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和平
長征時期，毛主席稱軍事情報工作是紅軍“走夜路的燈籠”。從土地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軍軍事情報工作建立了完善的體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情報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因抗美援朝是首次出國與多國敵軍作戰，在軍事實力、語言交流、兵要地理、氣候環境、後勤保障、友軍配合、隱蔽戰線等諸多方面與國內作戰不同，使得志願軍的情報工作更為不易。
我的父親江濤曾任志願軍司令部（以下簡稱志司）情報處處長。“志願軍的軍事情報工作是如何開展的呢？”因父親英年早逝，我帶著這個問題多次請教過父親的老戰友：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張中如，志願軍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參謀處處長沈少星，總參情報部赴朝調研組情報參謀朱永琪、王仲華等前輩。
我整理了父親在志司工作時留下了近五萬字的筆記，閱讀了父親戰友的相關史料後，對志願軍的軍事情報工作有了一個整體的概念。這些史料均為抗美援朝的親歷者撰寫：柴成文著《柴成文文集》，崔醒農著《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偵察兵》，陳皓著《崢嶸歲月紀事》，朱永琪著《在朝鮮戰場的戰火中錘鍊》，以及江蘇出版社《中國人民志願軍人物誌》等。
1、組織領導
彭德懷司令員非常重視部隊偵察與情報工作。為隨時掌握第一手情報，志司的駐地一直隨著部隊向前推進。彭德懷要求隨時能用有線電話“親自同前線指揮員通話，直接瞭解情況和下達命令。”他不僅要求偵察部門和偵察分隊做到情報及時、準確，還要求“前線的軍長能在一個夜間來向我彙報情況後，還能返回到前線的位置上。”
1951年志司左起彭德懷、解方、李志民、秦基偉
被彭德懷稱為“諸葛亮”的志司參謀長解方主抓志願軍的情報工作。他在志願軍組建的一個月內，就熟悉了所屬部隊全體人員的編制和裝備狀況，掌握了有關朝鮮戰場的態勢等大量情報。在歷次戰役中，他對敵軍的戰略、戰術，行進的路線、速度，各路的兵力、裝備，途徑的地形、地貌，指揮官的姓名、特點等，都能說得清清楚楚。
1953年右起軍委情報部處長張中如、志司情報處處長江濤和李士奇在朝鮮
1950年10月25日，志司在朝鮮大榆洞組建的同時，二處（情報偵察處）正式成立，該處負責人先後為崔醒農、李士奇、江濤。情報處的全體幹部堅守工作崗位，將來自各方的軍事情報綜合彙總、相互印證、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標繪圖表，及時上報志司首長，通知作戰處、各兵團等有關部門，並且適當告知朝鮮人民軍，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志願軍出征之前，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就開始部署軍事情報工作，在整個抗美援朝時期同樣高度重視。
