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作者 | 金慶錦
左一為萬尼瓦爾·布什
1943年，面對二戰的嚴峻局面，美國進行了有意識的自我革新，其中一位極其關鍵但又一直被世人低估的人物叫萬尼瓦爾•布什。
二戰剛開始的時候，美國的表現簡直糟透了。1941年，盟軍在大西洋損失了875艘艦船，平均每天將近3艘艦船被擊沉。1942年上半年，在大西洋又損失了490艘，而當時負責襲擊這些艦船的德國U型潛艇還不足12艘。到了1943年，情況變得更糟糕，U型潛艇在當年2月一個月就擊沉了108艘盟軍艦船，在3月的前20天，擊沉了107艘，完全封鎖住了美國對英國的援助。比戰爭失利更糟的是對科技的態度。面對德國U型潛艇，先進的探測顯然是必要的。
但在1941年，時任美國大西洋艦隊司令的恩涅斯特•金將軍下令從美軍艦船上撤掉這些看似複雜的雷達系統，並宣稱“我們需要的是能夠應對這場戰爭的東西，而不是應對下一場戰爭的東西。”即使在面對1943年這樣的糟糕局面時，金將軍仍然堅持護衛艦才是反潛的核心力量。政治局面也是一團混亂。
面對德國在歐洲大陸、日本在亞洲的節節進逼，美國社會和政壇仍然無法達成共識，和平主義、孤立主義都聲浪極大。在1930年代就擁有3000萬電臺聽眾的考富林神父，甚至在電臺上公開宣稱應該容忍德國對英國和蘇聯的征服。而這一切的轉變，從一個細微之處開始。1943年4月，美國海軍開始逐步裝備新研製的反潛雷達，在4月當月擊沉了15艘U型潛艇，5月擊沉30艘。同月，美國海軍開始緊急將所有針對U型潛艇的研究和統計分析統一歸總到第10艦隊。到初夏時節，整個大西洋海域就已經成為盟軍的安全水域。
另一項科研應用也很快進入列裝——無線電近炸引信。1940年，英國科學家將這一技術介紹給了美國科研人員。美國科研力量迅速開動，將這個還處於理論階段的技術快速擴充套件並且產業化。到了1942年9月，美國每天已經可以生產400個引信。11月，4500枚裝備了這種新型引信的彈藥運往太平洋戰場。1943年1月5日，在第二輪齊射中，這種彈藥就擊落了一架令美軍頭痛的日軍阿奇99俯衝轟炸機。
這一技術突破成為盟軍的秘密武器，在此後應對日本神風特攻隊、德國V-1導彈等過程中都大顯身手。除了技術突破，此時的美國也已經從戰爭初一個混亂的民主國家變成了一架開足了馬力的戰爭機器。1943年，盟國航空器的產量已經是軸心國的4倍。二戰期間，美國一共生產了30萬架飛機，是日本的5倍、德國的2倍。美國生產了240萬輛車輛裝置，德國只有六分之一，日本只有這個數字的十五分之一。美軍在登陸歐洲大陸時，已經完全實現了機械化，而德軍還依賴100萬匹騾馬參與運輸。
1943年這個看似突然的轉折背後，是美國在二戰前後的一次巨大轉變。這場轉變涉及到美國的社會心態、制度架構，甚至是民主制度方方面面的深刻改造。這也並不是一場“自然而然”的改變。在戰爭初期，法西斯政權展示出了制度優勢——高度集中的社會輿論、快速的資源調配、全民動員體制等等。這些對美國形成了巨大壓力。面對嚴峻局面，美國進行了有意識的自我革新。這場革新的核心命題是美國的競爭力，表現為在民主政體下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塑。
其中一位極其關鍵但又一直被世人低估的人物叫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布什的貢獻歸納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其一，他建構了美國政府、企業、學界相結合的體制。在這個體制的建構中，他既實現了資源統合的效率，也保護了開放社會的活力，使得美國避免了極權政權陷阱——在極權管制下實現短暫效率優勢，但整個社會迅速失去活力。其二，布什重塑了美國對國家競爭力的理解，將科學樹立為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他對美國國家競爭力的定義仍然影響著今天的美國。
2021年美國通過了一個新的法案，而美國國會議員們無論是在標題還是內在核心思想上，都大體重複了布什當年那份影響深遠的報告——《科學：無盡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布什於1890年出生於美國的馬薩諸塞州，成長於美國工業革命高峰——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卡內基、洛克菲勒等美國第一代頂級企業家呼風喚雨，不僅建構了極高效率的組織形態，也將企業家精神注入了這個新生的國家。時代風潮對布什的影響極為深刻。他1919年加入麻省理工大學成為一名教授，在1922年便開始創辦自己的公司，即後來大名鼎鼎的雷神公司。此後他又在首都華盛頓出任政府高官，融合學術、企業和政府的三種角色於一身。布什的經歷之獨特，使他成為重新建構美國競爭力體系的最佳人選。但他還需要一個時機。1938年，一直在波士頓教書的布什接受邀請，到華盛頓出任卡內基基金會主席一職。他開始與政界有了緊密的關聯。
