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時任遵義市民革主委、政協副主席的朱振民和工作人員，經過幾個月的走訪和調查，終於在遵義北郊一個名叫松子坎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具埋葬了二十餘年的屍骨。緊接著，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孔憲權、貴州省軍區副政委石新安，被請到現場對屍骨進行辨認。
當孔憲權、石新安看到那還沒有完全腐爛的衣物，以及屍骨右耳和額部之間的彈孔之時，他們難掩心中的悲傷，頓時流下了熱淚。看到如此情景，站在旁邊的朱振民和工作人員立即肅然立正，並低頭默哀，眼眶中的淚水也隨之掉落了下來。
一場莊嚴的默哀儀式過後，朱振民讓在場的醫護人員開始清理屍骨。沒過一會兒，醫護人員就用絲綿按形體將屍骨裹好，然後再用白綢包起來，並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早已經準備好的，墊著紅綢褥被的新制棺木裡。不久之後，這口新制棺木被暫時安置在了遵義第一中學的禮堂之中，等待重新選址遷葬。
到了第二天，一封急電就從遵義發到了北京，將屍骨的發現以及驗明情況，詳細報告給了時任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當彭德懷接到這封急電之後，他不由得淚流滿面，久久無法釋懷。彭德懷身邊的工作人員知道事情的原由，一塊壓在彭德懷心中二十餘年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來了——鄧萍烈士的屍骨找到了。
鄧萍，原名鄧少章，1908年生於四川富順縣（今四川自貢市）。鄧萍自幼聰慧過人，學習成績非常優秀。早在讀中學的時候，鄧萍就在惲代英和吳玉章等人的影響下，接觸到了革命思想，心中萌生了鬥爭反抗的意識。1927年，19歲的鄧萍下定決心投筆從戎，他隻身前往武漢考進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在學習期間，鄧萍的思想認識有了進一步提高，他積極參加各種革命活動，並且還光榮加入了黨組織。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為了竊取勝利果實，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失敗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鄧萍始終堅定理想信念，毅然決然地邁步走在革命道路上。
1927年冬天，受黨組織的委派，鄧萍來到湘軍獨立第五師第1團從事兵運工作，他先後在營部、團部擔任書記官和副官。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鄧萍和與擔任第1團營長的彭德懷結識了。不久之後，鄧萍又在上級的指示下，與彭德懷、張榮生等組建了第1團黨支部。此時，鄧萍擔任支部書記，負責黨內接洽工作，而彭德懷則當上了第1團的團長。
在艱苦的鬥爭環境中，鄧萍和彭德懷從相識到相交，他們二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1928年7月，彭德懷和鄧萍、滕代遠一起領導發起了著名的平江起義。隨後，起義部隊改編為工農紅軍第五軍，由彭德懷擔任紅五軍軍長兼第十三師師長，鄧萍則擔任紅五軍參謀長一職。從此，鄧萍成為彭德懷得力的軍事助手。
這裡要多說的是，在1928年4月彭德懷加入黨組織的時候，鄧萍是彭德懷入黨宣誓儀式的監誓人。而且，平江起義後，鄧萍出任紅五軍參謀長，是彭德懷力薦的結果。因為，在策劃平江起義之時，鄧萍展示了較高的軍事指揮才能，這讓彭德懷對他刮目相看。當時，彭德懷還連連稱讚道：“鄧萍同志不愧黃埔出身，比我這個講武堂出來的丘八強多了（丘八，這兩個字上下連在一起就是兵字，指的是當兵的人）。”
