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從噩夢中驚醒。對兩千多年封建統治的中國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天，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皇室來說，更是悽慘的一天。這一天，隆裕太后帶著年僅六歲的宣統帝溥儀，連續釋出三道詔書，宣佈皇帝旨意，承認中華民國政治體制合乎憲法，強調清朝皇帝自動退位，並已按照人民的意願確認了中華民國的合法繼任者。 大清皇帝的權力黯然離場，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一個全新的共和國出乎意料地悄然而生！ 由盛而衰的悲歌。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 清朝皇室更是平靜得可怕，沒有做絕地反擊、魚死網破、玉石俱焚的抵抗。可悲的是清朝廷也沒有抵抗的勇氣！清朝皇室的臉上，除了絕望，一無所有！
清朝皇帝退位詔書
退位詔書充滿著理性色彩，體現出皇室應有的政治責任和尊嚴。朝廷的最後期待就是臣民們順應天意，放棄反抗，歸順新的國體和政體，習慣了帝制統治的人民也顯得很平靜，依舊打理著每天的生活，沒有因失去習慣了的天子而捶胸頓足。 政治家們似乎也很平靜，他們繼續給清廷提供優厚的待遇，讓他們享受著皇室應有的尊嚴。 一切似乎都在預料之中，人人都在稱讚袁世凱的睿智、遠見和政治家的風度，期待著共和的美好未來。 清帝退位後，仍然保留著優厚的待遇。這是中國人的創造，是過去改朝換代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結局。舊的王朝退出了實體統治，但新政府並沒有完全抹殺舊王朝的歷史，而是給予適度尊重、禮遇。舊王朝的統治者除了少數極端勢力外，大多數人比較坦然地接受了清帝退位的事實。 清廷顧慮退位帶來的全國性動盪是多餘的，清室的退位，無論世界還是中國，確實都很平靜。一個立國近三百年的王朝，就這樣轟然坍塌、戛然而止，這樣的崩潰發人深省。讓我們再次走近它，去探究這平靜後面的悲歌。 這是一個有著輝煌歷史的王朝。它雖不是漢族而興起，但入關後的滿人很快就調整了其軍事征伐政策，積極吸收中原文化，為現在的中國版圖和格局做出了傑出貢獻。但令人感到嘲諷的是，歷史並不是沒有給清王朝機會。
袁世凱
接替乾隆帝的是他的兒子嘉慶帝。嘉慶帝在乾隆帝登基六十年的時候才接班，尊乾隆帝為太上皇。在太上皇還健在的時候，嘉慶帝雖沒有掌控多少權力，但他已深刻理解了大清帝國的內在困境。因此，當乾隆帝一死，嘉慶帝一方面將前朝權臣貪官和珅處死；另一方面為安撫滿朝文武，宣佈只要忠於今上，便可以既往不咎。那時，嘉慶帝已有意調整政策，重開新局。 不過，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已經陶醉在經濟的富足之中。他們簡單地認為，白銀大規模流入中國，意味著中國的富強和吸引力，是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的象徵。他們只看到中國在與西方的貿易中獲得的好處，卻不願敞開自己的大門。更為荒唐的是，他們竟然為了自己的顏面、尊嚴而放棄了貿易談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的使團來到中國，他們代表英國政府希望與中國建立新型的國家關係，讓失衡的中英貿易趨於平衡，方法就是開啟國門，開放貿易，讓更多的中國人購買西方的商品。 今天看來，這並不是一個非常複雜或難以理解的事情，但在當時，卻頗令不少中國人費解。因為我們的東西好，所以你們願意買；至於中國不能購買更多的西方產品，是因為中國人不需要、中國人節儉。然而，使團與清廷糾結的是覲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雖然最終乾隆在熱河接見了使團，但斷然拒絕了他們提出的簽訂通商條約的要求，中西貿易的失衡問題沒有解決。 由於清王朝自認為是天朝大國，無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進行貿易往來。馬戛爾尼使團這次和清王朝之間關於通商問題交流的失敗，使中國失去了一次與世界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機會。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達到和清王朝通商貿易的目的，但是他沿途蒐集了大量關於清王朝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報。他回去後，把這些情報帶到了西方，使西方對清王朝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宣統皇帝溥儀青年照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喬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為正使的外交使團出使中國，試圖接續二十多年前馬戛爾尼的未盡使命。儘管距離乾隆皇帝接見馬戛爾尼使團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嘉慶皇帝依然記得上次覲見時的種種不快和程式。他只想按照老皇帝的慣例來安排這個再次不期而至的遠夷使團，對正在歐洲各國興起的遠洋貿易、殖民活動卻一無所知。嘉慶在位的時候，世界工業革命才剛剛興起，憑藉康乾以來積累的實力，如果適時改革，踏準世界工業革命的節奏，不僅中國的歷史、大清的歷史要改寫，世界近三百年的歷史也肯定不一樣。 一切偉大的變革都起源於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嘉慶固然有革新的企圖，但其思維還是歷代王朝“中興”的套路，與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徑庭。歷史的慣性在於，一個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現了，任何試圖改變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難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輕易改變的，剛剛出現的改革新氣象瞬間即逝。前前後後，中國錯失了近二百年的歷史機遇期。如果要追尋1912年清王朝終結的深層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這個時期。 就近代國家交往的一般原則而言，單向的優惠固然不合時宜，雙向的互惠並非都是傷害主權，一切都是可以談的。清政府無論出於什麼樣的想法和目的，其閉關鎖國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但從根本上來說，那個時代的中國還沒有出現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更沒有其政治上的代言人。中西對話的不和諧是可想而知的。 西方的資本主義正在瘋狂地增長，而古老的中國，在閉關鎖國、孤芳自賞的夕陽下，根本沒有意識到黑暗即將降臨。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機遇，將自己封閉起來，並不等於安然無恙，這是清王朝不同於中國歷史上其他王朝的顯著時代特徵。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慶、道光時期，中國的危機開始加深。為擺脫貿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強開始了罪惡的鴉片貿易。