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與“遊”在中國人的空間意識中具有濃濃的生存意味，這來源於人類告別動物屬性並不太久遠的時代，隨季節變化，追動物遷徙，逐花開花謝，遠古“智人”為生存只能不停的遷徙遠行，從而形成了狩獵經濟時代“流動”的基本生活行為狀態。在此過程中，享用自然饋贈，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時，人類更驚訝、迷惑、恐懼、匍匐於自然神奇的各種現象之下，形成了萬物崇拜的原始信仰。進而，旅與遊在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外被賦予了儀式話的意義，透過旅和遊與自然、與神秘力量、與神交流溝通，人們祈求獲得神的庇護與恩賜，構成了萬物崇拜意識下旅和遊的宗教意蘊。同時，這裡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遊與遊原為兩個字，陸地上的流動使用“遊”字，水中流動則使用“遊”字，在漢字改革過程中，遊字廢除，通用遊字。儘管隨著人類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程序，各種功利主義的旅遊行為成為人們流動的主要動因，但是，留存於基因中的這種遊的精神依然儲存著，在痛苦、疲勞與煎熬時刻支撐著人類的精神平衡。六朝時沈約《悲哉行》說：“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曉凝津。時嚶起稚葉，蕙氣動初蘋。一朝阻舊國，萬里隔良辰。”春光明媚之中，徐徐而行，緩緩漫遊，融入山水，寄情田園，回到心靈靜謐，達成品格高古成為旅遊的重要“心性”培育功能。由此，中國古人的修性哲學中形成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基本原則。讀書和旅遊作為“修身養性”的兩大重要途徑和方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無疑的讀書在古人觀念中是幸福的事，是快樂的事，是人們願意並渴望為之的事情。那麼，旅遊呢？旅遊在古人的觀念中是“苦差事”還是“樂活事”？近日讀李漁《閒情偶寄》，其相關論述，頗為精彩，細品之後對此問題很有啟發。
李漁（1611-1680），原名仙侶，字謫凡，號天徒，後改號笠翁，還常署名隨庵主人。經明清兩代，飽受戰亂之苦。中年家道中落，靠賣詩文和帶領家庭劇團到處演戲維持生計。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笠翁一家言全集》《閒情偶寄》《笠翁十種曲》《十二樓》《無聲戲》等。素有才子之譽，世稱“李十郎”。《閒情偶寄》共八個部分，其中《詞曲部》談論戲劇的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諢、格局；《演習部》談論選劇、變調、授曲、教白、脫套等內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戲劇理論著作，是中國戲劇美學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因而李漁也被稱作為“東方的莎士比亞”。而《聲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飲饌部》《種植部》《頤養部》主要談娛樂養生之道和美化生活，論述服飾、修容、園林、建築、花卉、器玩、頤養、飲食等藝術和生活中的各種現象，並闡發了自己的主張，內容極為豐富，是中國第一部倡導休閒文化的專著。
首先，關於“旅遊”，李漁在“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一節中尤其強調“安步當車”的重要性。他說：“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於造物賦形之義，略欠周全。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即是說，有腿有腳而不行走這是違背造物的本真意義的做法，無異於殘廢之人。因此，日常生活也好，旅遊外出也罷，“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為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為歡”，往往在徒步遊覽的過程中更能遇到新奇之事，更能體驗到不一樣的感受。有時安車而待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士一籌矣。其次，“旅遊”是苦還是快樂的事情呢？李漁在“道途行樂之法”一節中開宗明義即指出：“逆旅二字，足概遠行，旅境皆逆境也。然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樂，此等況味，正須一一嘗之。”也就是說，和居家閒適比較，旅遊、旅行當然是一件苦差事。然而，正是因為有這種比較與體會，更知道“家”的幸福，因為“不入其地，不睹其情，烏知生於東南，遊于都會，衣輕席曖，飯稻羹魚之足樂哉！”因而旅遊之苦和居家之樂每個人都需要體驗，缺一不可。