在平江起義之後，彭德懷、滕代遠、鄧萍率領紅五軍撤出平江縣城，轉戰千里與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很快，敵人調集重兵開始對井岡山實施“圍剿”。在這樣的情況下，兩軍前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紅四軍進擊贛南地區，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當紅四軍離開井岡山之後，敵人就以10個團的優勢兵力向留守井岡山的紅五軍發起了進攻。
此時，彭德懷與滕代遠、鄧萍等人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最終作出了突圍的決定。鄧萍作為紅五軍參謀長，在會議上部署了突圍行動——“突圍地點，選擇在湘敵、贛敵結合部。我們集中優勢兵力，出其不意，撕開一條口子。同時，前沿各部不要與敵人脫離接觸，一定要黏住敵人，同時暗中抽出大兵力，參加突圍惡戰。”
在部署完突圍行動之後，鄧萍還挑起打前鋒的重擔，他當著彭德懷和滕代遠的面說道：“由我帶領特務連、機槍連、迫擊炮連作為尖刀，全力開啟突圍缺口，第1團、第7團分作左右兩翼，從而形成一條突圍安全通道。政委（滕代遠）帶電話隊、衛生隊護送全部家屬、傷病員快速透過，軍長（彭德懷）率領第4團殿後保護。”
彭德懷聽了之後，連連擺手說道：“不妥，打前鋒，你沒有我合適！”顯而易見，彭德懷認為自己作為紅五軍軍長，必須帶頭打前鋒。不過，鄧萍卻堅決地說道：“彭德懷同志，你是一軍之長，責任重大，紅五軍的發展，還要靠你。咱們有不少傷病員和家屬需要保護，這是朱、毛兩位首長交給你的重任啊！現在軍情緊急，咱們就不要再爭論了！”
彭德懷看了看態度堅決的鄧萍，沒有再說什麼，他衝著鄧萍點了點頭，心中則感動不已。此後，鄧萍指揮部隊英勇奮戰，迅速從敵人包圍圈上撕開了一條突圍缺口，並掩護紅五軍成功衝出了重圍。緊接著，紅五軍先後轉戰興國、于都等地，並且都取得了勝利。然而，在轉戰過程中，鄧萍卻中彈負傷了，只好留在於都養病養傷。
在臨別之時，彭德懷找到于都當地黨組織負責人，千叮嚀萬囑咐說道：“請你們一定要保護好、照顧好鄧萍同志!” 由此可見，彭德懷對鄧萍的關心、愛護之情，溢於言表。後來，鄧萍在傷勢痊癒之後重新回到了部隊，當彭德懷見到歸隊的鄧萍之時，他還激動地說道：“參謀長回來了，我斷了的翅膀又重新長上了！”
1930年6月，紅五軍與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由彭德懷擔任軍團長、滕代遠擔任軍團政委、鄧萍擔任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此後，鄧萍和彭德懷、滕代遠一直並肩戰鬥，共同經歷了中央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戰功，為鞏固和擴大中央根據地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紅三軍團負責防守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當時的廣昌的防守任務非常艱鉅，彭德懷和鄧萍、滕代遠日夜操勞，組織紅軍戰士搶築工事，堅決抵禦敵人的進攻。就在此時，軍事顧問李德來到了紅三軍團前線駐地視察工作。在見到李德之後，彭德懷根據戰場形勢提出了機動防禦的建議——留一部分兵力守衛廣昌，大部隊埋伏在廣昌周圍，待敵人進攻廣昌之時，大部隊伺機進攻敵人的側翼，從而完全擊潰敵人。
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彭德懷的這個建議是完全符合戰場實際的，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死守廣昌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只有出其不意地實施機動防禦，才能真正打敗敵人。然而，軍事顧問李德卻對彭德懷的建議不以為然。此時，為了說服李德，彭德懷還讓人拿來了鄧萍繪製好的作戰地圖，並在上面指指點點，不斷給李德講解。
