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一天，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歌樂山白公館像往常一樣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作為革命遺蹟，在這裡，大家可以緬懷革命先烈。
白公館不同於一般的景點，它曾是關押革命志士的地方，一進去就有一股壓迫感，進去的遊客都是帶著沉重的心情，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然而，就在一副照片的旁邊，有一位老太太突然嚎啕大哭，任旁邊的人如何勸說，都止不住。
白公館景區的工作人員聞聲趕來，擔心老太太再出了什麼事，紛紛上來勸說，只見老太太泣不成聲地說道：“曉軒，我回來看你來了。”
工作人員對於白公館裡犧牲的烈士如數家珍，當聽到老太太說到“曉軒”二字時，他們都震驚了，因為這間牢房就是曾經關押過革命烈士許曉軒的房間，而老太太面前的照片，正是許曉軒的……
許曉軒被捕前是重慶新市區區委書記，在白公館裡成立了獄中臨時黨支部，擔任黨支部書記，帶領獄中的同志進行地下鬥爭，於1949年11月27日重慶大屠殺中犧牲。
從白公館中越獄成功的羅廣斌根據獄中事蹟後來創作了小說《紅巖》，成為感動中國幾代人的作品，其中的家喻戶曉的主人公許雲峰就是以許曉軒為原型創作的。
這時大家才知道，痛哭流涕的老太太名叫姜綺華，是許曉軒的遺孀……
在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中，還有一封許曉軒在1947年關押在白公館看守所時，寫給姜綺華的一封信，這封信在1965年被姜綺華捐贈給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此時在姜綺華老人身邊的遊客，有些人是知道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一個革命烈士的家屬，字裡行間應該充滿正義凜然、大氣磅礴的辭藻，講述革命必然成功的嚮往。
實際上，許曉軒的信中，處處透露著對家庭的溫情，這是一個被迫離開家庭多年的丈夫對妻子的愧疚，父親對女兒的思念。
在信中，許曉軒寫道：“……你受苦的時間也很長了，我實在對你不起，我還是沒有辦法來安慰你……我可以想得出，你是長時間沉在苦惱裡的……”
寫著寫著，許曉軒想起曾經與妻子在一起的幸福時光，對於沒能幫助姜綺華讀書，他十分愧疚，他希望許曉軒能夠過上很好的生活，讓她少記掛他，多關心孩子，把希望多放在孩子身上。
沒有慷慨激昂的話語，只有脈脈的溫情，然而字裡行間，我們依然能夠看到許曉軒對革命勝利的憧憬，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
兩個人的革命愛情故事，曾感染過很多去過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的人，大家沒有想到，會在這裡看到當事人之一。
許曉軒是一個命苦的人，他的父親是一個不靠譜的父親，因欠債遭到非法拘禁後一病不起，46歲就早早去世了，只留下許曉軒和母親相依為命，當時許曉軒只有11歲。
許曉軒的母親將他帶回江都鎮生活，所幸鎮上有一位私塾先生與許曉軒的父親關係還算不錯，他見許曉軒聰明好學，就免費讓他到私塾來讀書，這讓許曉軒學到了知識，為以後的革命活動打下了基礎。
早在青年讀書時期，許曉軒就十分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九一八事變後，他結識了在鎮上電信局工作的共產黨員陳世德，並在陳世德的邀請下，參加了世界語講習班，跟隨陳世德學習英語。
陳世德除了教大家學英語外，還將蘇聯十月革命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讓大家知道，在北方有一個政權透過革命走上了強大，這些都讓許曉軒的內心產生了革命的種子。
正是在此期間，許曉軒與姜綺華兩個人於1935年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婚姻方式，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那一年，許曉軒19歲，姜綺華18歲，在結婚之前，他們從未謀面。