再其次，既然外出旅遊是一件苦差事，而人們又需要棄樂趨苦，外出旅行的原因何在呢？李漁認為，“向未離家，謬謂四方一致，其飲饌服飾皆同於我，及歷四方，知有大謬不然者。然止遊通邑大都，未至窮邊極塞，又謂遠近一理，不過稍變其制而已矣。及抵邊陲，始知地獄即在人間，羅剎原非異物，而今而後，方知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而近地之民，其去絕塞之民者，反有霄壤幽明之大異也。”也就是說，不離開家外出旅行，會錯誤地以為任何地方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都是一致的，旅遊到附近的其他地方，也不過以為稍微有些許差異，只有走到遠方，深入到偏僻之處才能發現人種不同，制度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文化習俗千差萬別。因此，儘管“未至還家，則終覺其苦”，但猶如前賢一般，“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而且食所未食，嘗所欲嘗”得以增長見識，豐富涵養，修身養性，這便是旅遊帶來的“人生最樂之事也”。當代社會，物質的進步與精神的頹廢困擾著人類社會，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汙染、資源短缺、兩極分化、人際隔膜……人們試圖擺脫，渴望回到充滿和諧的理想狀態之中，旅行、旅遊、到旅居的演進便是這種自我救瀆的產物。因此，當代人渴望透過旅遊，在與“外部環境”溝通中，來一次審美迴歸與靈魂洗禮，給自己一個踹息、補血與復活的機會，以應對高速發展社會的節奏壓迫與人情疏離。面對這種巨大的精神需求與消費需要，我們需要一方面完善旅遊供給產品，讓逆旅舒適起來，既有新奇的體驗，更有家的溫暖；另一方面，更需要整合資源，挖掘潛力，讓旅遊產品更具文化性、故事性、趣味性和知識性，讓旅遊更能開闊視野，增長見識，更具“修心養性”之樂，這便是讀李漁《閒情偶寄》後最為強烈的感受。附《閒情偶寄》兩段原文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於造物賦形之義，略欠周全。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此貧士驕人語。乘車策馬，曳履搴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動靜之別。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為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為歡，有時安車而待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士一籌矣。至於貧士驕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緩急出門之可恃。事屬可緩，則以安步當車；如其急也，則以疾行當馬。有人亦出，無人亦出；結伴可行，無伴亦可行。不似富貴者候足於人，人或不來，則我不能即出，此則有足若無，大悖謬於造物賦形之義耳。興言及此，行殊可樂！道途行樂之法：“逆旅”二字，足概遠行，旅境皆逆境也。然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樂，此等況味，正須一一嘗之。予遊絕塞而歸，鄉人訊曰：“邊陲之遊樂乎？”曰：“樂。”有經其地而憚焉者曰：“地則不毛，人皆異類，睹沙場而氣索，聞鉦鼓而魂搖，何樂之有？”予曰：“向未離家，謬謂四方一致，其飲饌服飾皆同於我，及歷四方，知有大謬不然者。然止遊通邑大都，未至窮邊極塞，又謂遠近一理，不過稍變其制而已矣。及抵邊陲，始知地獄即在人間，羅剎原非異物，而今而後，方知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而近地之民，其去絕塞之民者，反有霄壤幽明之大異也。不入其地，不睹其情，烏知生於東南，遊于都會，衣輕席曖，飯稻羹魚之足樂哉！”此言出路之人，視居家之樂為樂也；然未至還家，則終覺其苦。又有視家為苦，借道途行樂之法，可以暫娛目前，不為風霜車馬所困者，又一方便法門也。向平欲俟婚嫁既畢，遨遊五嶽；李固與弟書，謂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似有遺憾；太史公因遊名山大川，得以史筆妙千古。是遊也者，男子生而欲得，不得即以為恨者也。有道之士，尚欲挾資裹糧，專行其志，而我以餬口資生之便，為益聞廣見之資，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而且食所未食，嘗所欲嘗，蓄所餘者而歸遺細君，似得五侯之鯖，以果一家之腹，是人生最樂之事也，奚事哭泣阮途，而為乘槎馭駿者所竊笑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