1950年7月10日柴成文（左2）等駐朝鮮大使館外交官到達平壤車站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7月，根據中央指示，總參謀部派遣軍事情報幹部先行赴朝開展情報工作。周總理指示：“我的意見還是以使館的名義去好”，並審定了我國外交部駐朝鮮大使館外交官公文。10日，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柴成文，參贊倪蔚庭、薛宗華，一等秘書張恆業，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剛、劉向文抵達平壤。8月12日，我國駐朝大使倪志亮到任，領導使館一班人忠實地完成了聯絡任務。毛主席親自批閱了柴成文帶回北京的“朝鮮戰場當前的敵友態勢和朝鮮後方的主要情況”彙報綱要，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了可靠的情報依據。
9月，中央為出兵朝鮮做前期準備工作，決定從東北邊防軍13兵團選調5位軍事情報幹部，仍以武官的名義先行入朝做戰場準備。這個“特派武官組”組長張明遠，副組長崔醒農，組員湯景仲、何凌登、黃東保。該組入朝後分為東、西兩路，東路去元山，西路去漢城，調查敵軍番號、兵力、部署、裝備、作戰特點以及朝鮮境內的地貌、道路、氣候、糧草等軍事情報。
10月8日，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42軍軍長吳瑞林從瀋陽接受命令後，連夜返回前沿進行統盤籌劃。為掌握第一手情報，他親自帶領作戰處長侯顯堂、偵察科長孫照普化裝成朝鮮人，進入平壤以北勘察道路、地形、瞭解民情，研究出部隊透過橋樑、鐵路線的方法。他認為：朝鮮山高河多，利於我軍揚長避短巧佔地形，對付美軍的飛機、坦克。19日，吳瑞林指揮42軍第一批順利入朝參戰。
1950年11月江濤率軍委情報部首批情報工作調研組離京赴朝左起徐正浩、趙銳、王鍾華、江濤、陳漢波、朱化、朱永琪、蔣嘉、劉雨風
11月，軍委總情報部從二處（部隊偵察處）和四處（情報研究整理處）抽調9名情報幹部，組成首批情報工作調研組秘密赴朝。二處副處長江濤任組長，組員：劉雨風、朱化、朱永琪、王仲華、陳漢波、趙銳、蔣嘉、徐正浩。調研組入朝後一分為二：江濤率朱、趙到達志司，下偵察部隊做調研，參加了第二至第四次戰役；其他同志赴碧潼志願軍戰俘營，審問聯合國軍俘虜。
2、部隊偵察
透過部隊偵察獲取情報是我軍的老傳統，志願軍部隊的各軍有偵察科，師、團、營有偵察分隊，連隊有偵察員。
我軍落後於敵的武器裝備、後勤保障，朝鮮戰場的天寒地凍、山高路險，與朝鮮百姓的語言不通、難以溝通，都使我軍的部隊偵察極為艱難。各部隊為偵察分隊配備了較好的武器裝備和通訊器材。偵察人員的選拔嚴格，既需機智靈活又要勇敢頑強。偵察官兵的數量隨著志願軍入朝的數量不斷增加，由初期的6千多人陸續加至最高達3萬之眾。
偵察分隊有的穿著朝鮮百姓、朝鮮人民軍或敵軍服裝作掩護，有的長時間潛伏在叢林、草地、亂石堆等處觀察，有的跋山涉水、忍飢挨餓、潛入敵後與敵鬥智鬥勇。他們還靈活機動地截擊敵零散人員或車輛，捕捉了數百名美軍和李偽軍“舌頭”，獲取了有價值的情報。
1950年10月25日，我40軍118師偵察分隊查明敵軍一個營和炮兵中隊駛向楚山的情報。118師在兩水洞地區設伏，採取攔頭、截尾、斬腰的戰法予以全殲，打響了志願軍入朝參戰的第一個殲滅戰。
1951年2月11日，第四戰役之橫城反擊戰打響。我各軍偵察分隊除查明敵之番號、兵力、武器外，以各軍的作戰任務不同而偵察目標各異：參加橫城戰鬥的偵察分隊還查明敵防禦工事等情報，擔任阻擊敵援軍的偵察分隊還查明敵每日進展等情報，從而保障了圍殲橫城2萬餘敵軍和打援戰鬥的順利進行。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戰役打響。68軍203師607團偵察排副排長楊育才率領12名偵察員組成小分隊，化妝成美軍顧問和偽李軍小隊，奇襲敵首都師第1團“白虎團”。傍晚，他們爬過懸崖峭壁，穿過灌木叢林，越過敵鐵絲網，趟過敵地雷區，抓俘虜獲敵口令，僅用十幾分鍾就端掉“白虎團”團部，繳獲李承晚親授的“虎頭旗”，為抗美援朝最後一戰的勝利再立奇功。