在那個時代，很多這種的封建婚姻都充滿了不幸，也缺乏浪漫的戀愛經歷，但是這些不幸並沒有體現在他們二人的身上。
婚後，許曉軒在哥哥許瘦峰的介紹下，進入民族資本家榮德生開辦的無錫公益鐵工廠工作，姜綺華在家照看家裡，兩個人惺惺相惜，過上了很幸福的生活。
許曉軒所在的工廠是一所製造套紡織機械和部分麵粉加工機械的製造廠，當時可稱得上是民營機械廠的佼佼者。
工作期間，許曉軒寡言少語，辦事認真，深受廠長的賞識，不到一年就已經成為工廠財務的主要負責人。
北京一二九運動爆發後，許曉軒和一些青年學生走上街頭，聲援北平、上海等地學生運動，與國民黨軍警展開搏鬥。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上海前線由於作戰激烈，很快陷入缺乏兵工器材和手榴彈等武器，為了擴大生產，國民政府的兵工署與許曉軒所在的工廠洽談，要求他們工廠承接軍需製品支援前線。
由於戰事緊張，兵工署併為保證資金能夠到位，然而擁有強烈愛國心的許曉軒卻十分支援政府，決定動員工人為抗日前線做兵工產品。
可以說，在這個時候的許曉軒是有著堅定的愛國思想的，他認為大家應該一致投入到抵禦日寇的戰線中來。
然而接下來的戰果卻有些觸不及防，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消極抗戰，尤其是在南京保衛戰中，更是一路“轉進”，讓許曉軒頗為失望。
在形勢急轉直下的情況下，工廠決定將部分機器裝置和全部技術資料轉移到武漢，許曉軒也隨廠遷到武漢。
鑑於故土淪陷，許曉軒不能再坐視不理的，他除了堅持日常工作外，還積極組織職工以“無錫抗日後援隊”名義，參加武漢各界發起的救亡、捐獻、支前等活動。
儘管抗日活動進行得轟轟烈烈，當日軍逼近武漢時，國民黨軍對守住武漢依然沒有信心，於是下令各機構繼續向內地撤退，許曉軒再次與工人一起，想方設法把大批機器裝置運送到重慶。
1939年初，許曉軒抵達重慶，繼續在鐵工廠擔任會計，在故土淪喪，半壁江山落入日寇之手時，許曉軒對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十分失望。
正在此時，經救國會負責人沙千里介紹，他認識了青年職業互助會領導人楊修範，並積極參與到互助會的活動中來。
這個互助會實際上是我黨領導下，組織青年學習革命理論，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的社會團體，互助會經常開展演講集會、歌詠比賽、抗敵演出、街頭宣傳等抗日救亡活動，讓許曉軒看到了抗日救國的希望。
由於許曉軒為人誠懇，待人熱情，參加活動十分積極，很快成為互助會的核心成員之一。
1939年5月，經楊修範介紹，許曉軒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成為互助會的黨團成員。
在許曉軒入黨後，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經常更換職業，先是在復興鐵工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又到重慶當局辦的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工作。
到1939年秋冬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給重慶國民政府投來橄欖枝，企圖誘降國民政府，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公然發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活動。
一時間，重慶的大街小巷特務橫行，許曉軒在革命活動受危險的情況下，為了取得掩護，經人介紹在職教社（中華職業教育社）重慶總社中擔任會計。
重慶舊景
當時職教社是借用重慶張家花園內一個學校的部分房舍，為了方便工作，許曉軒乾脆就住到單身宿舍中，很多人甚至認為他沒有結婚。
許曉軒的行李十分簡單，除了被子和洗漱用品外，就一個小箱子裝著生活用品。
當時職教社的除了從事教育事業外，還積極投入民主革命運動當中，為此許曉軒每天白天在辦公室工作，下班之後繼續留在辦公室工作。
