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家族裡，很多人都跟隨他參加了革命，比如他的堂弟毛澤全，就是其中的一位。
毛澤全的父親與毛主席的父親是堂兄弟，不過，毛澤全出生比較晚，是在1909年，比毛主席小16歲，因此，當他出生後，毛主席已經外出求學了，在毛澤全幼年的記憶裡，對這位堂哥還是比較模糊的。
不過，毛主席後來回到家鄉宣傳革命，毛澤全很快就被這個英武挺拔的堂哥吸引住了，小小年紀就給堂哥興辦的韶山農協作通訊員，跑腿送信，站崗放哨，樂此不疲。
毛澤全長大後，去了南京，在一個親戚手下謀個差事。
不久後，全面抗戰爆發，毛澤全就和弟弟毛澤青一起奔赴延安，投奔堂哥，一起抗日。
毛主席見到毛澤全和毛澤青，也非常高興，安排他們進入學校學習，畢業後，毛澤全被組織安排到新四軍巖寺兵站做後勤幹部。
新四軍身處日寇、汪偽和國民黨反動派心臟地區，被三方都視為眼中釘，派遣了大量特務密切監視，毛澤全作為毛主席的堂弟，必然會引起特務的格外注意，給工作和兵站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危險，因此，為了更方便工作，毛澤全就聽從組織吩咐，改名為“王勳”。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毛主席在很長時間都打聽不到毛澤全的訊息，還以為他已經犧牲了。
國民黨反動派非常敵視新四軍，欲除之而後快，對新四軍進行了嚴密的封鎖，因此，新四軍的生活非常困難，官兵不僅沒有軍餉，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於是，新四軍也開始學習延安的大生產運動，積極搞經濟建設。
江南自古就是經濟繁榮的地區，毛澤全就充分利用江南有利的工商傳統，在東臺縣與一個民族資本家合營，開辦了一家合營捲菸廠，半年就盈利幾萬塊大洋，極大地緩解了新四軍將士們的經濟困難。
除了菸廠，毛澤全還辦起了糧行，有力地保障了部隊的糧食供給，官兵生活日益提高，到了後來，竟然比國民黨和偽軍部隊的伙食都好，引來不少偽軍投誠。
在此期間，毛澤全還迎來了一段甜蜜的愛情。
他在新四軍一師二旅做後勤工作時，經常有來自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進步青年來參加新四軍，其中有一個叫徐寄萍的上海女學生，年僅18歲，眉清目秀，熱情上進，不願意在淪陷區當亡國奴，於是就放棄學業，投奔新四軍，被分配到毛澤全所在的後勤部門做會計，毛澤全正好是她的領導。
不過，老實巴交的毛澤全並沒有什麼非分之想，只是像個大哥一樣處處關心這些大城市來的學生兵，倒是熱情大方的徐寄萍，對忠厚善良的毛澤全產生了濃濃的信任感，最後在大家的撮合下，兩人結為了革命伴侶。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全擔任第三野戰軍第23軍供給部部長，開辦了被服廠、鞋襪廠、毛巾廠等等，產品不僅供應本部，還惠及了許多兄弟部隊。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全（王勳）向組織提出申請，恢復“毛澤全”這個名字，得到了批准。
徐寄萍這才知道了丈夫的本來名字，感到很驚訝，不過，更讓她意想不到的是，等她跟著丈夫一起到北京後，竟然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徐寄萍這才知道，原來結婚七年的丈夫，竟是毛主席的堂弟，隱藏得也太深了！
毛主席再次見到毛澤全，也非常高興，說：“延安一別之後，你到哪裡去了？我一直打聽你的訊息，就是找不到！”
毛澤全這才把自己化名“王勳”的情況說了一遍，毛主席對他這種不搞裙帶關係的作風大加讚賞，還非常自豪地把他介紹給陳毅，說：“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堂弟毛澤全，過去就在你們新四軍工作。”
陳毅也非常高興，笑著說：“我曉得，王勳同志嘛，開辦菸廠，銀元賺得嘩嘩的，可是幫了新四軍不少大忙啊！”
當毛主席得知弟弟早就兒女成行，更是非常高興，邀請他們一家到中南海做客。
在一箇中秋節的晚上，毛澤全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女，來到了堂哥家，孩子們甜甜地叫著“大伯伯”，毛主席最喜歡孩子，高興得合不攏嘴，親自安排廚師給孩子們炒雞蛋吃。
看到端莊嫻雅的弟媳，毛主席也非常滿意，故意問她：“你是上海的女學生，怎麼看上了一個莊稼地出來的泥巴坨子？”
當得知兩人是情投意合、真心相愛才走到一起時，毛主席高興地說：“好啊，這就叫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符合我黨的政策！”
後來，毛澤全擔任過華東軍區後勤部生產部部長、總後勤部軍需生產管理處處長、山西太原辦事處副主任等職，因為工作繁忙，再也沒見過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後，毛澤全悲痛欲絕，在瞻仰主席遺容時，竟暈倒過去，被人抬了出來，足見他對這位兄長兼革命導師的感情之深厚。
1989年，毛澤全在山西太原病逝，享年80歲，安葬在太原雙塔烈士陵園。
（參考資料：《毛澤東家風》《紅色第一家：毛澤東和他的六位親人》《燕趙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