1940年，德軍入侵法國，歐洲的局面已經慘不忍睹。而此時美國仍然深陷各種混亂，特別是官僚機構的低效。其中一個例子是1939年9月，美國一群物理學家已經說服羅斯福總統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推動核裂變研究。羅斯福選擇了一名官僚來主管這個委員會，可是這位官員並不瞭解原子能，且一直行動緩慢，直到1940年春天，用於研究的經費只有6000美元。德國對法國的入侵，讓布什終於等來了機會。他向羅斯福總統建議成立一個統合各種力量的科研機構。羅斯福用了15分鐘，便在他的提議上籤下“OK”，國防研究委員會（NDRC）正式成立。國防研究委員會的建立，使布什拿到了頂層設計的許可權和進行大整合的平臺。他將哈佛大學校長、麻省理工大學校長、加州理工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和軍方將領都拉入這個委員會，對美國緊迫需要的戰略性研究進行統合。各種資源透過這個平臺進行統合之後，一下子爆發出巨大的潛能。前面提到的反潛雷達、無線電近炸引信，以及對整個人類歷史都影響深遠的曼哈頓計劃都出自於此。這種整合的本質，是提升政府在科研中的地位。這樣的做法對當時的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美國立國以來的民主政體一直堅持地方自治、小政府大社會。提升政府的地位，甚至是管控能力，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說並不容易接受。這麼做的原因是，民主是有代價的。目睹了歐洲民主國家在二戰前期的快速潰敗，布什作為一位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在1939年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極權國家很有可能擊潰民主政體。自由的代價就是效率低下。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代價是否能夠成功帶來回報。”當然，布什並沒有坐等這樣的回報，他選擇全面開動國家機器來進行對抗。
當國家力量開動起來之後，美國才真正獲得了與極權政權競爭的力量。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局面的扭轉，1944年，布什領導的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每週支出300萬美元，對300多家企業和大學研究室裡的6000多位科研人員進行資助。而在1939年之前，美國進行軍事研發的費用才僅有全國每年500萬美元。布什在1944年的一封信函中寫到，只有國家才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推動世界級的研究，特別是基礎科學和工程。但布什的貢獻和思想的深刻遠非僅僅停留在不斷擴大國家權力，與極權政權進行抗爭這個層面。恰恰相反，當國家力量全面介入科研，併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之時，布什開始警惕並且思考如何不要走向反面。最能反映布什態度的是一場爭論——當學術界參與到政府的研發任務中時，兩者應該是什麼關係。在反潛雷達研發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麻省理工大學教授愛德華•鮑樂斯認為，學界應該被完全納入到軍方體系中來，成為“受僱傭的槍”（gun for hire）。而布什則認為在合作的過程中，學界一定要保持獨立性，特別是在面對強大的政府時，兩者應該是平等關係。
對於國家力量的擔心主要出於兩個層面的考慮：一方面，布什作為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最有權勢的科研管理者，深切體會到由政府主導的科研，經常受到政治官僚非專業決策的損害，所以他特別強調要引入學術界的頂尖人才參與到決策中來，而不只是一個顧問或者是被僱傭的身份。他堅信只有專業人士，而不是政治官僚，才能做出真正專業的政策決策。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深入跟蹤了納粹德國的科研進展之後，布什發現極權體制往往只能在短期內依靠資源的大量堆積產生領先效應，代價是民間很快失去創新活力，從而在後續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比如他曾經非常擔憂德國的V型導彈，也非常擔心德國的核武器研究進展，但在長期追蹤之後，他驚訝地發現，儘管德國很早就在一些關鍵技術上展開了科研，但他們的進展非常緩慢。