除此之外，許曉軒還在沙坪壩開國青年書店，透過愛國書籍向青年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由於整日忙於工作，就連賺來的錢都被他用到革命工作中或者解決同志們的困難上，比如在職業互助會工作時，需要辦公桌，他毫不猶豫地掏錢買了一張寫字檯。
在許曉軒將重心放到革命活動中時，他自己的家卻經常揭不開鍋，因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家庭，他的大孩子生病住到醫院裡，他卻因為工作太過繁忙沒有去看一眼，孩子不幸去世，他沒能看上最後一眼。
為此許曉軒的母親曾埋怨他說：“你一點不管家裡的事情，簡直不要家了。”
許曉軒傷心地對母親說：“我不是不愛孩子，實在是工作抽不開身，帝國主義正在侵略中國，民族災難這麼慎重，有國才有我們的家，只有國家富強了，才會有家庭的安寧。”
對於丈夫的革命理念，姜綺華聽不懂，也不去聽，但是他知道，只要是丈夫在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對的，因此，她成為家裡第一個支援許曉軒革命的人。
在許曉軒的感染下，他的三妹許永清後來也加入到革命活動中來。
1938年8月，中共川東特委青委決定創辦《青年生活》月刊，作為青年的讀物，宣傳革命思想，由於許曉軒長期以來組織青年活動，又有一定的文化，後來成為《青年生活》月刊的編輯，同時負責發行工作，承擔了該雜誌大部分的工作。
每期稿件編好後，就由許曉軒送到《新蜀報》或者《商務日報》印刷廠排印，每期印一兩千份，除了部分雜誌在內部流通外，大部分都送到生活書店出售，很受當時青年人的歡迎。
在許曉軒擔任編輯期間，還親自撰寫了《寒衣運動在重慶》、《五四在今年》等文章發表出來，用樸實的語言，說出了青年人的心裡話，讓青年人對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鑑於許曉軒在宣傳工作上的良好表現，很快許曉軒就被提拔為中共川東特委青委宣傳部長，1940年，中共重慶市委建立後，許曉軒調任中共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
此時的工作跟以前相比，由於經常深入基層，特別是到工廠去領導和發動群眾運動，比以往的幕後宣傳工作更具有激情，然而也更加危險。
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正在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共高潮，整個重慶都身處於白色恐怖的漩渦，然而這些困難都沒有嚇倒許曉軒，他仍然為革命工作東奔西走，與國民黨反動派開展鬥爭。
然而危險卻在不知不覺間來到許曉軒的身邊，1940年4月，他去大溪溝21兵工廠分廠領導黨員和群眾開展地下鬥爭，由於行蹤洩露，被早已埋伏在那裡的特務突然逮捕。
由於被捕突然，親朋好友都不知道他的訊息，因為那是重慶經常有人失蹤，大家一猜就知道是國民黨特務乾的。
黃炎培
許曉軒的家人和朋友懷著悲憤的心情，請求許曉軒之前工作過的職教社領導人幫忙查訪，黃炎培便派人去衛戍司令部和警察局查詢，是否有抓到一個叫“許曉軒”的人。
然而得到的答覆都是“查無此人”。
許曉軒的大哥許瘦峰再次去找黃炎培，告訴他許曉軒的妻子姜綺華現在就在重慶，剛生下孩子才七、八個月，如果找不到丈夫，恐怕也活不下去了。
黃炎培深受感動，於是拉下臉面去找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這一次，徐恩曾終於承認，人是在他們那裡，關在望龍門特別監獄。
黃炎培要求他們放人，徐恩曾卻說他不是不想放，而是：“許先生始終不肯承認錯誤，所以暫時不能釋放”。
當時正處於國共合作期間，參加共產黨並不是違法的事情，有什麼錯誤可承認呢？
得知弟弟被關押在望龍門監獄後，許瘦峰為了能見弟弟一面，第二天大清早就站在監獄門前的土坡上等候。
當時日軍轟炸機正好飛來，撕裂人心的警報聲此起彼伏，大家都跑到防空洞避難，而許瘦峰卻不為所動。
不一會兒，從望龍門看守所裡走出一隊“政治犯”，他們被幾個荷槍實彈的國民黨特務押出來，許瘦峰只見他們衣衫襤褸，雙手被手銬鎖住，邁著沉重的步子艱難行走。
只見自己的弟弟許曉軒蓬頭垢面，鬍子拉碴，如果不是戴著一副扎眼的大近視眼鏡，他都認不出來這是自己的弟弟。
才被抓了半個月，許曉軒已經被國民黨特務折磨得不成樣子了。
