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張德昌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傳統社會中士大夫階層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士大夫的動向和思潮，既反映了社會現狀也反映了未來社會的走向。學者將針對士大夫的研究聚焦於某特定時期下，比如某一官員的一生，這樣往往能從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當時整個社會的側面。
清朝末期士大夫階層中的京官群體，反映了時局下整個首都的人情風貌。京官，一般指為官於京城中人，既包括科舉出身的翰詹科道以及各部院司堂官，也包括靠捐納留在京城中分發各部院的小京官。他們中既有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也有混進士大夫階層的投機者。他們組成了在京城百姓之上、皇族之下的一個個特殊圈層。
清末著名清流官僚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與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以及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並稱為“晚清四大日記”。這幾部記載詳細的日記，為後人研究晚清官員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翔實的一手資料，比如後人編輯的《越縵堂詩話》《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越縵堂讀書記》《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等大部分材料都取材於《越縵堂日記》。而由學者張德昌整理編寫的這本《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則是將日記中，李慈銘三十餘年的實際收入與支出詳細整理，並輔以其他參考資料，透過李慈銘的一生了解清末時期京官的財政收入、社會生活、工作詳情等，瞭解大變局下的官員生活。
李慈銘的仕途經歷與當時大多數京官的仕途幾乎無二，他原本由捐途出身，家中變賣田產為他捐得戶部郎中一職，但經波折又讓李慈銘橫出一筆錢財才得補京官之缺。能夠靠捐途入京官，一般認為捐者家境肯定殷實富足，但李慈銘則有些賭博性質，為了重新光耀李家幾乎傾家蕩產來京做官，這也讓他對於京城的官場生活增添了現實的動機。
京官的貧窮在清朝是個不爭的事實，相比較外省官員，京官限制很多，開銷還大。京官的生活靠合法的與非法的陋規，靠捐納人員的印結銀，靠外省官員剝削人民的殘脂殘膏來補足京官的收入。在士大夫的階層中貧窮並不恥辱，甚至認為窮乃君子本質，因此這些京官在精神上自有滿足之法。但現實仍舊難以抵禦貧窮，由此產生了士大夫階層對金錢與自我價值上的割裂，一方面鄙視金錢，願被他人尤其是百姓視為貧窮清廉，另一方面對金錢又有著無盡的渴望，越是經歷窘境越是對金錢有著奢望，造就出了一副副虛偽的面孔。
京官經濟的窘迫在李慈銘所記中讓人詫異。以李慈銘本人為例，他作為京官中的小官，經常窮得難以開火做飯，也經常把身邊衣物典當而久久不能贖回。有些官員雖身為有頭有臉的京官，向錢鋪借錢卻經常不能按時還錢。作者以李慈銘的收入及開銷做了對比，在書中一項項表格中我們能看到，京官的官職收入遠遠在一般生活費用水平之上。如果僅以此來看，京官相比較京城百姓收入可以說是不菲，維持基本生活綽綽有餘。但京官為什麼如此貧窮？這主要歸咎於京官的官場陋習以及京官的生活方式。
張德昌在書中為我們介紹了致使京官貧窮的諸多因素。北京各部院衙門有種不成文的傳統習慣，下級官吏對上級官吏要送各種名目的節禮。對於大官的僕役、輿夫、門房都要送紅包、門茶，而對於本衙門中的各種茶房、皂吏等小角色都要按節犒賞，對於傳達訊息的僕役更要有獎賞，這些日常工作開支都要京官自己承擔。在李慈銘的生活中，就曾有過在北京嚴冬時節不得不把自己的皮襖送到當鋪換些銀兩，用於給衙門的僕役以皮襖賞的事。官員當掉自己的皮襖為了給幹活的人買皮襖，這種奇怪的事，在清朝，在京城並不奇怪，而且僕役也沒有多少感激之情，官員為此還滿腹牢騷和怨氣。這種犒賞只是京官保持身份的必需形式。
京官最怕遇到嫁娶、生子、壽宴、喪吊等事，這筆開支往往突然且龐大，有時京官不得不借貸來交際應酬，為此一眾京官標榜自己“清流”，減少社交，實際有些人是為經濟所苦惱。北京城地域廣闊，在京為官又得守風氣，京官出入一定要乘車。上班下班、朋友往來等都得要乘車出行，這是京官為了維持自己身份的虧本支出。在書裡張德昌還寫到，京官的基本衣著，朝冠朝服、靴襪朝珠等都要自己置辦，這是筆大花費。有些京官，為官多年竟然自己都湊不齊衣冠，常常向人借用，這種荒唐情景在那時尤為常見。
書中張德昌將李慈銘的生活剛需一一列出，住宅、姬妾、僕役、歌郎、戲曲、冶遊、宴飲等花費極大。這種生活需要十分充裕的收入才能支撐，各種斂財通路大開，京官的收入往往也入不敷出，京官經常用賒賬、典當等空隙拉開自己的資金空間，常常處於西牆東補的狀態。外官和京官也互相勾結，從日記中我們看到這種勾結有時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勾連，外官雖然在外地搜刮搶掠，但他們仍需要京城的人脈幫他們上下走動。而京官這邊，我們在書中能看到一種樸實的想法，就是想要借京官之便得到外官的饋贈。因此，京官還專門有個訊息網，得知外官到京，京官立馬相互通知，聯合邀請，形成了京官迎外官的風氣。另外，京官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晉升調任的活動空間，眾多京官維持著這種交際和體面，就是為了在官場上可以左右逢迎。
京官的這種腐化奢靡的生活，仰賴於外官的補充，而外官在各地大肆地斂財致使人民受難，可以說京官的生活是建立在剝削人民的基礎上。李慈銘在日記中也記載了，京官的生活與普通百姓簡直是天地之別，這種生活方式，使得京官期望更多的收入，互相內卷打開了慾望的枷鎖。當然也有真正清流的官員，杜絕這些敗俗的官場習氣，但是在眾多京官眼中，他們的道德感刺傷了自己，因此不同流合汙的京官，在京城中被孤立、被恥笑、被整、被設計，成為清朝官場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