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毛主席在部署各野戰軍向全國進軍的指示中說：“一野(4個兵團35萬人)年底以前，可能佔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準備兵分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年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
因此，賀龍在擔任西安市軍管會主任期間，就積極作入川的準備。他同彭德懷商量選調南下幹部事宜，彭積極支援。於是，賀龍從西北地區抽調了地方幹部4528人、軍隊幹部1512人共6000餘人，集中在山西臨汾集訓，作南下準備。還從晉綏軍區抽調一批幹部，化裝成商人、老百姓到四川偵察，瞭解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和社會民情。
7月中旬，毛主席指示：“劉、鄧50萬人，除陳賡率的4個軍外，其主力於9月取道湘西、鄂西、鄂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佔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鄧、賀等同志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
9月上旬，賀龍、劉伯承、鄧小平奉命從前線到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
13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4日，賀龍和劉伯承、鄧小平參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軍委會議，討論和決定進軍西南的若干問題。毛主席徵求賀龍的意見：“你帶哪支部隊入川呢？”
帶哪一支部隊入川事關全域性。賀龍當然希望帶自己帶出來的熟悉的老部隊。但是，他考慮到，這些部隊都是第一野戰軍的主力，目前在彭德懷指揮下正在西北戰場作戰，對西北地區情況比較熟悉，彭德懷對這些部隊的優長與作戰特點也相當瞭解，使用起來得心應手。
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帶的第十八兵團，雖然不是自己帶的老部隊，但它處於比較方便的位置，該兵團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士第，原是第一二O師的參謀長，與自己合作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因此，賀龍對毛主席說：“我還是帶十八兵團吧！”毛主席十分讚賞他這種顧全大局的精神。賀龍有些老部下對此很不理解，問賀龍：“老總，你為什麼不帶自己帶出來的部隊入川呢？”
賀龍很嚴肅地說：“為什麼一定要帶我從前領導的那些部隊入川呢？軍隊是黨領導的，不是我賀龍個人的。如果我不帶十八兵團，非要帶自己帶出來的部隊，我賀龍就不像個共產黨員了！”不久，中央軍委決定由賀率第十八兵團、第七軍和第十九軍共14個師13萬人，擔負解放川北、陝南和入川的任務。
18日，毛主席向賀龍下達了由陝入川的命令。下旬，賀龍到臨汾檢查南下部隊的入川準備工作情況，聽取了中共川西地下黨負責人情況彙報。
11月初回到西安，籌劃進軍四川工作，並向中共中央建議：在未與西南局會合前，由陝入川的部隊和人員應由一個黨組織和指揮機關實施領導。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決定成立由賀龍任主任的川西北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黨政軍民工作，還組成了西南軍區前線指揮所。
於是，賀龍率領第十八兵團等13萬大軍進入臨戰狀態。
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對西南之敵實施大迂迴、大包圍，先南後北，先慢後快的作戰方針，為了配合第二野戰軍在南面的迂迴包圍，不讓胡宗南部很快南逃，賀龍指揮第十八兵團、第七軍各部，於8月底發起秦嶺戰役，向川陝公路正面秦嶺要隘發起進攻。
他很好地把握了進攻的火候，裝出真打的樣子，但“攻而不破”，造成解放軍主力由陝入川的假象，打到一定時候，就結束戰役，轉入休整。胡宗南為顯示自己防守有力，便向蔣介石報告“共軍多次猛攻秦嶺，無一處突破。”他還向蔣介石保證兩個兵團防守秦嶺防線萬無一失。蔣介石甚為滿意，任命胡宗南為川陝甘邊綏靖公署主任，裴昌會為副主任。