許瘦峰望著監獄這面，許曉軒望著遠處小土坡這邊，兄弟倆四目相對，二人立刻眼圈都溼潤了，由於特務看押得很嚴，根本不讓他們靠近。
許曉軒向大哥點頭示意，告訴他這裡一切安好，然後不一會被押走了。
儘管大家一直對姜綺華隱瞞許曉軒被捕入獄的訊息，還是很快被姜綺華知道了，當時女兒許德馨才出生八個月，她如何能夠接受這樣一個訊息。
雖然她並未參加革命，也不懂政治，但是她卻知道被國民黨特務抓進去的人幾乎沒有活著出來的希望，她一個婦道人家又不瞭解外面的事情，無法營救丈夫，這叫她如何是好？
在萬分悲痛之下，她患了嚴重的肺病，一病不起，這一躺就是三年，在患病的三年時間裡，姜綺華身心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有時候她也想幹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一切都解脫了。
可是，她還有一個女兒要她照顧，如果她走了，女兒怎麼辦？
萬一丈夫有一天出獄，看不到自己和女兒，該有多傷心，姜綺華知道，她們母女現在正是許曉軒在獄中堅強鬥爭的支柱，她不能倒。
許曉軒剛被捕時，夫妻二人還能透過一些渠道進行書信來往，比如許曉軒託人告訴家人一個秘密通訊的方法，就是讓親人收到他的信後1號或15號，在《和平日報》的廣告欄裡連續刊登一星期的“尋人啟事”，內容是：“慶辰吾弟，自汝離家，已經數載，老母思兒，妻盼夫，望速來信××處轉。兄泰貞白。”
許曉軒在獄中看到報紙廣告上的地址後，便找人按上面的地址去取信，透過這些方式便可以與家人取得聯絡。
許曉軒每次在給家人的信中都寫道：“我身體很好，生活也不差”，以此來安排家人，並且一再告訴家人：“只望大家生活好，有發展，不必記掛我。”
當許曉軒得知親人正在設法營救他，國民黨特務給出的釋放條件是承認自己的罪行，許曉軒於是用鉛筆在一張包香菸的薄紙背面寫上“寧關不屈”四個字，表達自己的決心，這個字條後來也作為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珍藏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中。
大概在獄中鬥爭最激烈的時候，許曉軒做了“遺囑”，他讓哥哥轉告妻子姜綺華，自己可能出不來了，讓她早作打算，但是務必等女兒長大後送到他的老友處去教育。
字裡行間透漏著，他在身處監獄中，依然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接受革命教育，將來繼承自己的革命遺志。
等到1941年10月，許曉軒被轉押到貴州息烽監獄後，他便與家人斷了聯絡。
當時幾輛國民黨軍車裝載著包括許曉軒在內的許多革命志士，日夜兼程趕往在貴州息烽縣陽壩鎮的息烽集中營。
下車之後，許曉軒才看清楚這裡，簡直就是人間魔窟，當時息烽縣僅有2000多人口，而國民黨駐紮在這裡的特務就多達15000人。
在集中營的四周重巒疊嶂，沿著起伏的山坡築起三道高牆，除此之外，監獄四周大小碉堡無數，想要越獄幾乎不可能。
被關押在這裡的人都是被國民黨當局當作重要的政治犯對待的，許曉軒被關押在被稱為“齋房”的監獄，裡面一共有34間牢房，在這裡，大家不能用真實姓名，只能用數字編號來替代，許曉軒的編號為302號。
許曉軒到息烽監獄時，監獄主任為周養浩，因為周養浩的前一任監獄長對犯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折磨，有一些重要的人物甚至被折磨而死，遭到獄中難友的反抗，戴笠害怕事情鬧大，於是安排周養浩到息烽監獄搞監獄改革。
周養浩是一個聰明人，他知道和犯人搞對立是沒有好處的，搞不好還會丟了烏紗帽，原來的監獄長每天讓難友放風一個小時，周養浩就改為上午下午各一個小時。
為了撈錢，周養浩竟然想到在監獄中建立了工廠，讓犯人們參加勞動，想要用勞動改造犯人。
對於是否讓同志們參加勞動，獄中黨組織內部產生了分歧，有人認為應該與敵人戰鬥到底，但是許曉軒等人在分析了敵人的意圖和獄中的形勢，認為即使是在獄中，也應該執行黨中央關於隱蔽工作者在白區工作的方針，那就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16個字。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難友們在勞動中，鍛鍊了自己的身體，其實是更有利於開展鬥爭的，獄中黨組織最終決定，除了已公開暴露身份的人外，其餘同志都可以參加勞動。