建立一種制度，既要追求效率，又要保持獨立性和民主的活力，這並不容易。為此，布什給出的天才設計是引入企業經營的思路。他大量使用合同制與社會力量進行合作。合同制的好處在於，既能調動社會資源為政府的關鍵性研究服務，用合同約束保證其效率，同時也尊重了社會的獨立性。同時，大量資金和資源的注入，也激活了社會力量。國防研究委員會剛剛成立的時候，為了吸引一流研究者進行科研，委員會成員、彼時哈佛大學校長康南德建議快速建立起政府的科研機構，僱傭科研人員為政府僱員。布什的答覆是“完全沒有必要。我們將和大學、研究機構、工業實驗室簽署大量的合同。”僅布什領導下的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這一個平臺，就和民間簽署了約2500份合同，涉及金額5.36億美金。布什的這種做法被稱為“基於合同的聯邦制”，既保證效率和統一性，又維護了獨立自主帶來的活力，其底層色彩倒是非常符合美國的建國哲學。布什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美國對科學研究的態度，幾乎全社會都開始接受他提出的科學是美國核心競爭力的主張。而這種態度轉變最典型的代表是軍方。二戰開始時，美國軍方對於科研持有非常保守的態度，但在布什的努力下，舉國上下都看到了科研進步對於國家核心競爭力至關重要的角色。
到1953年時，美國國防部每年資助科研的經費已經高達16億美元。軍方甚至表現出大量的興趣去支援基礎研究，比如當時美國物理學研究經費的98%都來自於國防部或者是政府的原子能機構。1945年，當戰爭的壓力退去之時，布什開始了他的另一個重要制度建構——結束由他自己領導的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設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整個戰爭期間，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聚集了巨大權力，布什認為當戰爭的緊急狀態結束後，應該重新建構政府與民間科研機構的關係。
一方面，美國從戰爭中學到的是政府一定要繼續支援科研的發展，這樣才能為維繫美國的競爭優勢不斷提供足夠的支援，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力量需要受到制約，因為其巨大的影響力很容易掌控民間科研，從而窒息整個社會的活力。幾經辯論，1950年，一個基於布什的設想和規劃的新機構正式成立，這個機構不僅奠定了和平時期美國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也深刻影響到了今日的美國及其競爭力。這個機構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根據布什的設計，這個基金會可以從國會直接獲得鉅額且穩定的撥款，比如在2020年，這個基金會的預算就高達83億美元。但同時，這個基金會並不是由政府或者政客來領導，而是透過一個獨立的、由頂級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來管理，從而保證基金會決策的專業性和獨立性。而且，接受資助的科研人員仍然可以保留專利權。這個基金會支援的重點是最耗費資金但也最為重要的底層基礎研究，而把應用型研究留給了民間和市場。這成為布什留下的最後一筆遺產，在美蘇爭霸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布什在學術、企業、政治三個領域都有深刻的經驗，當歷史走到關鍵一步時，他成為了不二人選。這種獨特性使他成為一代特殊人群崛起的代表——公共企業家。美國學者尤金•李維斯對“公共企業家”有一段精彩且深刻的描述：“（公共企業家們）創造或者精心打造一個公共機構，從而能夠對有限公共資源的現有分配機制進行深刻改變。機構和政治環境往往包含著自相矛盾的價值觀，但這些人能夠從這樣的環境中崛起併成功。公共企業家能夠非常有特色地利用這樣的矛盾。”布什是這個人群的開拓者，並樹立了有著足夠歷史地位的里程碑。1965年10月1日，布什早年求學且工作過的麻省理工大學將自己的第13號建築用布什的名字命名，在大廳的石板上篆刻了對他的致敬，其中最後一條寫到：“他運用他的治國才能建構並且倡導了一系列的良策，推動科學、工程和教育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