然而，李德卻不顧實際情況，他堅持命令彭德懷死守廣昌。就這樣，彭德懷和李德發生了劇烈爭吵，吵到最後兩人不歡而散。當彭德懷從前線回到紅三軍團總部之時，鄧萍關切地問道：“怎麼樣？你和李德談得如何？他有沒有同意我們採取機動防禦？”看著鄧萍為策劃打仗而日漸憔悴的樣子，彭德懷心有不忍，他哀嘆了一聲，說道：“我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說咱們的機動防禦，是擅自撤退，是要把敵人放進中央根據地，還揚言要對我執行軍紀……”
鄧萍聽了之後，臉上泛起了苦澀的表情，他對著彭德懷說道：“李德這個洋顧問，根本不懂紅軍的實際情況，他完全是亂指揮，戰士們早就怨聲載道了，這樣下去會出大問題的！彭德懷同志，我認為你做的對，我們必須抵制並糾正李德的錯誤！”聽到鄧萍說的話，彭德懷鬱悶、沉重、委屈的心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俗話說，朋友成群，都不如知己一人。因為知己是那個永遠信任你、支援你，並和你共同經歷磨難的人。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鄧萍和彭德懷就是一對知己，他們二人從平江起義到井岡山斗爭，一路走來始終相互信任相互支援，他們二人之間革命友情已然深似大海。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之後，中央紅軍踏上了堅苦卓絕的長征之路。當時，彭德懷在鄧萍的協助下，指揮紅三軍團從石城出發，並作為右路軍前衛部隊，先後衝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成功掩護了中央機關從廣西全州、興安之間渡過湘江。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後，彭德懷、鄧萍率領紅三軍團又參加了四渡赤水作戰，轉戰川、黔、滇，將強大的敵人戲耍於鼓掌之間。
1935年1月24日，按照中央的命令，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準備重新攻佔遵義城。然而，當紅三軍團撲到通往遵義的關隘——婁山關之時，這才發現敵人已經控制了婁山關。怎麼辦？彭德懷很快下達強攻婁山關的命令，與此同時接替滕代遠出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也表態說：“必須拿下婁山關，這是能否攻佔遵義的關鍵！”
按照彭德懷和楊尚昆的指示和要求，鄧萍對具體作戰進行了部署，並親自指揮了這場婁山關戰鬥。為了在短時間內拿下婁山關，鄧萍還打破常規，集中全軍團所有的迫擊炮，對婁山關上的敵人進行齊射炮擊。結果，不到半個小時，英勇無敵的紅軍戰士們就將紅旗插到了婁山關的主峰上。
攻打遵義的通道被打開了，彭德懷、楊尚昆和鄧萍指揮紅三軍團一路急行軍，於1月27日拍馬殺到了遵義城下。當時的遵義城分為新城和老城，以一條河流為分界線，新城在東面，沒有城牆；老城在西面，有內外兩座城牆。為了儘快攻佔遵義的新城和老城，鄧萍主動向彭德懷提出請求，要跟隨擔任前衛任務的第11團行動。
彭德懷知道鄧萍的指揮能力，他在告誡鄧萍注意安全之後，就同意了鄧萍的請求。1月27日黃昏時刻，為了摸清敵人的軍事部署以及遵義老城附近的地形，鄧萍和第11團政委張愛萍、第11團參謀長蘭國清帶著部隊來到了遵義老城北門外。在安頓好部隊之後，鄧萍、張愛萍、蘭國清前進隱蔽在距離護城河50米遠的一個小土坡的草叢裡。同時，鄧萍還讓張愛萍派出一個營的兵力，試探著偷偷渡過護城河，進而偵察遵義老城裡的情況。
當時，遵義老城中的敵人時不時朝著城外的可疑地點開槍射擊，以探明紅軍是否提前抵近埋伏。就在此時，一個紅軍戰士從後面摸了上來，並向張愛萍報告：“報告政委，我們營長說，遵義老城是兩層城牆。我們營有人爬了進去，然後又出來了。營長派我來請示，下一步怎麼辦？”張愛萍還沒有說話，鄧萍就說道：“告訴你們營長，隊伍不要撤回來！”
很明顯，鄧萍已經計劃等天黑以後，向敵人發起突然進攻了。紅軍戰士得到指令之後，向鄧萍、張愛萍等人行了個軍禮，然後飛奔而去。紅軍戰士離開了之後，鄧萍一邊觀察敵情，一邊叮囑張愛萍說道：“情況緊急，明天增援遵義的敵人就可能趕到……”鄧萍的話還沒說完，一顆子彈就擊中了他的頭部，鮮血也隨之噴濺到了趴在旁邊的張愛萍身上。