許曉軒先分在木刻部，當時周養浩在監舍外面種了兩顆核桃樹，他知道許曉軒有文化，就讓他在兩顆核桃樹上分別刻上“忠黨愛國”和“先優後樂”幾個字。
許曉軒很快在一顆核桃樹上刻下了“先憂後樂”幾個字，然後下來的時候故意不小心從梯子上摔下來，手也被割破了，周養浩於是沒再讓他寫“忠黨愛國”這幾個字。
在現在貴州息烽集中營舊址中，那顆刻有“先憂後樂”的核桃樹依然高大挺拔，字跡清晰，讓人們聯想到幾十年前一個共產黨人的慷慨激昂。
在獄中，與敵人的鬥爭是長期而艱苦的，但是許曉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有一次，一名叫文澤的難友不滿特務的殘暴，拒絕外出參加勞動，因此遭到特務的毒打，一度昏倒在地。
這是許曉軒再也無法忍受，立即挺身而出，跟敵人正面爭論，他說道：“你們還有一點人道嗎？你們這樣蠻幹，乾脆把我們槍斃好了！”
集中營中關押的政治犯哪個都是“大人物”，其實他們能槍斃的，自討沒趣的他們，只得作罷。
許曉軒經常鼓勵大家，每當危難的時候，他就鼓勵大家：“越是關鍵的時刻，我們越要叫敵人知道，共產黨人是不可動搖的”
事後，許曉軒主動找到文澤，對於他與敵人鬥爭時的勇敢給予了肯定，同時也告訴他：“我們處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中與兇殘的敵人鬥爭，除了勇敢之外，還要注意謀略，要講究鬥爭的藝術。”
這是許曉軒的鬥爭策略，不爭一時的高低，在息烽監獄中，許曉軒每天除了勞動外，還利用剩下的時間拼命學習。
透過三年的自學，許曉軒竟然能夠熟練地掌握英文，並能翻譯一般的俄文，這種毅力與天賦讓人震驚，假如要是在和平年代，許曉軒還真就是個翻譯人才。
其實，許曉軒學外語是有目的的，因為監獄中的看守是不懂外文的，他學會了外文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獄中傳遞資訊。
有一天，敵人發現他在與羅世文談話，立刻湊上去聽，想要從中獲取情報，結果湊過去才發現，兩個人嘰裡咕嚕地說一堆他們聽不懂的話，只好悻悻的離開了，原來他們兩個用的是俄語。
羅世文
在許曉軒的號召下，許多難友也跟著他學外語，後來有難友回憶說：“許曉軒對人態度和藹，肯幫助人，誰願意學外文，他都熱情地教。”
誰能想到，在80年前國民黨的監獄中，竟然會掀起一股外語熱！
更讓人看不懂的是，許曉軒還抽空看《孫子兵法》等書籍，難友姜士豪感覺不解，這都啥時候了，敵人的刀都架脖子上了，還看兵法有什麼用。
於是好奇地問許曉軒：“你為什麼連這樣的書都看？”
許曉軒解釋說：“我們搞政治的人，只要有時間，什麼書都要看。既來之，則安之，要充分利用時間，為將來建設社會主義打好基礎。”
可見，許曉軒對革命的勝利是抱有信心的，果然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取得了勝利，這是許曉軒多年來翹首以盼的事情啊！
8月28日，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訊息傳到監獄，難友們無不歡欣鼓舞。
許曉軒開心地說：“天快亮了。”大家也都以為國民黨要釋放政治犯了。
然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卻並沒有放人的意思，反而有意發動內戰，不但沒有放人，反而暗地裡將一些政治犯秘密殺害或異地監禁。
到1946年7月，軍統的息烽監獄被撤銷，許曉軒等72名“政治犯”被轉押到重慶“中美合作所”白公館，這些人都是被國民黨反動派當作案情嚴重的政治犯。
許曉軒明白，新的鬥爭形勢又要開始了，根據獄中鬥爭的需要，許曉軒、譚沈明、韓子棟等人組成獄中臨時黨支部，由許曉軒擔任支部書記。
1948年4月，國民黨特務製造《挺進報》事件，抓捕了大量重慶地下黨，其中包括《挺進報》的負責人陳然，
陳然是一個很厲害的人，《挺進報》從寫稿到刻寫、油印都由他一人負責，在重慶這樣的地方，能夠發行幾千份是相當不容易的，對重慶革命鬥爭影響也很大，國民黨反動派更是對陳然恨之入骨。
當時全國戰場形勢一片大好，為了使難友們能夠及時知道全國解放戰爭的情況，許曉軒聽了陳然的建議，在獄中打算續辦《挺進版》。
這在現在來看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在一個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創辦革命報紙，別說沒有印刷條件，只要是被抓到，那就是丟命的行為。