胡宗南甚為得意，命李文第五兵團4萬餘人防守秦嶺川陝公路兩側；李振第十八兵團4. 4萬餘人，位於李文以西地區；裴昌會第七兵團6個軍沿川陝米倉山、大巴山佈防，構成第二道防線，擺出堅守之勢。這樣胡宗南主力就被抑留在秦嶺地區。
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於9月初開始行動。
楊勇指揮第五兵團由江西上饒經湖南湘潭、湘鄉向邵陽地區開進；陳錫聯指揮第三兵團和野戰軍領導機關分別由蕪湖、南京車運鄭州，然後秘密經湖北孝感、武漢向湖南常德、江陵之線開進。
為了迷惑敵人，保證我軍大迂迴、大包圍行動的突然性，新華社公開發布劉伯承、鄧小平率部經徐州、鄭州西進，並在徐州召開群眾大會準備進軍四川的報道，從另一方面製造了我軍主力將由陝入川的假象。
同時，第四野戰軍由湘中、江西向衡陽、寶慶及廣州挺進，加上賀龍指揮第十八兵團等部發動秦嶺戰役等多方的動作，從而使蔣介石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認為解放軍主力入川的主攻方向是川北，因為這裡原是中原進川的傳統要道，交通補給方便，而川黔邊地勢險要，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困難，而且有白崇禧集團10萬大軍集結在湘、桂地區，解放軍不會捨近求遠，更不會冒腹背受制的危險。
因此，他命令胡宗南部14個軍16萬餘人佈防秦嶺、漢中、川北一線，對北面作重點防禦；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所轄23個軍30萬人佈防巴東一線洲陝鄂邊綏靖公署主任孫震部3個軍4萬人控制巫山、巫溪、萬縣、忠縣之線，屏障川東北。
10月22日，劉伯承、鄧小平從北京回到徐州，23日向部隊發出進軍川黔的作戰命令。11月1日川黔作戰開始，南起貴州天柱，北至湖北巴東約500公里的地段向敵實施多路攻擊。劉、鄧命令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七軍直出彭水、黔江地區，協同四野第四十二、第五十軍和湖北軍區部隊，會殲川湘鄂綏靖公署宋希鐮部8個軍10萬餘人於彭水地區，16日解放彭水，直逼烏江東岸。
同時，第五兵團和第十軍，實行大遷回，直插貴州，奪取貴陽、遵義，進擊宜賓、納溪、滬州，斷敵南逃雲南之退路，於15日解放貴陽，21日解放遵義。四野第四十二軍在第三兵團協同下，於14日至21日，將西逃之宋希滾部第十四兵團4個師殲滅於咸豐東北地區，宋部第二十兵團渡烏江倉皇西逃，從而切斷了敵人西南防線，對四川敵人向滇、黔的退路造成巨大威脅。
這時，在重慶坐鎮指揮的蔣介石察覺到解放軍由湘、鄂西進川、黔，遷回重慶、成都的企圖，急令胡宗南由秦嶺、巴山南撤入川，命令第一軍開赴重慶“保駕”，命孫震、宋希鐮、羅廣文等趕快收縮，以合力突圍。
11月下旬開始，胡宗南主力由秦嶺防線撤退。這早在賀龍的意料之中。他說：“鬍匪為了縮短防線，集結和儲存實力，勢在必撤。”30日，賀龍命令北線第十八兵團等部跟蹤追擊。因為劉、鄧部還沒完成對敵的遷回包圍，南面的大門還未關上，敵退路還未切斷，所以他沒有命令主力部隊追擊。他指示部隊：“鑑於在秦嶺地區已不可能殲滅鬍匪主力的情況下，我們應以不過於壓迫敵人和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為目的，派得力先頭部隊配屬工兵，以戰備姿態尾敵前進，擔負偵察敵情，修復道路之任務，為大軍前進作準備，主力待命而動。”先遣部隊即尾敵前進。對此有些人不明白，問賀龍：“賀總，現在敵人正是望風披靡，只顧往成都跑，我們為什麼不快進軍，一鼓作氣擊破巴山，直搗成都呢？”
賀龍笑著解釋說：“我也巴不得明天就進成都。但是，我們不光要拿下四川，更要緊的是殲滅敵人，不要讓他們溜到雲南邊境上去。所以，現在我們要慢慢走，把胡宗南幾十萬大軍滯留在巴山一帶，等二野大軍封住了他們往雲南的退路，再迅速進軍，把他們包圍在川西殲滅掉，這就是中央指示我們的‘先慢後快’方針。”大家聽後無不心悅誠服。
為了截斷宋希鐮4個軍、羅廣文第十五兵團3個軍南逃雲南的去路，劉伯承、鄧小平認為“從全域性著眼，我軍左翼遷回部隊極為重要。”他們於11月21日命令第五兵團主力和第十軍迅速經黔西北遷回滬州、宜賓一帶；第三兵團主力立即強渡烏江，進至川南地區，力爭圍殲宋希鐮、羅廣文部於長江南岸。28日，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十七軍將宋希鐮部和羅廣文兵團3萬餘人殲滅在南川以北地區，並乘勝在重慶外圍圍殲向重慶增援的胡宗南第一軍一部。
