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軍票”雞蛋
中國是一個農業經濟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據稱，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前10000～前7000)，我們的祖先就已開始進入農耕階段。
但是，我們的農業長久以來一直多是個體小農的自然經濟狀態，而雞鴨肉蛋這些所謂的“農副產品”也都是由一家一戶的農民在自家的門前屋後散養的；
新中國建立以後，農業生產走上集體合作的道路，但是這些提供“農副產品”的家畜家禽飼養仍然是作為“副業”在集體生產之餘由農戶自己“業餘”時間各自獨立進行的。
文革之前，敝人年幼沒有記憶；只記得，後來大人們說，當時的雞蛋貴雖貴，但還能買到，也不限量供給。
文革期間，應該是1970年前後吧，老百姓每戶每月的雞蛋供給比豬肉更緊張，在我們島城好像是1市斤/每月·戶吧（當時年歲尚小，僅僅是模糊記憶，可能不準）。
父親體弱多病，胃潰瘍很厲害；常常痛得吃不下飯，每晚都離不開熱水袋。
母親必須得保障父親吃得好、營養儘可能地能跟上：
主食還好一些，國家給予他每月32斤的定量70%為細糧、30%大米，他吃得少，每月實際上還能餘下不少的糧食給我們。
但副食品就不行了，父親並沒有任何額外的優待供應；全家所有的肉蛋油都必須先全力以赴保障父親。
豬肉還好點，每週母親都會給我們包一頓帶點葷腥的餃子；雞蛋就基本上都“供應”父親了。
後來的情況稍微好轉了一些：
上高中的大姐的一個女同學的父親是位海軍營職幹部，後來得癌症去世了，當時，部隊獎掖政策管理很鬆；她父親病故卻依然被定為“烈士”，家裡原來享受的糧油副食品等待遇依然不變。
她母親是個隨軍的“理家”（“家庭婦女”的雅稱），雖說依照規定，部隊開始給她發放每月的“生活費”，但其數額顯然比不上她父親原來每月100多塊錢的工資收入；所以，她們家每月享有的5市斤雞蛋的軍票供應就常常最後沒錢購買了。
因為這種“軍票”雞蛋只供應部隊隨軍的“軍烈屬”家庭，島城普通的老百姓是沒有的，再加上她們家幾個兄弟姊妹也都是十幾歲的半大孩子，正是長身體需要營養的時候；這5市斤/月的雞蛋也很珍貴，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她們是捨不得讓給別人的。
所以，每每馬上就過完了的月底前1~2天，我大姐的這個女同學才會拿著家裡剩餘的雞蛋“軍票”到班上分給幾位關係好的同學。
此時，家裡老大的我哥已經去當兵了。我大姐是學校“紅代會”（‘紅衛兵代表大會/委員會’的簡稱，當時大中學校的“共青團（校團委）”都停擺、停止活動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紅代會”）常委，每天都開會學習“忙得很”，竟如“抓革命促生產”的父母一樣，每天下午放學後都再加班加點到了傍晚才著家。
所以每逢拿到同學贈與中午回家的大姐，吃完飯後會很牛氣地把雞蛋“軍票”向我二姐眼前一擲，嘴一抹就趾高氣昂地回學校了....
一段歌謠唱得好，“大懶支使二懶，二懶支使三懶，三懶支使小懶，小懶乾瞪眼”。作為老小，得，這種出力不討好跑腿的事，就責無旁貸地成了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了。
買一切東西都得排隊；其中最難最苦的就是每天到菜店排隊買菜。
農村生產大隊只管糧食生產，蔬菜的種植都來自於農民各家各戶的自留地；加上“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種資本主義的苗”；在這種世風之下，蔬菜的供應肯定便嚴重不足了。
小學二三年級每天就上午上課，我每天吃過午飯後，首要的任務，就是馬上提著菜籃子出門。
除了洋蔥（當時反“洋”運動，改稱‘元蔥’）之外，所有的蔬菜，韭菜、大蔥、豆角，等等，一切都得排隊（買）....
先到最近小點的公私合營陵縣路菜店，如果它當天沒進菜、或者菜少排隊沒買上，我就得“馬不停蹄”地奔向遠些大點的國營上海路菜店。
最倒黴的時候，好不容易輪到我了，蔬菜正好賣完了；隊白排了，我拎著空藍子、耷拉著腦袋回到家裡，便少不了被二姐揪著耳朵臭罵一通。這天家裡便沒有菜吃了。
好在，肉類和雞蛋都是憑票限量供應，即使有時排隊，但數量足夠，一般都能買上，不會空手而歸。
但是，這種“軍票”雞蛋可就是另一碼事了：
i）如果部隊憑票大量採購的話，須到廣東路-陵縣路拐角的“軍供站”（軍人供應站）去；個人購買的話，就只能到市北區最大的菜市場——位於市場三路的“人民百貨商店”（我們俗稱“市場樓”）樓下的“國營人民菜店”去了。
ii）有效期截止到每月末的最後一天，按當日菜店櫃檯投放雞蛋數量排隊購買；如果雞蛋提前售罄、或者正常下班時間已到，則排隊終止、“軍票”作廢。
所以，此時，我絕不敢有絲毫耽擱，總是急急地三口並作兩口把中飯扒拉到嘴裡沒等嚥到肚子裡就匆匆“跑到”市場樓，以便早早地排到隊伍的最前頭，千萬可不能讓大姐辛苦弄到的雞蛋“軍票”“瞎”在我的手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