3、觀察體系
志願軍入朝作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游擊戰相結合，進行了五次戰役。第二階段以陣地戰為主，開展持久的積極防禦作戰，最後發動了三次夏季反擊戰役。陣地作戰時，我軍組織正面防禦的各一線部隊建立全方位觀察所與觀察體系，便是一種簡易可靠的偵察手段。
志願軍各軍、師在陣地的制高點正面建立若干個觀察所，晝夜不停地觀察敵之一舉一動。觀察所通常配備了高倍望遠鏡、炮隊鏡、有線電話或無線電報話機，地勢高便於白天直接觀察前沿陣地上的敵人，夜間從汽車燈光判斷敵人交通運輸。觀察所有的構築永久性工事，有的利用坑道口，還需注意抵抗敵軍炮火和飛機的轟炸。觀察所的建制為偵察班或偵察排，全天候輪換值班，二人一崗，一人觀察、一人記錄並通報，不僅向上級縱向彙報情況，還向兄弟部隊橫向交換情況。
在上甘嶺戰鬥中，我軍各部隊在五聖山的正面、側面、背面都建立了多方位的觀察所，聯通了全線觀察網，對及時發現、相互交換敵方動態發揮了極大作用。
4、全面偵聽
用於偵聽的器材相對簡單、應用方便，對收集情報卻十分有效。志願軍從國內調配來英文翻譯和朝鮮族學生，分到部隊負責報話機、無線電話、敵軍電臺以及國際廣播電臺的全日制候偵聽。
報話機作為無線電通訊工具的優勢是可直接通話，並可在行進中進行聯絡。志願軍使用的報話機大多為解放戰爭時期繳獲國民黨軍的美製報話機，少數為我國仿造的。
敵軍各部隊裝備報話機十分普遍，通話時大多使用作戰密語。我方根據敵軍報話臺的頻率、呼號、口音、代號和破綻，掌握了部分敵方密語，有效地分析敵方軍事計劃與實施行動。戰鬥緊急情況時，敵方前線各國部隊間來不及使用暗語即直接喊話，空軍飛行員駕駛飛機時也普遍使用明語通話，這些都有利於我軍的偵聽。
翻譯人員和情報人員24小時輪班偵聽，緊急情況時一組監聽、一組翻譯、一組傳送，流水作業。例如：上甘嶺作戰期間，我15軍報話偵聽收到有價值的情報就有270份。又如：我軍偵聽到美軍次日派大批飛機轟炸我鴨綠江水豐發電站的情報，上報後使我方有一天的時間採取應對措施，減少了損失。
戰爭時期，軍事新聞在一定時間內具有保密性，但通常在既成事實後機密性降低，各方為擴大影響、鼓舞士氣可能透過廣播予以宣傳。板門店談判開始後，各國記者紛紛前來探聽訊息、評論報道、公開廣播、搶佔頭條。例如：美軍第3師從元山登陸並佔領附近地區時，便作為搶先的新聞加以宣傳報道，我軍及時收聽到這個訊息，查明瞭敵人的重要行動。
5、審問俘虜
中朝雙方協商：聯合國軍戰俘主要由志願軍負責管理，李偽軍戰俘主要由朝鮮人民軍管理。整個抗美援朝期間，聯合國軍戰俘約兩萬名。他們通常在前線先由我作戰部隊進行初審，其中相當部分在前線便被陸續釋放，被送到後方戰俘營關押的僅5000餘人。由我軍總參情報部、聯絡部和調查部派來幹部和翻譯負責審問俘虜。我軍寬待俘虜，實行人道主義政策，幫助他們認清國際形勢、維護世界和平，並透過審問俘虜獲取了軍事情報。
在我寬俘政策的感化下，戰俘們大都能如實提供所知資訊，由此獲得敵軍的作戰部署、主官資訊、部隊編制、武器裝備、訓練情況、軍事院校、戰鬥力、作戰史等情報。美軍戰俘中職位最高的是美24師師長迪安少將，提供了美24師和西點軍校等情況。一名黑人美俘飛行員交代：“蘇軍制造的米格-15戰機載量輕，升高快。我駕駛美軍F-86戰機追殲你們米格-15時，把機頭拉起開火，命中率極高。”我審俘幹部將此情報通知我空軍部隊，我飛行員迅速作出戰術調整：當米格-15被追時改為向兩側升高，損失大幅度減少。
