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下的首都食稅者、漕運、生態破壞與洪災的關係

帝制下的首都：食稅者的“樂園”

古代都城之繁華，我們這些當下的人會時時懷念它，因為它代表了我國高度發達的歷史；也令當時的文人墨客流連忘返，留下了無數詩章，因為它確實非常繁榮。不過我們看待歷史要秉承著辯證的精神，應該去掉舊有印象的濾鏡。

眾所周知，現代國家建設首都的精神是將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分離，因為需要藉此來緩解人口與交通壓力。但在古代則截然相反，一個王朝的首都，兼具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的多種職能。所謂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為根本，然後建邦國。首都只有對地方形成絕對優勢，方能鞏固朝廷對全天下的統治。

這就決定了首都必然要養活龐大的食稅群體，例如皇親國戚、後宮的嬪妃、宮女、宦官、大臣及其家屬僕人、軍隊等等。這些人原則上不能從事任何產業，是純粹的消費群體。城內的普通居民，則要從事各種行業，來為食稅者們服務。我們常常以人口來衡量古代首都的繁華程度，但其實，首都的常住人口，有相當一部分是食稅者們撐起來的。

那麼，這個群體有多龐大呢？像唐朝的長安城，日本學者妹尾達彥認為開元、天寶年間的長安，總人口約70萬，但其中軍隊就佔10萬左右，宗室、宮人、宦官、外國人共5萬餘人，僧人和道士約2萬-3萬人，登記在冊的食稅人口就佔了四分之一。北宋的開封城更是如此，依據周寶珠先生的研究，開封的人口規模始終維持在130-150萬左右。其中駐軍約10-20萬人，皇室、貴族、官僚、官用工匠約10萬人，僧尼、道士約2-3萬人，這些人加上他們的眷屬約佔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鄙人再次強調下食稅者，這群人是隻有消費，而不創造任何財富的。而且，皇室、大臣的家屬當然是要過著奢華的生活，他們的消費需求遠非尋常百姓可比，首都高度繁華的背後是巨大的糧食、財政負擔。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後世朝代首都的需求只會成倍增長。因此，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首都周邊地區的資源根本無法供養如此龐大的“食稅者”，必須從富庶之地不斷地汲取財富。

漕運：付出收益極度不成正比的“必需品”

漕運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方法。漕運是伴隨中央集權加強而不斷髮展的，朝廷藉著它，可將富庶之地的資源調配到首都，以供朝廷使用，同時還能強化對地方的控制。特別是經濟重心南移後，元明清都將京杭大運河視為朝廷的命脈，南方每年都要為北京提供糧食、稅收與其他大宗物資。但是，漕運自身有不可迴避的缺陷，使得朝廷一面享受著漕運帶來的福利，另一面也要承擔著巨大的成本與風險。

本文從朝廷的角度出發，就不考慮修建運河時對財政的耗費了和對南方的剝削了，而是首先考慮朝廷為維護運河而耗費的財政問題。

因為與修建運河相比，維護運河更是個無底洞。特別是運河北段，受到黃河泥沙的侵襲，導致運河河道非常容易堵塞。明穆宗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在《論海運漕河》中說：“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為功促迫，勞費已多。”就是希望能透過海運這種成本極低的方式來擺脫這個無底洞。同時朝廷會在運河兩岸僱傭龐大的漕卒和漕夫，用來維修河道、運送漕船，宋明清三代，這些人員常年維持在多達十萬人上下，而漕船也維持在一萬艘左右。之所以說維護是無底洞，就在於朝廷要時時刻刻承擔著如此巨大的財政負擔。

其次就是漕運的腐敗問題。既然維護漕運的隊伍如此龐大，朝廷則必然會派遣官吏進行管理。這些官吏除了增加朝廷的正常支出外，還可在漕運事務中上下其手、牟取暴利。例如剋扣漕卒漕夫們的餉銀、暗中截留朝廷下撥的款項、盤剝過往商旅等等。《舊唐書》記載過：“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唐朝時的漕糧能運抵朝廷的還不到三四成，而且每年漕船的沉沒甚至能多達七十餘艘，主因就在於漕吏的貪腐。

而漕卒們為了生存又將手伸向了老百姓。明朝時商人們為了避稅委託漕卒運送貨物，漕卒為了養家餬口也樂於借漕船進行有償護送，甚至是自己也攜帶南方的土特產去販賣，而天津衛自然成為了官軍牟利的不二場所。在皇帝的默許下，漕卒經商屢禁不止。清人任源祥嘆道：“試起而問今之有轄於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於運軍者乎？運軍之常例，有絲毫不出於斯民之膏血者乎？”

第三就是漕運途中的風險問題。漕運官員為了維護這個共同體的利益，還會阻撓成本更為低廉海運的推行，常常以海上風暴與海盜為藉口。但實際上，漕運的風險可不比海運低。當首都還在長安時，風險最大的河段就是三門峽了，從下游航往上游的漕船，船毀人亡者不計其數。