然而這些對於陳然來說，都不是事，陳然利用同樣被關押的將領黃顯聲傳遞來的報紙，把有關解放戰爭的訊息，用鉛筆抄寫在香菸紙上，上面寫著“挺進報，第一期，白公館出版”，在獄中秘密傳閱。
難友們接過這份特別的“挺進報”，深受鼓舞，許曉軒看到獄版《挺進報》後十分高興，為了防止暴露，他指示陳然取消刊頭，不寫期數、日期，必須堅持寫仿宋字。
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他還號召難友們都學寫仿宋字，這樣即使暴露了，也不知道是誰刊發的。
然而危險還是來臨了，有一天一名青年難友宣灝在閱讀獄版《挺進報》時，被看守特務楊進興發現，宣灝立馬將紙往嘴裡吞，但是卻被楊進興給弄了出來，然後將其拖到牢房外。
楊進興看了紙條的內容，當即大驚，這是共產黨把報紙辦到了國民黨的監獄？
楊進興是集中營掛號的大特務，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他用皮鞭子抽打宣灝，問他紙條哪裡來的。
宣灝知道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暴露的，因此堅持說是自己寫的，楊進興打得更狠了。
在這時，許曉軒從樓下一間牢房裡傳出了憤怒的吼聲：“住手！那紙條是我寫的！”
楊進興怒氣附體，直衝衝地來到許曉軒的牢房外，喊道：“怎麼又是你！許曉軒，出來！”
然而許曉軒卻並不畏懼，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然後被帶進特務辦公室。
很快看守長陸景清也趕到了特務辦公室，當他看到香菸紙上寫著：“中共中央第七屆第二次委員會全體會議在石家莊附近舉行……毛澤東主席向全會作報告……”
氣就不打一處來，這要是被上級知道了，哪還有他的好果子吃，於是下令進行搜查，看是否還有類似的紙張。
由於製作獄版“挺進報”的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陳然在寫好後，就把東西收藏好，因此敵人搜查後並沒有找到。
陸景清於是來到許曉軒面前，讓許曉軒寫幾個字，看看是否真的是他寫的。
許曉軒以前也搞過報刊，又在息烽集中營幹了一陣子木刻，於是拿起辦公桌上的鉛筆，不慌不忙地寫了幾行仿宋體的字。
特務們拿起獄版《挺進報》，再與許曉軒的筆跡進行對照，也看不出個所以然，就認為挺像的。
陸景清又問他訊息是從哪裡來的，許曉軒知道不能出賣了黃顯聲將軍，於是就說，在放風的時候，他自己溜到辦公室看到的報紙。
沒有抓到更多的人，讓特務們頗為失望，因為對於許曉軒這個“茬子”，他們沒有任何辦法。
許曉軒對特務們說：“你們打報告槍斃我吧！我永遠是一個共產黨員！”
陸景清也擔心把事情搞大，自己受上司的批評，乾脆就說：“那張紙條誰也不準再提！今天停止放風。”
這一次許曉軒取得了勝利，難友們更敬重他了，但是許曉軒卻被特務戴上了重腳鐐，關到地牢中一個星期，每天只給一碗鹽水，作為處罰。
許曉軒
隨著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將魔爪伸向監獄中的革命志士。
在羅世文和車耀先被秘密殺害後，大家也意識到情況的危險，因此許曉軒決定製定越獄方案，以求得自救。
許曉軒仔細觀察白公館，發現戒備森嚴，三面緊依巖壁，只有一面有出口，還佈滿了圍牆和電網，沿牆還設有崗哨進行日夜看守。
除了有看守所的特務外，在外面還駐紮著1800多的國民黨軍隊，想要組織集體越獄，還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獄中黨支部的同志經過反覆討論後決定，認為大家不能在監獄中一起等死，不能集體越獄就單獨越獄，能逃出一個是一個。
經過觀察後，許曉軒覺得韓子棟是最具備越獄條件的，因為韓子棟長期以來在敵人面前偽裝成一個瘋傻的人，敵人都以為他是被打傻了，並不怕他跑了，有時到鎮上買東西的時候，還讓韓子棟幫忙扛東西。
許曉軒和黨支部於是決定讓韓子棟把握機會逃出去，然後把獄中的情況彙報給黨組織，讓黨組織幫忙營救。
韓子棟在之前利用可以進出監獄的有利條件，繪製出一張白公館附近的簡易地圖交給了許曉軒，許曉軒告訴韓子棟，讓他：“逃出以後要想辦法化裝，認準一個方向，向山多的地方跑。”
