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中國1
怎樣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一直在嘗試新的敘述方式。今天我們開始推出《問答中國》系列，作者設定了一個提問物件，提出一些人們普遍關注或不太理解的“問題”。回答過程中，提問者還會就某個問題再次提出不同看法，然後作者更詳細地敘述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既講道理，又講故事。這種一問一答的講述，便於人們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共產黨，不失為“閱讀中國”的一種有益嘗試。
帶給世界的“意外”
問：這些年在中國採訪了不少人，包括你，也閱讀了一些對外宣傳的讀物，感覺你們很介意外國人能不能讀懂中國。
答：任何國家都希望別人讀懂自己。我們感覺，某些國際輿論的議論和判斷，不像真實的中國。
問：所以要加大對外宣傳。但“宣傳”這個詞，可能會使人們覺得，中國只對外塑造自己成功的形象，或試圖讓別人接受自己的價值理念。
答：沒有哪個國家不重視自己的形象塑造。關鍵不在於是不是用“宣傳”這個概念，而在於講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講的道理是不是“對”的，講的方式是不是“巧”的。西方媒體推崇的是：好的宣傳，看起來是從沒有發生；好的宣傳，是讓宣傳物件沿著你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
不管是叫“宣傳”，還是叫“傳播”，或者叫“對話”“交流”“討論”“介紹”，無非都是一種表達。即表達所見所聞，表達所思所想，這就是內容。傳播領域講“內容為王”，至於人們是接受還是拒絕，是改變原來的觀點還是無動於衷，都沒有關係，起碼會由此獲得繼續閱讀中國的參考素材。
問：我們現在開始的問答，就叫對話吧。讀懂中國是件很難的事。中國一路走來的歷史軌跡，常常在一些節點上出乎國際輿論的判斷和預期。
我們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說起吧。
抗日戰爭勝利後，誰能夠想到，受到美國支援的國民黨政權，後來會敗在軍事實力不足它五分之一的共產黨手裡，以至於美國人不得不討論到底是誰丟失了中國。
中國共產黨建立新的國家，美聯社的一位記者從香港發出一則電訊預測：“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得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不料，只用三年時間就恢復了經濟，這期間還在朝鮮同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打贏了一場當時沒有人會看好中國的戰爭。
在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世界冷戰格局中，中國站在蘇聯一邊，也就站到了西方的對立面。不料後來和蘇聯鬧翻，和美國改善關係。這一國際戰略的調整，竟然是從1971年和美國之間“打乒乓球”開始的，西方輿論說，這是“用乒乓球改變了世界”。
1978年，調整政策，搞改革開放，實現“歷史轉折”。當時，幾乎沒有人預料到，中國會發生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的“魔術”般變化，成為今天這個樣子。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蘇聯解體了。中國國內發生了那麼大的政治風波，西方世界開始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實際是封鎖。有人覺得西方“不戰而勝”，有人說是世界走向“歷史終結”，都以為你們堅持不下去，社會主義是搞不成了，發展道路會發生改變。結果，中國不僅挺過來，而且發展得越來越自信，還宣稱，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生機。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世界市場。在經濟全球化浪潮面前，國際輿論認為中國政治和社會也會實現西方樂見的“自由化”，這個預測至今沒有應驗。
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整個世介面臨發展難題。大約在2010年前後，不少人覺得，中國將遭遇經濟崩潰，這樣的事依然沒有發生。隨後幾年，反而雄心勃勃倡議建設“一帶一路”，目前搞得像模像樣。
2018年，美國開始對華髮起貿易戰後，雙方關係陡然惡化。美國是強勢一方，給中國造成的困難顯而易見。不曾料到，中國的應戰方式是，把對外開放的大門開得更大，單獨搞起一個國際進口博覽會，讓世界各國的產品大規模進入自己的市場。
2020年初，中國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襲擊，封閉了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當時誰能知道會是中國率先克服疫情的困擾，成為當年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
列出這麼多“意想不到”，有些像一部歷史書。二戰以後中國的發展軌跡，似乎就是一部讓人琢磨不透、潛藏許多“秘訣”的歷史書。讀懂它確實不易。
我丟擲這麼多疑問，是希望透過對話，尋找一些答案。
答：你擺出的這部“當代中國史”，某些章節可能連中國人都未必深入理解。但總體上看，歷史演變的大邏輯，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感到意外。西方輿論意想不到，可能在方法上有問題。
西方政治家、學者和新聞記者，比較習慣於用“理論”而不是“事實”來推斷中國走向，而這些“理論”基本上是從西方的事實和邏輯中得出來的。比如——
