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這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一個記憶深刻的日子，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代偉人周恩來總理於北京去世，享年78歲。
時至今日，周總理離開我們已經有四十六年了，但提前周總理，生活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的中華兒女們，卻總是對他飽滿熱情，而縱觀世界歷史上，也鮮少有像周總理這樣式的偉大人物，在逝去這麼多年後，還能讓無數後人懷念。
當然中國老百姓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尊敬周總理的為人，更是難忘他對新中國的巨大貢獻，但對於這些，周總理都不得而知了，與之相反的是，他在生命最後時刻，還叮囑妻子鄧穎超同志，自己死後喪事儘量簡辦，屍體火化不保留骨灰。
對於周總理的這些期許，其實中國老百姓很難答應，因為他們不願意周總理悄無聲息的離開，十里長街送總理，正是這種特殊情感的真實流露，當然黨中央更不可能讓周總理悄無聲息的離開，對於這樣功勳卓著的我黨偉大人物，黨中央更是成立了以毛主席為首的治喪委員會，以此來送別周總理的最後一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周總理治喪委員會成立後，人們卻在名單裡發現了一位特殊的人物，為什麼說他特殊呢？因為他既當過軍閥，又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我紅軍有過作戰，他便是曾經統治西康省多年，後來率部於解放戰爭中起義的川系軍閥劉文輝。
實際上能進入周總理治喪委員會的人物，不是我黨我軍的重要領導人，就是民主黨派的重要人物，而劉文輝雖然是民主黨派人士，但在那個年代也絕對算不上重要人物，因為當時好幾位民主黨派的黨主席，也未能進入周總理治喪委員會，至於我黨我軍的領導人，劉文輝更不是了。
在這種情況下，按照道理來講，劉文輝是不可能成為周總理治喪委員會成員的，更為重要的是，當年紅軍長征的時候，時任國民黨第二十四軍軍長的劉文輝，還曾帶領部隊同我紅軍作戰，企圖阻止我紅軍渡過大渡河，當然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紅軍飛奪瀘定橋，因此奉蔣介石命令列事的劉文輝並沒有得逞。
可現在周總理去世了，劉文輝卻受到如此禮遇，名列治喪委員會其中，而這不單單是一種榮譽性的象徵，更是國家對其的肯定，那麼這樣一個當時未身居要職賦閒在家的人，緣何有幸能成為周總理治喪委員會的一員呢？
要說起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還得從起草周總理治喪委員會名單說起，那是周總理去世的第二天，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稽核透過，成立了以毛主席為首，包括朱德鄧小平等一眾老同志在內共107人的治喪委員會。
而當時針對成為周總理治喪委員的標準，也有明確規定，除老一輩還健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外，各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的知名人物也要名列其中，之所以有這個規定，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周總理生前交際廣泛，新中國很多事業他都有所涉及，因而讓這些人能進入治喪委員會，其實也是對周總理功績的肯定。
從這裡來看的話，以上這兩點劉文輝明顯都不符合，但是後來之所以將劉文輝加入到周總理治喪委員會，其實是考慮到了一個空缺問題，這便是誰來代表那些國民黨起義將領。
實際上這批人和周總理可以說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他們能夠投身新中國，幾乎都是周總理爭取來的，所以周總理去世後的治喪委員會，他們中間也必須要有一個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劉文輝便成了最佳人選，並且以劉文輝為代表，負責此事的黨中央同志也是經過慎重考慮的。
例如當時很多起義國民黨將領，都已經相繼離去，但是在解放戰爭中爭取國民黨將領起義，又是周總理歷史功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解放戰爭時期的雲貴川，像龍雲、盧漢等人都是周總理爭取過來的，而這些人中僅存的，便是劉文輝，所以將他列入到周總理治喪委員會，一來體現了周總理生前的統戰貢獻，二來又彰顯了我黨不忘這些起義人員的胸懷。