等到北京作為首都時，黃仁宇先生在《明代的漕運》一書中詳細論述了運河漕運的風險：

從長江出發進入運河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段及後兩段加粗內容為本書引用）：“由於漕河的水位高於長江水位，因而入口處用石頭修建，形狀為斜坡。為了進入漕河，船隻首先要卸下貨物，由苦力將貨物溯著漕河運到岸上。然後，用絞盤把船隻提起來，拖過斜坡。船隻為此等上十天半月，並不奇怪。而且，操縱絞盤並不順利，時人（顧炎武）明顯誇張地說：‘起若凌空，投若入井，財廢船壞，不可勝算’。"為了節省卸貨和重新載貨的時間，朝廷還會在入口處安裝上水閘。

進入運河後，漕船就要面對黃河的威脅了。由於此時的黃河是經淮河入海，淮河河道就不得不容納額外的水量，中段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了限制。水流速度一旦緩下來，過多的河水就堆積在洪澤湖裡，致使洪澤湖膨脹起來。隨後，開鑿了一條巨大的溝渠（高家堰），把漕河地帶同洪澤湖水隔開。隨著時間推移，洪澤湖不斷變大，溝渠就不斷變高。但這對漕船的隱患只能越來越大。

黃河對漕船的具體威脅有三：泥沙淤積，易使船隻擱淺；冬季，河水結冰；在急流處，河水咆哮。《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過沛縣附近30英里長的一段漕河河段完全乾枯。幾百艘官船、私船和930只運載著400000石漕糧的小船擱淺了。在徐州附近，還有百步洪、呂梁洪等急流，與三門峽都是船毀人亡的高發地區。漕糧的損耗與浪費，除了日常儲存的腐爛，多半都來自於轉運途中的事故。

第四就是漕運受到的軍事威脅問題。這一點其實我們不太容易注意到，但它確是實在發揮了重大影響的。首都既是天子所在，朝廷必然會重兵防守，敵人直接強攻往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但只要切斷漕運這條生命線，糧草不濟的都城不攻自破。京杭大運河開通後，歷朝敵對勢力優先爭奪的就是漕運樞紐，即使未能得手也會讓朝廷感到深深的威脅，正所謂“一日不下嚥，立有死亡之禍”。

例如太平天國運動中，太平軍攻佔南京後，令北京遭到了嚴重的經濟懲罰：“又遣多兵遏絕各省解京糧道，糧道不通，京師震動……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運糧不多，故京城米價八十餘文一斤，油鹽柴炭，貴不待言。”朝中大臣們將家眷送回老家，閒員學士散歸大半，北京城出現了人口流失的浪潮。咸豐四年（公元1854），巡城御史上奏說：“自今春以來，京官之告假出都，富民之挈家外徙，總計不下三萬家矣。各街巷十室九空，戶口日減。”普通市民也因為謀生艱難而淪為窮人，不是背井離鄉，就是凍餓待斃。

以上問題加起來導致的結果就是：漕運的付出與收益極度不成正比，清人陸世儀算了一筆賬，說朝廷每年要從江南征收漕糧四百萬石，但江南每年實際要交的是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都歸朝廷，可其餘的一千萬石卻要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最終，在晚清，空前的危機也讓朝廷中海運的呼聲更高，加上鐵路的開通，至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清廷終於宣佈廢除漕運。

帶來的生態破壞

之前提到，首都周邊地區的資源根本無法供養如此龐大的“食稅者”。關中平原的衰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蘇秦在遊說秦惠王連橫之術時除了指出關中“田肥美”“沃野千里”等農業上的優勢，秦國確實憑著它“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到後來漢、隋、唐等朝代均定都於長安，皇室為了修建宮殿大興土木，致使關中平原周邊的森林被砍伐殆盡，朝廷也不得不另尋寶地。

生態破壞帶來的就是水土流失，耕地逐漸貧瘠，非常不利於農業生產，與長安城的發展壯大背道而馳。因此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奇特的現象：朝廷要到洛陽解決吃飯問題。一是關中饑荒，二是向長安運送漕糧相當困難。唐高宗李治一生中就有7次東幸洛陽，後來的武則天唐玄宗也莫不如是，武則天索性就將首都遷到了洛陽，糧食佔據了重要考量。唐朝滅亡以後，再也沒有朝代以長安為都了。

當北方的生態惡化無法再滿足皇室要求時，皇室自然就會將目光放向南方。明成祖奪取皇位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遷都，故宮，民間有著“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的傳聞，以形容規模之大，修建如此龐大的宮殿，需要的木材絕非前朝可比，朝廷頻繁派遣大臣到四川與兩湖去主持伐木，伐木數量之大令人乍舌，如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萬曆皇帝重修三大殿，僅這一年就採木“兩萬四千六百一十根塊。清朝初期同樣進行著伐木活動，康熙皇帝為了修建太和殿，也要求江西、浙江、湖廣、四川的督撫負責採集木材。

但問題在於，皇室需要的是最為上好的金絲楠木，要求極為嚴格，人們在深山老林中伐木再如何不易，朝廷一旦認定其不合樣式，還要退回重砍，加上北京與南方相距甚遠，運輸中的損耗也要被計算在內，所以明清在長江流域伐木的真實數量要遠遠多於史書的記載。皇室對木材的砍伐，也是南方生態破壞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