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底，一篇名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發表在《紅色中華》上，後來聶榮臻在回憶長征旅途時還說：“此文是當時部隊進行公開動員，公開準備的總的根據”。
從這篇文章中，不少人已經理解了關於張聞天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的方法論。
而那場關乎著國家和民族前途的遵義會議，也是張聞天促成下成功召開的，後來，張聞天怎麼樣了？
“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由於顧順章等人的叛變，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機關以及其他地區的領導人已經陷入了非常危險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完善黨內的框架就十分重要。
後來，黨內建立起了臨時中央政治局，而張聞天就是其中的一位常委。
能走到這一步，是因為他原本就十分優秀，他留蘇之前還去過日本和美國，讀過不少關於社會科學的書籍，在國內同樣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新文學家，同學們對於這種人才都非常敬佩。
由於當時的權力核心對於鬥爭環境並不熟悉，所以紅軍的處境十分艱難。
張聞天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他經常和別人爭的面紅耳赤，說到激動的地方，甚至會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依靠別人，自己要有主意。”
張聞天
指揮權不在自己手裡，就算爭的面紅耳赤，也沒有什麼結果。
不過，他也有相信的人：毛澤東，二人都相信真理。
可在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三個人已經被分開，走在路上的時候，經常有人受傷，為此，經常有戰士們負責抬擔架或者牽馬。
一路上有很多困難的事情，就算被分開了，路途中三個人也能經常湊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棋究竟該怎麼走。
王稼祥
大家在研究對策的時候，蔣介石那邊也沒閒著，他已經推測出了紅軍將要向西進發的意圖，立馬抽調幾十萬精銳部隊，企圖將紅軍消滅在湘水一帶。
當中央紅軍衝破了湘江，突破了第四道防線以後，國民黨部隊立馬殺了出來，雙方在湘江爆發了激烈的戰鬥，原本還有8萬人的紅軍，在此刻銳減到3萬多人。
此時的紅軍，徹底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局面。
這是典型的戰術失誤，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人當即對決策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一路都在開會討論。
因為當時的紅軍根本沒有太多資本去“試錯”，生死攸關的時刻，不是某一個人一拍腦袋就能決定的。
在攻佔通道縣城後，毛澤東當即就表示，應該把部隊開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地區，張聞天表示支援。
那會，張聞天身體不太好，經常坐著擔架，王稼祥也因為有傷坐在擔架上，當兩個人的擔架走到一起時，王稼祥還憂心忡忡地問過張聞天：“我們轉移的最後目標定在哪裡？”
此時的張聞天只是說：“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沒辦法了，得讓毛澤東站出來。”
這句話漸漸傳了出去，不少帶兵打仗的將領也聽說了，大家一致決定：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1935年的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了一場會議，張聞天等人擁護毛澤東的決策，為後來毛澤東能夠拿到指揮權奠定了基礎。
正是這一路，讓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等人走到了一起，很多問題和想法都趨近一致，漸漸認清了過去紅軍走過的彎路。
大家也系統地認識到一個全面的張聞天，他才不管誰是領導，他只相信真理，真理在哪裡，他就站在哪裡，他修正錯誤的時候，常常拿出“不怕撤職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殺頭”的氣魄，要是跟他爭對錯，沒有一定的說服力還真的不行。
要說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長征的行軍方向，那麼猴場會議就是為後來徹底朝著正確道路行進奠定基礎。
1935年1月15日，最關鍵的那場會議召開了。
過去犯下的錯誤導致的結果已經歷歷在目，博古的總結過分提到了客觀困難，基本屬於“避重就輕”，重點說到蔣介石派出的部隊就高達50萬之巨。
博古
博古說完以後，張聞天直接站起來反對。
要知道，此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只有4個人，把博古拋開，接下來地位最高的就是張聞天，他說話非常有分量。
不過，此時的張聞天手心也捏著一把汗，他知道，如果表現得好，讓大家意識到過去那些錯誤觀點，這就是一次重要的轉折，他的這份“反報告”有一個提綱，說話非常謹慎，幾乎提到的每一個觀點都要有實際情況來佐證。
