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紀念館
紅牆青瓦，翹角飛簷；木門石柱，抱廈一圈。貴州省遵義市老城區子尹路96號，一幢二層小樓沿街而立。毛澤東同志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黑底陰刻貼金木匾，熠熠生輝，莊嚴肅穆。
歷史長河波濤洶湧，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位於時間軸中點的遵義會議是偉大的轉折。1935年1月，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人在這裡召開了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召開80週年之際，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到貴州考察調研，在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時指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黨史學習教育即將在全黨開展之際，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到貴州考察調研，進一步強調要從長征精神和遵義會議精神中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咬定目標、勇往直前，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遵義會議紀念館是為紀念遵義會議而建立、以遵義會議會址建築為依託的紀念性博物館，是集中展示遵義會議召開和弘揚遵義會議精神的重要場館。195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週年，中共遵義地委、遵義地區專員公署成立了遵義會議紀念委員會籌委會，決定籌建遵義會議紀念館。1954年1月，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機構致函中共遵義市委稱：“在某個檔案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柏輝章（當時為師長）的公館內召開的。”1955年10月，會址經初步維修籌展，開始對內部開放。1957年7月1日，正式定名為遵義會議會址對外開放。1958年11月3日，鄧小平同志來到遵義會議會址，深情回憶了會議的許多細節，叮囑有關部門好好保管館中的文物和資料，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歷史財富。
黨的十八大以來，遵義會議紀念館迎來歷史性發展契機。在中央、省、市領導及上級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支援下，遵義會議陳列館進行了改擴建，陳列館面積由6400平方米擴大到19054平方米，展陳面積由2000多平方米擴大到8000多平方米，展線長度由500多米擴大到1200多米，展陳內容重點突出遵義會議的鮮明主題及紅軍長征轉戰貴州的光輝史蹟。同時，陳列館充分利用室內空間佈局以及平面展示、模型展示、實物展示、多媒體展示、燈光設計輔助等展示手段，努力實現文物在展陳中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有機統一。
歷史雖已遠去，但走進這裡，一件件文獻實物、一張張歷史圖片、一個個逼真佈景……時光閘門彷彿徐徐開啟，86年前的場景歷歷在目。人們在穿越時空的紅色之旅中，可以感悟偉大轉折的歷史迴響。
——這裡，見證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的確立。登上遵義會議會址二樓，一間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廳裡，保留著一張褐色長方桌，桌子四周圍著20張木架藤條摺疊靠背椅。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因為戰事等原因，11名政治局委員中參會者6人，超過半數；5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有4人出席，是絕大多數。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經過激烈討論，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會後不久，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這就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鄧小平同志後來回憶說：“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黨心歸一、軍心歸一，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偉大的領航者！
——這裡，見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開始確立。1935年2月16日，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在紅軍二渡赤水前釋出《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告全體指戰員書》，號召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策略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指揮下，2月24日佔領貴州桐梓，26日攻克險要婁山關，28日再佔遵義城，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後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一次勝利。如今，這份《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告全體指戰員書》靜靜地躺在遵義會議陳列館，把人們帶回到烽火連天的革命歲月。
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理論上還是在鬥爭實踐中，都尚未成熟。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路線和策略，遭到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的“左”、右傾錯誤的反對、排斥和打擊。這些錯誤，特別是統治中央長達4年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革命造成嚴重危害，使我們黨損失了90%的根據地、幾乎100%的白區。遵義會議之後，主張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開始領導我們黨，使我們黨和紅軍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儲存下來，避免了更大的挫折。2015年6月16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觀遵義會議陳列館，看了“四渡赤水”多媒體演示片，稱讚“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運動戰的典範”。四渡赤水，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典範。當時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同志回憶道：“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這裡，見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開始形成。遵義會議的會議室東牆上有個掛鐘，長50釐米、寬22釐米、厚11釐米，是一架自鳴木殼機械擺鐘，刻度為羅馬數字，鐘頂飾有變形植物圖案木雕，底部為倒梯形木座，鐘面有玻璃門，門的四周有木質雕花邊框。遵義會議期間，與會人員3天的激烈討論，始終伴隨著牆上掛鐘滴滴答答的聲音。如今，這個老式掛鐘早已停止了搖擺，彷彿將時針停駐在那一刻。
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之所以轉危為安、煥然一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逐步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領導集體。鄧小平同志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這是黨的事業屢遭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的重要原因。從遵義會議開始，我們黨逐步形成成熟的、有權威的、有能力的領導集體，逐步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核心地位，從而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繼而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而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與遵義會議息息相關。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這裡，見證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徵程的開啟。遵義會議陳列館展示著張聞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這是張聞天同志在會後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發言的內容起草的，在中央離開遵義到達雲南省扎西（今威信）縣境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透過。館內展陳史料銘記了這樣一刻：決議精神傳達到各軍團、師、連隊時，天空正下著濛濛細雨，各級指揮員、戰士們都激動得難以自抑，淚水與雨水交融迸流。這份決議，肯定毛澤東等同志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採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認為黨“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瞭如何更好的來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鬥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這些深刻的認識，這些自我的糾錯，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絡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
1963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從那以後，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獨立自主是我們黨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的必然結論。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鏗鏘有力地指出：“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中，歷來堅持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這種獨立自主的探索和實踐精神，這種堅持走自己的路的堅定信心和決心，是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也是黨和人民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青史如鑑耀千秋。革命文物承載著黨和人民英勇奮鬥的光榮歷史，記載著中國革命的偉大曆程和感人事蹟，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弘揚革命傳統和革命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黨的十八大以來，遵義會議紀念館在努力講好遵義會議的故事，弘揚好偉大遵義會議精神上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2019年全館接待參觀者520萬餘人次，2021年上半年全館參觀人次已逾300萬。我們將再接再厲，進一步做好革命文物保護、管理和運用工作，為全黨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做好服務。
來源：《求是》2021/19
作者：遵義會議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