從西方經濟學和人口學的角度進行預測，認為中國無論怎樣努力做，都無法養活這麼多人口。
從東西方冷戰的政治邏輯出發，認為中國既然沒有選擇西方，那它就是天然的對手或敵人，勢必會像蘇聯那樣被搞垮。
按照西方政治學家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來預測，既然蘇聯都已經解體“投降”，人類的歷史將“終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仍然堅持搞社會主義，哪裡還有前途呢？
根據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論，預測中國雖然經濟上發展很快，但前面註定會有個“陷阱”在等待著它，它是跨不過去的，早晚會“崩潰”。
從古希臘歷史中尋求論據，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推斷中國對世界必然產生威脅，從而早晚會和美國之類的國家來一場“決戰”。
從“文明衝突”理論的角度，設想中國和西方的衝突不僅是必然的，而且關乎西方文明的未來，於是中國必然是西方文明世界的“公敵”。
採用這些來自西方的“理論”來“閱讀”，難免會成為“政治想象”或“政治預期”。中國發展的真實面貌，自然會成為“意外”。
讀不懂，多半是因為一些人把他們接受的“理論”，轉化成為了閱讀中國時，難以割捨的立場，形成先入為主的判斷。
因此，站在什麼立場來閱讀，還真是很重要。
從兩位作家的遭遇說起
問：解釋一下你說的閱讀“立場”。
答：先說前幾年兩位中國作家，分別在西方輿論界的真實遭遇。
科幻作家劉慈欣，因為出版有長篇小說《三體》三部曲，在2015年獲得世界科幻大會頒發的“雨果獎”。2018年10月，德國《時代週報》記者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採訪劉慈欣時，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於是評論說：
現在我們看清楚了，劉慈欣不過是個暢銷書作家而已，而不是個政治思想者，你不能期待他在德國酒店大堂裡向德國媒體表達什麼對中國政府的異議，如果他這樣做就太蠢了，因為中國政府正在把他包裝成文學界的明星，中國官方的喉舌如《人民日報》，把劉慈欣描繪成“像鳳凰的羽毛一樣稀少的那類作家”（估計原文是鳳毛麟角）。在官方宣傳的包裝下，他可以在作品中書寫一些科幻性的，飽含人類命運憂患意識的太空科學家，但我們要再次強調:劉慈欣根本不是一個社會批判者，也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無獨有偶。有個專門寫懸疑小說的作家，叫麥家，他的作品《解密》《暗算》改編成電視劇後，被稱為中國的“諜戰劇之父”。美國的FSG這類作家們很推崇的出版社，也出版過他的作品，發行量不錯。2019年9月20日，麥家在《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記述他在德國參加一次文學活動期間的有趣遭遇：
有一名德國媒體的記者來採訪我。我看了採訪提綱，一共11個問題，沒有一個是文學問題，全都是政治問題。我問他：你來採訪我，是把我當成一個作家還是政治人士？對方說，作家也是政治人士。我告訴他：第一，這不是我想象中客觀平等交流的採訪報道。第二，這些問題很幼稚，我不接受這種幼稚的採訪。那名記者說，如果你不接受採訪，這本身就是一種採訪，這是一種怯懦或者懼怕壓力。我告訴他：我根本沒有壓力，我是擔心你不理解我的意思。比如提綱中有一個問題：是不是共產黨安排你去當一個作家？我告訴他：不是，據我瞭解，共產黨沒有安排哪一個人去當作家。我一一回答並向他解釋了這11個問題。在採訪過程中，他的態度漸漸有了變化，他慢慢地理解了我，甚至對中國有了更多理解。他最後還總結了一句話：“我發現，當要談論中國的時候，還是應該跟中國人來談論。”
兩位媒體記者的提問和評論，有種讓中國人感覺怪異的邏輯：作家必須是“政治人士”，在中國，似乎連誰去當作家，都可能是由政府決定和安排的；如果不表達“對政府的異議”，不接受採訪，正說明作家們時時處處受到壓制，中國沒有言論自由。
這樣的推論，出自採訪前就已經“固化”的立場和觀點。比較起來，採訪麥家的那位記者似乎可愛一些，在瞭解一些資訊後，覺得了解中國，“還是應該和中國人來談論”。
問：看來，瞭解了一些資訊後，也是可以逐步讀懂的。
答：有句古詩說得好，“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中國是一道“山嶺”，還是一座“山峰”，這是觀點；“橫看”還是“側看”，就是立場。
觀點是由立場決定的。對同一件事，理解還是不理解，是意料之內還是意想不到，通常情況下有兩個原因：掌握資訊有差異，根本立場有不同。不瞭解某件事的全貌和本質，有可能對它的發展軌跡和結果會感到意外；既不瞭解那件事的全貌和本質，又有先入為主的立場，那麼，真相帶給他的意外，就會更大。
在政治家的決策中，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對某件事情，即使兩個政治家掌握的資訊完全一樣，他們仍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斷和選擇。這就是立場。
當然，也有人會把“立場”當作“預見”和“希望”來堅守。
有個叫章家敦的美籍華人，2000年出版一本《中國即將崩潰》，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他預言，中國5年就會崩潰。2002年，他一看還沒有崩潰的跡象，在香港的一個演講中說，崩潰的時間推遲到2010年。結果，正是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當時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日本。
20年過去了，還沒有崩潰，章家敦的認知，也沒有改變。或許，固化的立場，已經使這些人不需要認真閱讀中國了。
（選自《新湘評論》2021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