原來，前來報告的紅軍戰士暴露了鄧萍、張愛萍以及蘭國清的隱蔽位置，遵義老城中的敵人察覺之後，立即向這裡開槍射擊，結果鄧萍不幸中彈。當張愛萍快速扶起鄧萍的時候，這才發現鄧萍已經停止了呼吸，犧牲在了自己的身邊。當時，鄧萍年僅27歲。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了，張愛萍和蘭國清來不及多想，他們急忙拖著鄧萍的屍體撤離了小山坡。
很快，一通電話打到了紅三軍團總部。張愛萍哭泣著將鄧萍犧牲的情況，報告給了彭德懷：“鄧參謀長（鄧萍）犧牲了。我們一起在前線觀察……是九響槍子彈打中的，子彈從前額打進從後腦出來，血流得很多，我的手臂都染紅了……”當張愛萍報告完畢之後，他清楚地聽到話筒那邊先是一陣沉默，緊接著傳來了一陣撕心裂肺之聲。
後來，當張愛萍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他的眼眶仍不可抑制地溼潤了。張愛萍說道：“在電話裡，我能深切感受到彭老總的心，是在為失去一位革命戰友，也是為紅軍失去棟樑之才而滴血！”
當鄧萍烈士的遺體被運送到紅三軍團總部之時，彭德懷已是淚流滿面，心如刀絞一般地痛。彭德懷輕輕地揭開覆蓋在鄧萍烈士遺體上的白布被單，深情地注視著鄧萍烈士的遺容。當看到鄧萍烈士臉上的殘留著血跡時，彭德懷掏出手巾小心翼翼地為他擦拭著……此情此景令在場的所有人都無比動容。
在目送鄧萍烈士遺體被護送到後方之時，彭德懷流著眼淚對著張愛萍說道：“給參謀長換身新軍裝，如果沒有，就到總供給部去領，就說是我說的。”鄧萍的犧牲，給彭德懷帶來了猝不及防地打擊，鄧萍的音容相貌和生前的一幕幕往事不斷在彭德懷的腦海中浮現，這讓彭德懷感到痛不欲生。
很快，滿懷悲憤的彭德懷就下達了作戰命令——打下遵義城，為參謀長報仇！在一場激戰過後，紅三軍團勝利攻克了遵義城，將敵人全部消滅。當時，由於戰事繁忙，紅三軍團有關部門將鄧萍烈士的遺體只作了匆匆掩埋，並未留下任何標記，以至於為日後尋找鄧萍烈士遺骸造成了諸多困難。
新中國成立之後，彭德懷曾多次回想起鄧萍烈士，他深情地說道：“從平江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從江西蘇區轉戰到長征途中，直到他（鄧萍）犧牲前，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互相配合得很好。鄧萍對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作戰指揮沉著果斷、英勇頑強，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優秀軍事幹部。”
1957年夏天，彭德懷親自指示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蘇振華（曾擔任紅三軍團第12團政委）：“中央很關心尋找鄧萍同志埋葬處這件事，希望當地政府幫助尋找，並且一定要找到鄧萍同志遺骸！”為了便於遵義當地政府開展尋找工作，彭德懷還提供了一些線索——鄧萍烈士埋葬的大致方位在遵義北郊的一處山坡上。
很快，蘇振華將彭德懷的指示轉達給了遵義當地政府，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遵義當地政府就曾尋找過鄧萍烈士的遺骸，然後由於時過境遷，再加上有關線索缺失，所以一直沒有找到。這一次，遵義當地政府將尋找鄧萍烈士遺骸的任務，交代給了時任遵義市民革主委、政協副主席朱振民，並組建了專門的工作隊。
此後，朱振民根據彭德懷提供的“大致方位在遵義北郊的一處山坡上”的線索，帶領工作人員進行了實地走訪查驗。經過半個多月的走訪，朱振民在遵義北郊一個名叫松子坎的地方得到了一條重要線索——當地村民王華軒回憶：“我是第二天早晨（1935年1月28日）看到紅軍從羅莊抬出一個棺木，埋在了松子坎村民羅徽五家的墳山，是紅軍自己抬去埋的。”
與此同時，村民王華軒還說道：“我聽說棺木是紅軍從新街顏家的棺材鋪抬去用的。”得到這兩條線索之後，朱振民和工作人員心中非常激動，為了慎重起見，他們又來到新街走訪了顏家棺材鋪的人。當時，顏家一位老太太回憶說道：“那天晚上（1935年1月27日）來了幾個買棺木的紅軍，聽說要裝殮從乾田壩抬回來的一個紅軍長官，後來埋在了村民羅徽五家的墳山上！”