6、收集檔案
志司情報處要求各部隊在打掃戰場時，在潰散之敵的公路沿線，注重蒐集敵軍檔案，特別是情報價值高的檔案，如密碼本、地圖、作戰部署、交通訊息等。機密性較高的檔案要派偵察員專門送回，其它的檔案可花錢僱人揹回來，或者挖坑埋藏，待以後再去取。
收集香港的報刊為我軍從宏觀上掌握遠東戰爭的發展，瞭解世界形勢的變化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建國初期，我軍完全有能力收復香港，黨中央決定留下這個彈丸之地，目的之一是因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全面封鎖，香港不可替代地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唯一視窗。香港每天來自全球的報刊數以百計，迅速、簡潔地傳遞了世界各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我軍委情報部在廣州設立了專門機構，負責各國特別是美英報刊的收集、轉運、分析，從中獲取了不少有價值的資訊。
7、破獲敵特
美軍具有世界上最先進、力量最強的情報機構，朝鮮戰爭期間從未停止過對我方的情報收集與破壞行動。其用飛機夜投、海運登陸等方式，派遣了大批特務潛伏我方區域，少則3至5人的小組，多則近百人的特務隊。破獲、抓捕、審問敵特，也是我情報部門和偵察分隊的任務之一。
1953年初，美軍擬從東、西海岸實施登陸作戰，志願軍的任務之一是反登陸備戰。美軍在谷山之大角山地區一次空投特務96人，大部被我軍抓獲。少部漏網敵特觀察到我軍在東、西海岸嚴陣以待的情報，使美軍對大規模登陸計劃猶豫不決，向我軍發動了“空、坦、炮、步協同作戰實驗”，在被我軍打敗後徹底放棄了登陸計劃，重新回到中斷了半年的談判桌前。
8、情報英烈
準確的情報使志願軍如虎添翼，擔負情報偵察任務的指戰員赤膽忠心、英勇戰鬥、流血犧牲，湧現出大批戰鬥英雄和情報人才，也有一些光榮負傷和不幸犧牲的同志。
1953年5月江濤（右1）崔醒農（左2）在志司與社會主義陣營軍事代表團
1951年2月12日，42軍偵察科長孫德普率偵察隊、電臺和軍委情報部調研組的朱永琪、趙銳一行，利用夜幕進駐桂亭裡。天剛亮遭遇敵人猛烈攻擊，電臺被毀，房屋倒塌。孫科長立即燒掉密碼、組織突圍。這次戰鬥，孫科長等3人犧牲，朱永琪等6人負傷。朱永琪是新入伍的情報參謀，早在出發前做了犧牲的準備，他對情報部調研組江濤處長說：“我若犧牲了，不希望家裡人知道，使老人家傷心。只請將我那本戰場日記交給江處長吧！”朱永琪負傷後，江處長親自護送他到醫院治療。
由於後勤保障困難，偵察員們更是飢一頓、飽一頓，營養不良導致夜盲症，影響夜間行動。他們就自力更生，挖野菜、熬松葉湯、煮田鼠肉進行自救。在長津湖戰役中，偵察員在高山深谷執行偵察任務，有的戰鬥傷亡，有的跌入雪谷，有的凍僵於冰天雪地中，譜寫了催人淚下的篇章。
因執行情報偵察任務犧牲的志願軍指戰員數以千計，其中包括：39軍參謀處處長何凌登、志司二處參謀劉家成、42軍偵察科科長孫德普、20軍偵察科副科長肖雁、27軍偵察科副科長王希功、27軍80師偵察科科長刁仁忠和副科長於斌、46軍133師偵察科科長牛景瑞等。他們和千千萬萬志願軍指戰員的英雄事蹟將永遠載入史冊。
【作者：江和平 此文刊登在2021年《黨史博覽》和軍內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