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素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這是廣義的說法，意思是說就算是一個清官，一任下來想不發財都難。清代官員的收入情況一直是個比較熱門的話題，由於沒有財產申報制度，清代的官員收入情況在文獻中記載的也不多。
不過，透過一些零散的記載，還是能大致瞭解一個官員的收入狀況。這裡就以康熙朝各省的總督、巡撫為例，來算一算細賬，看一個督撫在不多吃多佔，不額外伸手的情況下，一年能撈多少銀子？
康熙時期督撫的合法收入並不高，年俸僅有180兩，外加一定的祿米。此外還有一些公費銀、紙張銀等補助，但都少得可憐。對於一個封疆大吏來說，這點合法收入是難以維持生計的。
因此俸祿幾乎可以忽略不及，大頭還在規禮或是陋規上。規禮名目繁多，有生日、端午、中秋、年節之節禮，有上任、升遷、進京等的賀禮，有徵收賦稅、稅銀、鹽課之耗羨，等等。其中耗羨又是規禮中的大頭，各省的情況又不一樣。
前面提到，清代的督撫是沒有財產申報制度的，因此一個督撫到底有多少家當，難以統計，只有在犯罪被抄家的時候才能得知，但抄家又是個小機率事件，不是常態。不過，康熙皇帝似乎對各省督撫的收入比較關心，經常詢問類似的問題。因此康熙朝就有很多督撫在奏摺中，提及自己的收入情況。
康熙六十一年，兩江總督查弼納在奏摺中陳述總督歲入狀況：“每年二省布政司、糧道、驛鹽道、兩淮運使等多餘之銀，兩淮鹽商所贈禮銀，皆送臣衙門，加之各關監督及屬下官員饋送之四時禮物，核計歲得共近二十萬兩。”
兩江是富庶之地，但總督在不貪不佔的情況下，每年就有二十萬兩的進項，這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數字。查弼納是實在人，把具體的情況都和康熙交代了，並說除去聘請幕僚以及其他開支外，每年還能剩下七八萬兩。
再看另外一個富庶之地兩廣。康熙五十六年，廣東巡撫法海在奏摺中奏報：“凡晉升總督、巡撫新任，地方官員均以賀禮贈予銀綢，共銀二萬餘兩。另，總督、巡撫所獲之份，一份火耗銀，一年八千餘兩。廣州等處之稅銀年獲九千餘兩，一年四節所獲禮物，均足十萬兩銀。”
這麼算下來，兩廣總督的歲入也有近14萬兩，刨去所有開支，最少也能剩下四五萬兩。
湖廣總督楊宗仁奏報，僅鹽商送與總督的“鹽歸”就有四萬兩，此外還有“向有各衙門節禮、秤頭等規銀十六萬兩”；雲貴總督奏報：“雲南一省司、道、府、州縣每年節禮通共二萬一千四百餘兩，稅銀平規三千餘兩，鹽規二萬三千兩，又秤頭銀三萬一千兩。”
從康熙朝各省督撫在奏摺中的奏報情況來看，中原富庶地區的督撫收入要高很多，大致都在12萬至20萬這個區間，偏遠地區的督撫要差些，但最少也是8萬兩起步。
事實上，各省督撫在奏報中也未必都會如實交代，而是普遍存在縮水的情況。比如兩廣總督守著海關這個肥缺，但幾任總督都沒有呈報海關規禮。還有一些屬於貪官，由於心虛也不敢如實彙報自己的收入情況，生怕引起康熙帝的猜忌。
規禮銀主要來自耗羨、鹽歸、稅規，以及各種額外加派，有規禮必有橫徵暴斂，禍國殃民。康熙帝對規禮的弊端並非不知曉，他也曾予以譴責和懲治。但總體上來看，康熙帝對規禮還是十分寬容的。
這看似十分矛盾，其實與清代的財政制度不無關係。清代各省的財賦收入絕大部分都要解到戶部，只留下極少部分作為地方公費。實際上地方存留的這部分遠遠不夠開支，從而導致地方財政十分拮据。
總督、巡撫雖是封疆，但區區一百多兩的俸祿怎能養家餬口、延請幕賓、僱傭差役，所以對於規禮康熙帝始終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是太過分，一般都不計較。
規禮盛行最致命的是敗壞了吏治，各省、各府以及州縣官不收規禮就無法給上司送禮、支付地方公務費用，所以清代的政治土壤是難以出清官的。
雍正繼位後，鑑於規禮的弊端，果斷採取措施，將各省耗羨收歸國庫，並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對地方官的補助，名為養廉銀。但雍正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耗羨這個根扎得太深，是杜絕不了的，並且雍正也沒有下旨廢除耗羨，老百姓也沒有得到實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