顏家老太太還說道：“在紅軍離開後，羅徽五從外面回來，還曾經把墳挖開來看過，說是裡面埋的是一個紅軍長官，穿的是黑呢子大衣，頭上有血跡。當時，羅徽五見沒有什麼附葬的東西，就又重新將墳埋好了。”
根據人民群眾提供的這些線索，朱振民和工作人員初步判斷鄧萍烈士的埋藏處，就在村民羅徽五家的墳山上。為了便於驗明身份，朱振民還請求遵義當地出面，請來了時任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的孔憲權（曾在鄧萍身邊工作過，擔任紅三軍團第四師偵察參謀、第十二團作戰參謀），以及時任貴州省軍區副政委的石新安（曾與鄧萍共事多年的老紅軍）。
在開棺辨認遺骸之時，孔憲權發現遺骸穿的是短呢子大衣，衣釦是鐵製品，已生鏽。大衣裡面是一件西式背心，背心下面是毛線衣，幾乎已經腐爛；遺骸的下身穿著已完全腐爛，兩隻腳的旁邊各有一塊橡膠質的鞋底。緊接著，孔憲權小心翼翼地把遺骸頭部的泥土輕輕扒開，發現遺骸右耳至上額骨之間有一個小孔，很明顯是彈孔。
經過仔細辨認，孔憲權認為這正是鄧萍烈士的遺骸。另外，石新安憑印象說出了鄧萍烈士的四點特徵——留有較長的頭髮；後腦勺有一塊核桃大小的疤；牙齒完整，無缺無補；所穿襯衣袖釦是金屬品。對照這些特徵，石新安反覆仔細辨認，最終也確認了這就是鄧萍烈士的遺骸。
這樣一來，出現了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鄧萍烈士的遺骸在時隔二十餘年之後，終於被遵義當地政府找到了。後來，朱振民和工作人員將鄧萍烈士的遺骸重新裝殮，並妥善安置在遵義第一中學的禮堂之內。
在找到遺骸並驗明身份之後，一封急電很快就從遵義發到了北京。當彭德懷得知鄧萍烈士遺骸找到了的訊息之後，他既激動又悲傷。不久之後，彭德懷指示遵義當地政府，在鄧萍烈士犧牲的地方修建一座紅軍烈士陵園，讓鄧萍烈士和犧牲在遵義的紅軍烈士們長眠在他戰鬥過的地方。1958年，遵義當地政府開始動工修建紅軍烈士陵園，一年之後陵園終於建成。
1959年清明時節，遵義當地政府為鄧萍烈士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將裝殮著鄧萍烈士遺骨的棺木安葬在了紅軍烈士陵園正中位置。鄧萍烈士墓分正墓室和側墓室，墓身由紅砂石料砌成，正墓室高於側室，呈現出“凸”字形。在墓頂正中的位置，豎立著一顆紅色五角星，往下的位置則寫著墓誌銘。
這裡要多說的是，在鄧萍墓東面有一座表現鄧萍中彈倒在張愛萍身上的半身雕塑像。這座半身雕塑像，生動形象地再現了鄧萍烈士犧牲時的情景。在鄧萍烈士遷葬儀式舉行之前，彭德懷向遵義當地政府寄來了親自撰寫的《鄧萍同志的簡歷》，以及親自題寫的墓名——“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之墓。”
後來，彭德懷利用出差的機會，曾計劃到遵義紅軍烈士陵園祭奠鄧萍烈士。然而，當時由於天氣原因，飛機不宜飛行，彭德懷未能實現這個心願。1966年4月，在西南地區負責三線建設的彭德懷，從成都前往宜賓視察工作。當途經鄧萍烈士故鄉四川富順縣（今四川自貢市）境內之時，彭德懷急忙讓駕駛員停車，並獨自走下汽車眺望富順縣。
望著望著，彭德懷不由地感慨說：“真是地靈人傑啊！難怪英才輩出！三十多年前，我有一位親密革命戰友，他就是這裡的人。可惜他早已在長征途中犧牲了！”說完這句話，彭德懷的眼眶早已經飽含了淚水。或許，此時此刻，彭德懷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那時那刻——鄧萍對自己說道：“彭德懷同志，我認為你做的對！”
鄧萍當年的這句話，對於三十多年後陷入困境的彭德懷來講，是多麼希望能夠再一次聽到的啊！彭德懷神情疑重，站在原地沉默良久，最後才緩緩坐上汽車趕往宜賓。當時在彭德懷身邊的人，根本不知道彭德懷所說的人，就是曾經擔任紅五軍參謀長、紅三軍團參謀長，與彭德懷並肩戰鬥七年之久的紅軍高階將領——鄧萍。
讓我們向鄧萍烈士致敬，向革命先烈們深厚的革命友誼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