這份“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否定過去的“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隨後，毛澤東和王稼祥等人相繼發言，最終定下了遵義會議的總體基調。
可以說，如果沒有張聞天和王稼祥這兩位戰士，就沒法開好遵義會議。
如果張聞天不提出這個問題，其他人也根本不敢提，因為在職務上就不具備這個資格。
在遵義會議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革命道路開始朝著“光明大道”一路邁進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也隨後開始了全新的分工，從此，張聞天同志擔任總書記，負責著黨內的主要事務，毛澤東也在這個時候回到了軍隊的領導崗位，直接參與中央紅軍的指揮。
當紅軍二進遵義城後，張聞天對於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深信不疑，他也感覺到，此時恐怕沒有其他人能夠勝任這個職位了。
過去犯下了什麼錯，現在就怎麼改正。
也正是這樣，張聞天又覺得戰場上的指揮需要當機立斷，什麼時候都透過會議表決的話，看上去十分民主，可延誤的戰機又有誰來負責呢？
為此，張聞天決定由毛澤東、周總理和王稼祥組成一個三人軍事小組，任何軍事上的決策全部由他們迅速決定，戰場的情況瞬息萬變，指揮就是需要集中。
可以說，正是由於張聞天等人的“力挺”，毛澤東才重新恢復了軍事指揮權。
從那以後，他和毛澤東等人的配合更是緊密萬分，使得紅軍度過了一次次艱難的考驗。
這樣的戰友情誼，不僅僅是在工作上，也同樣體現在生活上。
其實，從長征路上開始，毛澤東就在不斷籌劃著關於張聞天的“私人問題”，特別是當他看到中央隊秘書長劉英後，便給她說：“我給你介紹一個物件。”
可劉英卻說自己不要結婚，毛澤東看到這樣的情況，掏出了當時在行軍路上寫下的打油詩，劉英也很快明白出來了主席的意思，突然有點害羞了。
張聞天經過觀察後，也覺得劉英同志不錯，有一次大家在炭火上煮飯的時候，便鼓足了勇氣對劉英說：“我們的關係是不是能夠更進一步了呀？”
可對於劉英來說，張聞天是敬愛的書記，自己哪敢“攀高枝”呀。
在冷靜過了一段時間後，劉英回憶起了關於張聞天的點點滴滴，又覺得張聞天是個可以託付的人，這樣兩人終於喜結連理。
看到他倆有了感情，毛澤東十分高興，剛進了窯洞就衝著張聞天說：“你們要請客！”
理論與實際結合，伴隨著張聞天的一生
張聞天在中國的革命歷史中絕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除了將毛澤東推上領導崗位外，他自己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早在1933年的時候，他便在瑞金創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這正是中央黨校的前身，為了能辦好這個學校，他親自走到講臺上，用革命中發生的點點滴滴去詮釋馬列主義的原則和方法。
後來，在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後西北局勢變化的緊張時刻，張聞天再次站了出來，他趕到西安，在那裡和周總理商量大計。
大家得出了一致建議：和平統一，堅決反對新的內戰，紅軍服從南京政府指導。
最終，在多人的努力下，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中國的歷史也邁入了新的方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同樣也離不開張聞天。
1938年，抗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候，張聞天專程參加陝北公學演講，給來自各地的青年上了一堂生動的教育課，上過他課的人，基本都有著深刻的印象。
在抗戰勝利的時候，張聞天立即奔赴東北。
從1946年到1949年這段時間，他一直在東北地區活動，為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是那種典型的“哪裡需要我，我就去哪裡”的人。
當新中國成立後，奮鬥了多年的張聞天同志並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由於他博學多識，留學的國家也多，因此專門轉移到了外交部門工作。
那會中國和蘇聯的關係非常好，也在跟蘇聯學習先進的生產知識，從1951年4月開始，張聞天便擔任起了駐蘇聯大使的職務，這足以看出組織對他的信任。
1954年底，張聞天再度回到祖國，並且擔任了我國第一副部長。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病去世。
1979年8月，張聞天同志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致悼詞，對他的革命一生作了全面公正的評價，鄧小平還評價過張聞天：“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幹部。”
縱觀他的一生，若沒有一次次“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國革命的走向可能還有更多的彎路要走，他這種踏實的工作作風同樣也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這是他獨特的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