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曾國藩是一對冤家對頭，以前人們的評價是，洪秀全是一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他代表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對於曾國藩的評價就是，“百年來的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到現在來看，這兩種評價正好天翻地覆，互換位置。
按照現在的評價就是，洪秀全設計的和部分實施的“天國”藍圖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而曾國藩提出的改革主張以及一整套思想顯然更切中時弊，更富有建設性。他所創始的洋務運動儘管有種種缺點，但發展工業總比太平天國的小農經濟要進步不少。那為什麼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背後又隱藏了怎樣的邏輯？
過去只講政治，不講經濟，於是在革命時期，洪秀全當然要被標榜出來，也當然成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農民運動領袖了。而現在講經濟，也就看中了曾國藩們的改革行為，看中了工業化道路的先進與發展工業對於社會的推動作用。時代變了，評價歷史人物的座標也就變了。其實，從經濟角度來看，農民運動大多都是聚眾造反，沒有提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先進思想，事實上也沒有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只是對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是，農民們何嘗不想自己搞生產，自己種地？只是，那時候他們別說生產，就連活命都難，當然要去造反了。不破不立，造反之後，雖然對社會生產力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也沒有提出先進的變革社會的主張，但對於腐朽的王朝產生了致命的打擊。洪秀全的造反就給了本該滅亡的清王朝以致命的打擊，客觀上為以後的改革和革命掃除了一定的障礙。舊政權最黑暗的時候，對大多數人壓迫最深的時候，農民們就要起來反抗，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在新政權初期，新皇帝往往會採取發展生產、生民、養民的政策，對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和被推翻的舊政權相比，新政權初期確實是一種進步，確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提高。不過，最令人痛心的還是農民運動對於社會生產力造成的巨大破壞，不如改良社會來得溫和，來得破壞力小。可是，改良的人大多出自統治階級內部，只有統治階級內部的人才有機會進行改良或參與改良，即使他們有不為專制統治服務的先進思想，也會因為各種利益和利益關係的牽制，最終在根本上很難真正建立起有利於多數人的社會制度，很難在根本上消除給多數人帶來不平等和壓迫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曾國藩就是一例，產生於體制內部，要用改良手段來拯救苟延殘喘的大清王朝。
曾國藩當時是清政府體制內部的重臣，不僅要鎮壓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而且還要提出改良的思想，鼓吹並推進洋務運動，主張對外堅守“以羈縻為上”；對內修明政事，急求賢才，引進西方的軍事和技術，設立安慶內軍械所，製造新式槍炮，被譽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當時，他是一個明白人，知道清政府的軍事實力不行，科學技術也不行，要想振興，就要學習西方的軍事和技術，為我所用。不過，所有的改革都禁不住清政府折騰。清政府腐敗，又自高自大，僧格林沁誘擊根據《天津條約》而來的英國船隻，一時間“天下稱快”，結果招致一八六零年第二次英法聯軍到來，造成更加慘重的破壞，最後續訂更加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而《南京條約》的簽訂或許是林則徐燒煙招來的，慈禧太后幼稚地向十一國列強宣戰詔書，引來了八國聯軍，不能抵抗，只能倉皇逃走。但是並不能說列強不想主動干預清政府政治，也不是清政府外交上的失利所致，而是清政府太過於腐朽軟弱，閉目塞聽，愚昧麻木，自高自大。即便李鴻章主張溫和的外交忍讓手段，也不能阻止列強的入侵，還是得割地賠款，還是得處處求饒。也就是說，並不是清政府的主動出擊和被動簽訂屈辱的條約引來了侵略者，而是清政府的制度落後，閉關鎖國讓侵略者看到更多入侵的可能。曾國藩再多，改革力度再大，也不能挽救晚清政府，因為曾國藩不能做主，做主的是慈禧太后。
現在是和平年代，政府已經不是晚清時期的政府了，當然也不會出現洪秀全那樣的農民起義者了，只是，曾國藩那樣的改革者，似乎也不多見，不知道又是什麼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