1947年8月18日，韓子棟趁著敵人不注意，成功越獄逃走，將獄中的情況彙報給了黨組織，黨組織因此準備進行營救活動。
在等待組織營救的同時，許曉軒也在監獄中籌劃過多次集體越獄，都因條件不成熟而未能實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要求許曉軒保證不再越獄逃跑，他卻回答說：“我們共產黨人決不給你們作任何保證。”
作為處罰，特務們讓他打掃廁所，但是敵人們也知道許曉軒算是監獄中的“獄頭”，只要把他擺平就容易管理了，有一天，一個特務來到牢房對許曉軒說：“掃廁所好髒啊，我們準備請你當會計。”
許曉軒以前就當過會計，知道會計比較輕快，不用幹髒活、累活，但是他卻對敵人的示好嗤之以鼻，嘲笑著說：“我對倒馬桶、洗茅房很感興趣。”
吃了一顆軟釘子後，敵人仍然不死心，還邀請許曉軒去吃飯，並且說道：“我們打算釋放你，並且介紹你去教書。”
許曉軒知道敵人不會突然安好心，肯定是有目的的，因此並沒有被引誘，回答說：“我已吃慣了獄飯，至於工作嘛，先無條件放出去再談吧！”
應該說，對於“重生”許曉軒是抱著無限的憧憬的，有一次，許曉軒與難友到外面做苦工，在回監獄時，撿到一株石榴樹苗，於是帶回白公館，種到監獄的放風壩上，經過難友們的精心呵護，到解放後已經長成一棵大石榴樹。
然而對於敵人的誘惑，他從來不會妥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了，很快人民解放軍向大西南涌進而來，重慶也即將迎來解放。
就在這時，蔣介石竟然於11月14日從臺灣飛到重慶，親自佈置對被關押的革命者進行大屠殺。
11月27日，白公館裡已經能夠聽得到解放軍攻打重慶的炮聲，國民黨反動派卻在這一天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殺，300多革命志士被慘殺，渣滓洞與白公館頓時血流成河。
在生死關頭，許曉軒對難友們說：“如果我臨死的時候，敵人問我有什麼要求，我就說，要看當天的《新華日報》，看後死無遺憾了。”
當特務到牢房叫他的時候，他把自己的棉衣脫下給了難友，然後留下遺言：“請轉告黨，我做到了黨教導我的一切……”
在許曉軒走到刑場時，用蔑視的目光看著劊子手，然後說道：“你們這些狗東西也活不了幾天了，人民就要審判你們了！”
在劊子手拿起槍時，許曉軒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
槍聲響起，許曉軒應聲倒在了血泊裡。
僅僅三天後，重慶迎來解放，解放軍第一時間趕到渣滓洞和白公館，發現除少數同志倖免於難，大多數同志都犧牲了。
黨組織立即派人收斂了死難烈士遺體，在收屍的時候，發現許曉軒烈士的雙手仍然被手銬緊緊鎖著。
在許曉軒被關押期間，他的妻子姜綺華一直沒有放棄營救他，在上海解放後，她更加關注重慶的訊息，她希望重慶能夠早點解放，自己的丈夫能夠活著回來。
然而重慶解放了，她才知道丈夫犧牲的訊息，在毀滅的訊息面前，姜綺華瞬間崩潰，舊病復發，連到重慶認領丈夫遺體都不能。
當身體好了之後，她依然不敢去重慶，她怕見到任何有關許曉軒的東西，每次提及丈夫，她都悲痛欲絕，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去世了。
每當想念丈夫時，她就把許曉軒最後寄給她的那封信拿出來讀一下，彷彿丈夫一直在給她寫信。
1963年，重慶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成立後，展覽館向烈士家屬發出倡議，希望能夠收集烈士的遺物，以便更好的宣傳烈士們的英勇事蹟。
儘管十分捨不得，姜綺華還是在1965年將那封信捐贈給了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她知道，許曉軒不是她一個人的丈夫，他更是這個國家的戰士。
1981年，已經60多歲的姜綺華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她才鼓起勇氣到重慶白公館，那個關押過許曉軒的地方去看看。
當她哭著說：“曉軒，我回來看你來了。”讓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僅以此文，紀念那些為新中國成立流血犧牲的革命烈士，有你們，才有我們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