國內各公團，“文稿推李時蕊、沈鈞儒等委員起草後，交會核發”；“通函各律師公會……為集各該地民眾團體發起組織東北義勇軍後援會，以上海律師公會之募捐辦法，通知各會，藉資參考”；“推李時蕊、沈鈞儒、劉陸民等委員擔任”統一法權運動委員會委員；恢復《法學叢刊》，由李時蕊委員召集……
長期以來，李次山投身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愛國鬥爭，妨礙了當局的專制統治和先剿共後抗日的軍事部署，因而一直受到反動勢力的迫害和打擊，好幾次得到友人的密報和掩護才倖免於難，同時也被迫多次搬家。“九一八事變”後，他在租界大通路的住所以及律師公會會所，成了救亡活動和抗日鬥爭的開會場所，也成為日本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地方。1933年1月，就在李次山發動上海各界紀念“—·二八抗戰”週年活動時，多次受李次山頂撞、責難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決定開除李的黨籍。接著，反動派又逮捕了他，而且進行抄家，揚言要查出他私通共產黨的憑據，還企圖以貪汙捐款的罪名把他搞臭。
李次山被捕，即刻引起軒然大波。2月24日，《時事新報》刊載律師公會為李案給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要求依法公開辦理”的電文，對“密令緝拿”李的罪名（參加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侵吞義勇軍後援會款項、組織秘密政黨等）進行逐一反駁。律師公會全體執監委員認為李次山“努力抗日工作，義憤勃發，奮不顧身，社會朋儕，共加信任，參加救國團體，並無越軌行為；東北義勇軍後援會經收款項，按日在各報公佈，斷非該委員一人所能包庇私匿；至組織任何秘密之黨……辦復不類”。3月4日，《申報》發表律師公會常委沈鈞儒、陸鼎揆署名為會長辯護、並致司法部電文《律師公會對於吊銷律師證書之疑問》，認為吊銷李次山律師證是不合法的。3月5日，《申報》登載義勇軍後援會宣告，稱錢款一律由黃炎培等保管，匯款須常務理事會討論同意，監察委員籤可，李次山根本無侵吞之可能。同時，受到資助的義勇軍各部和難民團體也紛紛宣告收到款項情形，為李申辯洗冤。經各界名流的營救和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等的擔保，李次山入獄不及一月便獲釋。
李次山被迫退出律師公會後，便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這時，他因長期勞累過度，憂憤交加，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在獄中已是多病纏身。出獄後，他仍然受到迫害，反動派曾以畫著人骨和骷髏的匿名信加以恐嚇；他外出時，特務幾次在他身邊放冷槍以示警告。但他全然不顧，繼續奔走於上海各界各救國團體間，發展壯大抗日救亡運動的聲勢和義勇軍後援會的陣營。後援會是當時陣容最大的抗日救國團體，由上海市商會、律師公會、全國道路協會、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東亞銀行、申報館、新聞報館、時事新報館等29個團體組成，李次山任首席常務理事，三家報紙天天登載民眾募捐詳情。
3月中旬，李次山將妻子兒女安置在安徽中學內，以義勇軍後援會和東北難民救濟會的代表身份，抱病率隊北上平、津和華北前線慰問，沿途宣傳抗日，曾拜晤並函電各路義軍、各愛國將領，勉以抗日到底。三四月間，《申報》頻頻登載李次山慰勞義軍的情形。
當時的國民政府正處全力“剿共”關頭，豈能容忍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為此他們竟然準備採用血腥鎮壓手段，試圖將李次山等愛國人士置之死地而後快。當時天津特務頭子李軍鐸（安徽無為人），在李次山所住飯店的茶房裡安排了特務，準備行刺。然而就在將要動手之前，刺殺行動卻因為李次山挽救民族危亡愛國義舉所產生的人格魅力而擱淺。就在刺殺行動蠢蠢欲動之時，一天，李軍鐸到天津著名律師金殿選家喝酒，席間問及李的為人。金推崇備至地介紹了李次山的愛國經歷，又將李的《建國忠言》一書遞給他。他看過書後，頓時被書中字裡行間所激盪出的濃郁愛國情懷所感染，覺得李熱血愛國，不應被殺。由此他良心發現，不忍下手，並隨即透過金殿選通知李次山趕快離開。李次山得訊後迅速南下，從而躲過一場生死劫難，真可謂是愛國義舉感天動地，使他逢凶化吉、轉危為安！
1936年，為反蔣抗日、救亡圖存而四處奔波的李次山身體每況愈下，到了同年3月病情更是迅速惡化，生命垂危。臨終前，李次山仍吟誦陸游的《示兒》詩，盼望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訊息。3月17日，李次山病逝。26日至30日，《申報》連續報道李次山的病逝訊息，曰：“英山李次山先生，品端學粹，遐邇知名，早歲從事救國工作，近來閉戶讀書，著作甚富，不幸遽歸道山，社會惜之。今有上海律師公會、安徽同鄉會、安徽公學及先生之友好，為之籌備治喪，併發起追悼大會，以資表彰，激勵來者。”
一代國士，就此抱憾離世，真可謂是“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後人淚滿襟”……
為了深切緬懷和追尋李次山先生“一代國士”的歷史風采，記者在廣泛蒐集其生平資料的同時，也曾試圖與他的後人取得聯絡，希望能夠透過更加深入的採訪，從中挖掘出更多有關李次山先生的珍聞和軼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據記者瞭解到的情況，其後人隨著時局的變換與動盪，目前均已漂零海外，並且隨著疫情的全球化蔓延，與他們進行一次“零距離接觸”，顯然已經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事情。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1月14日，李次山的孫子、已經年過古稀的李成之，曾經不遠萬里從美國回到英山縣祭拜爺爺李次山。
在英山縣烈士陵園，每年都會有從全國各地而來的仰慕者、故人來到李次山的墓碑前祭祀，“一代國士”李次山先生那勇毅豪壯、熱血報國的音容笑貌，雖然早已不在，但他那種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為了追求真理和正義，為了避免家國破碎而無懼生死、奮起抗爭的愛國情懷，將成為激勵後人矢志崛起、奮發圖強的寶貴精神財富……
【參考資料】
蔣二明：《名震朝野的一代國士李次山》；
《他是上海律師界領袖，耗盡家財只為抗日救國，九死一生在所不惜》，網名曉話文史；
張皖生：《陳獨秀與李次山》。
編輯：康齊賢 蘆佳琪
讓週刊陪伴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