轉瞬間，貿易的順差變成了逆差，白銀外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更無可用之餉。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衝突，最終需要武力來解決了。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國與英國爆發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在中國因其內涵被命名為“鴉片戰爭”；而在英國，則因其訴求被命名為“通商戰爭”。雙方的命名各有其理由，中國在訴說自己的委屈，英國則在強調自己的目的。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緊閉著的大門被迫開啟，五口通商讓外國物品比較順暢地進入中國。這極大地衝擊著中國的自然經濟，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呼之欲出，中國緩慢步入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似乎又有了新的轉機。 大門雖然是被迫開啟的，但如果清王朝能夠痛定思痛，及時抓住這個歷史賦予的被動機遇，迎難而上，君臣同心，上下同心，勵精圖治，仍然可以有一番作為，也還有希望避免日後更為悲慘的命運。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個偉大的進步思想，是傲慢的中央帝國在被征服後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後的選擇。中國被打敗了，不是想翻盤嗎？可以，但是首先要放下身段，俯首來了解那些曾經被藐視為“夷”人的情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本來就是中國聖賢的教誨。魏源按著這樣的思路往下走，順理成章，無可挑剔。清王朝按照這個方向往下走，路雖艱難，但仍可見一線光明。同治六年咸豐六年（1856年）十月發生的“亞羅號事件”終於讓他們找到了一個動武的理由。翌年，英、法兩國集結近二十艘軍艦、近六千人於珠江口登陸，佔領廣東。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在美俄兩國支援下，北上襲擊大沽口，兵臨城下，武力脅迫之下，清政府派員與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清政府同意擴大開放，增設通商口岸，修改關稅稅則，允許自由傳教，允許外國人在內地旅遊，允許外國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 從商定《天津條約》的內容到最後各國要求進京換約，中間充滿曲折與衝突。似乎中國的皇帝最害怕的事情莫過於外夷踏進北京城或者見到他本人。各種貿易、司法權益都可以談，就是皇帝本尊的面目不可示人。 中外衝突再度爆發。英、法兩國集結百餘艘戰艦、兩萬五千人攻克天津，佔領北京。又是兵臨城下，咸豐皇帝倉皇出逃，只留下恭親王弈作為全權代表議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攫取了更多的利益，破壞了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知恥而後勇，在被英法聯軍打敗後，清王朝內部反而出現了誠心誠意向西方學習的現象。 然而，清政府沒有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體西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到頭來發現學習西方的結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國擁有一支亞洲最強的現代化海軍，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權意識；中國擁有一大批近代企業，諸如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製造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但沒有產生自己的資產階級。掌管這批近代大型企業的人，差不多都是“紅頂商人”，因而這些企業雖然在基本裝備上非常現代化，但管理它們的卻是舊式衙門。 落後的政治體制，舊傳統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敗，讓清政府陷入無法自救的惡性迴圈中，腐敗、貪汙、驚人的浪費，是晚清官場的常態，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機，中國沒有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加入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更沒有踏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節拍。 沒有什麼比思想的束縛更能阻礙傳統的突破。舊的觀念嚴重禁錮了中國人，扼殺了人才，窒礙了創新。它為後來的歷史突變，為大清帝國的瓦解，埋下了一顆最具生命力的種子。
宣統皇帝老年生活照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問題凸顯，中日之戰一觸即發。中國究竟應該怎樣應對東北亞危機？假如中日不幸開戰，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究竟是什麼遮蔽了他的雙眼？即便在甲午戰爭過去兩個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 唯一看到問題癥結的是孫中山。說到底，只有一句話，就是滿洲人建立的清王朝，從一開始就潛藏著巨大的問題，誰也沒有想到，孫中山一個人的覺醒，點燃了焚燬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這顆火星是那麼頑強，那麼富有生命力。他一個人的覺醒，變成了一個民族的覺醒、一個國家的覺醒。這是時代的必然，這是歷史的邏輯，這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之後的自覺自醒。但是，大清帝國的終結，在孫中山醒來的時候，基本上已經註定。 清王朝先天不足或許是真的，但是清王朝如知錯能改，急起直追，踏踏實實地進行改革，誠心誠意地學習東、西洋，追求富強，浴火重生，並不是沒有機會，當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興沖沖地在1906年宣佈政治改革啟動時，革命黨經過十年挫折，已經對清政府的改革毫無興趣。回望1905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留給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時間已經不夠了，政治改革已經不能引起知識精英的興趣了，更不能變成中國人的共識。清王朝在最後的歲月試圖高歌猛進，但這個高歌，只是為帝制中國唱響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國由此“猛進”至一個全新的共和時代，清王朝成為歷史陳跡。 新中國就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