29日晚，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從重慶逃往成都。30日，西南重鎮重慶解放。在重慶解放後，蔣介石再次命令胡宗南、張群等部向成都收縮兵力，企圖向西康和雲南逃竄。12月上旬，第二野戰軍完成了對敵人的迂迴包圍，切斷了其向黔滇逃跑的重要通道。
12月3日，劉伯承、鄧小平電告賀龍：“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經渡江，十軍已到合江，十六軍到滬州南岸，十八兵團可加速前進，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當天，賀龍命令第十八兵團主力立即行動，分三路向南進軍，於13日全部集結於“武都、略陽、河陽、漢中、城固、西鄉之線機動位置，控制要點，準備人川，配合二野作戰。”
他同李井泉於6日到寶雞與十八兵團周士第等領導會合。此時，二野主力正由重慶沿成渝公路兩側向成都方向進攻。為配合二野殲滅胡宗南集團於成都地區，7日賀龍再次命令各部隊“加速前進，提前到達預定集結位置，稍作準備，補充糧食後，即準備繼續前進。”部隊遵此指示，迅速出動，分左、中、右三路同時向南推進，至14日解放了隴南和陝南地區，主力前出到川陝邊地區。賀龍和十八兵團指揮部進至褒城。
在我黨的政治爭取下，9日，國民黨雲南省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人分別在昆明、雅安、彭縣等地通電起義，雲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同時，第二兵團司令郭汝槐率1個軍也在宜賓起義。
我軍解放重慶、川東、川南廣大地區後，胡宗南集團第十五、十六、二十兵團紛紛向川西撤退。此時，第四野戰軍在廣西殲滅了白崇禧集團。蔣介石眼看“確保西南，準備反攻”的計劃已經破產，便授權胡宗南指揮川西所有部隊在成都地區組織抵抗，自己則於10日乘飛機逃往臺灣。
劉伯承、鄧小平見敵人紛紛向川西地區集中，認為殲滅胡宗南集團的關鍵是迂迴部隊必須迅速佔領樂山、蒲江、鄧睞，截斷敵人逃往康、滇的最後一條通道，把大門關死。於是決定：第五兵團主力和第十軍迅速向樂山前進，並迂迴到成都以南；第三兵團主力由川東前出到成都以東，搶佔邛睞、大邑。
賀龍為配合二野主力在成都地區殲敵胡宗南集團，14日命令北線部隊“於27 , 28日趕到成都附近的綿陽、三臺之線集結。”為此，廣大指戰員不顧天氣寒冷，像猛虎下山，以每日超過百里的速度窮追猛打。14日解放廣元，17日佔領著名古關隘劍門關，打開了越過巴山，通向成都的大門。21日，各部分別進至巴中、綿陽、江油一線。這時，第二野戰軍也進至簡陽、江壽、新津、雙流地區，把胡宗南集團和其他國民黨軍數十萬人包圍在成都附近地區。胡宗南見求救無門，突圍無望，僅帶了幾個親信在23日乘飛機逃往海南島。就在這一天，賀龍同周士第、王維舟、張經武等輕車經劍閣前往梓撞，在七曲山，他們登上山崗，遙望成都。賀龍心潮澎湃，高興地說：“離1950年元旦還有最後一個星期，無論武力解決，還是和平解決，我們都可以到成都過年了！”
在我軍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下，21日至25日，國民黨川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琦率第十六兵團、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菲先後宣佈起義。27日成都解放，蔣介石在大陸最後一支主力全軍覆滅，戰役勝利結束，雲、貴、川、康四省回到人民的懷抱。
30日，解放軍舉行了隆重的進成都的入城式。賀龍、李井泉、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團一部經北門入城，受到30餘萬群眾的夾道歡迎。1950年1月1日，劉伯承、鄧小平向各戰略區致感謝電。他們在電報中對賀龍在解放大西南戰役中的貢獻，作了如下評價：“西南戰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敵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被殲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團在賀龍同志的率領下前進神速。”
西南戰役結束，川、滇、黔、康四省被解放後，賀龍和劉伯承、鄧小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把主要精力轉移到經營西南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