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30·60”雙碳目標，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能源結構、技術路徑、生產和消費方式乃至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雖然轉型程序中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機遇，但對諸多企業和金融機構來說，也會帶來衝擊和挑戰。一些權威的國際組織將此類向低碳經濟轉型程序中引發的風險界定為氣候相關的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s），主要體現在政策、技術、市場等幾個方面。
就政策風險來說，為實現減碳目標，各國政府及相關監管機構都會出臺政策措施，推動各行各業進行綠色低碳轉型。這將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尤其是給高排放、高能耗企業帶來巨大壓力。例如，碳排放配額制度的實行及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建立將增加這類企業的排放成本，導致其利潤下降，甚至出現虧損，引發財務風險。碳交易範圍的擴大和標準趨嚴，有可能大幅推高碳排放權的價格，令控排企業面臨更大的財務壓力，迫使它們加速轉向綠色低碳發展。目前，我國尚處在減碳的初期探索階段，後續隨著分地域、分行業政策措施的出臺，政策要求將不斷加碼，企業將面臨更嚴峻的氣候相關政策風險。
就技術風險來說，在低碳轉型的過程中，企業還面臨著技術變革帶來的不確定性。以交通運輸業為例，發展新能源汽車、實現電氣化、使用綠色電力是陸上交通業減排的主要路徑。這一程序受到清潔能源、電池、儲能、智慧駕駛等諸多新技術的影響，但未來的技術路徑卻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汽車生產商一旦掌握某些關鍵核心技術，就能大幅度增強其競爭優勢和行業領先地位，反之則可能被淘汰，或面臨投資新技術失敗等難以預期的財務損失。中國光伏產業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歷了數次行業洗牌，其中有一批企業正是因為光伏技術的更新迭代和自身技術落伍而破產倒閉，退出了歷史舞臺。
就市場風險來說，低碳轉型有可能導致市場偏好轉向，推動資金流入適應氣候變化的領域，流出高排放領域。投資者會對綠色、低碳的資產更為青睞，同時拋售化石能源等碳密集型資產，導致相關行業及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資產價格波動，甚至形成“擱淺資產”。在消費端，鑑於年輕一代對氣候變化議題更為重視，以後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更願意支援氣候友好的可持續品牌。若標明產品碳足跡的“碳標籤”得以大範圍推廣，低碳消費品可能會擠壓傳統消費品的市場份額。例如，植物肉和植物奶有可能會替代相當一部分傳統肉製品和乳製品，給後者的生產商造成財務壓力。
上述氣候風險對實體企業的影響，也會傳導給與它們有資金往來的金融機構，演變為金融體系的風險。目前，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高度重視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為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英國、紐西蘭、新加坡等國已宣佈將對相關企業實施強制性的氣候資訊披露制度，倒逼企業和金融機構識別、管理、緩釋相關風險。中國央行行長易綱今年6月也表示，計劃引入氣候相關資訊強制披露制度。鑑於氣候風險的巨大威脅和監管趨勢，企業和金融機構對於相關的轉型風險應儘早關注、識別和防範。
（孫明春系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學家，夏韻系海通國際ESG專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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