事實也證明了黨中央此舉的正確性，據劉文輝兒子劉元彥回憶，周總理去世的時候，自己的父親正重病住院，聞此訊息後他非常傷心，但更讓他父親萬萬沒有想到，並且激動的是，黨中央居然會讓一個早已經賦閒的人成為總理治喪委員會的一員。
而劉文輝當時已經身患絕症，但他對於我黨的如此禮遇，是激動萬分，直言自己就算不能走路，讓人抬著也要去向總理做最後的告別，也正是劉文輝的這種堅持，最終在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出現了這麼感人的一幕，身患絕症的劉文輝被人抬著，向周總理的遺體進行了最後的告別。
當然這一幕，也感動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瞭解周總理為人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更是淚流不止，彷彿又想起了新中國成立前後，那個奔走四方，精明能幹遊刃有餘的周恩來。
綜上所述，想必大家也明白了黨中央此舉的用意所在，但令人遺憾的是，劉文輝在送別周總理後，也於同年的六月份離開了人世，說到這裡，其實筆者有必要給大家澄清一個事實，這便是在劉文輝的一生裡，對於國家還是有所貢獻的，之所以講這些，還是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劉文輝是軍閥出身，故而做了不少錯事，但事實絕非如此。
簡單來說的話，筆者認為劉文輝對於國家的貢獻有兩點，首先是他在四川當軍閥時期的作為，用一個特殊的詞語來形容的話，他算得上是一位“開明”軍閥。
這主要體現在一點，這便是他主政西康省時期，非常重視教育，例如劉文輝曾經就對自己所轄地盤的政府部門有過明令要求，如果一個縣的政府辦公用房，要是比當地學生們上課的房子還要好，那麼這個縣長就要被槍斃。
也正是這種以開民智為主的教育理念，使得劉文輝在西康得到了不少人的擁護，更值得一說的是，這劉文輝還是一個比較考慮民眾意見的人，例如當年紅軍過大渡河的時候，只有一座鐵索橋，如果將其直接拆除了，那麼紅軍必然過不去，他也能完成蔣介石的命令。
可劉文輝之所以不這樣做，是因為他考慮到了民意，因為當年的大渡河上這座鐵索橋很是關鍵，修建更是花費了大力氣，如果破壞掉了，這對當地老百姓的生活來說是一大麻煩，所以貿然拆除這座鐵索橋，或許能將紅軍阻攔在大渡河以南，但是不利於民生，在這種情況下，劉文輝最終沒有拆橋，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劉文輝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
其次劉文輝還有一點貢獻，這便是他的一生始終堅持“親共反蔣”，早在1938年的時候，我黨其實就和劉文輝有過接觸，後來到1942年，經過周總理的運作，劉文輝更是在自己的家裡安裝了秘密電臺，可以和我黨直接聯絡。
而當時負責此事的聯絡員叫做王少春，據他回憶，自己是被周總理派到劉文輝身邊開始工作的，當時劉文輝部隊裡有我黨聯絡員的事，在西康也只有劉文輝夫婦知道，由此可見，早在解放戰爭之前，劉文輝就開始秘密反對蔣介石了。
到解放戰爭時期，劉文輝也一直在伺機而動，等待起義的時機，最終我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的時候，劉文輝果斷響應解放軍的號召，率領自己的部隊參加了和平起義，為我軍解放大西南，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然劉文輝的開明和積極不光體現在政治上，他對於新中國建立後實行的很多政策，也是高度擁護的，例如土地改革時期，劉文輝就率先做起了表率，他曾經在土改工作中對負責此項工作的人員表態，讓大家放心工作，自己雖然曾經是大軍閥大地主，但現在自己是新中國的一員，自己家族的所有土地，都會按照要求分給廣大老百姓。
以上筆者所述的這些事情，其實也是劉文輝鮮為人知的一面，當然他的這一面，周總理在活著的時候都是知道的，因此周總理在很多問題上，也給予了劉文輝足夠的關照，正所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劉文輝晚年深受周總理關照，他能在總理最後一程，前去送別，也算是一段歷史佳話。
走筆至此，文章也算是結尾了，筆者今日所講這段歷史，其實是希望大家透過那些民主人士的角度，去了解一個更加立體的周總理，從劉文輝名列周總理治喪委員會一事，去感受新中國那段慷慨激昂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