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後，我黨在白區的工作全面轉入地下，自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領導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已被任命為蘇區中央局書記，但依然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果斷決定轉移領導幹部，撤離領導機關。
將大多數領導幹部順利轉移到中央蘇區後，周恩來才在1931年9月決定轉移，前往中央蘇區主持工作。
因為顧順章的叛變，當時上海到蘇區的幾條秘密交通線幾乎都被敵人破壞了，只剩下周恩來領導建立的“中央紅色交通線”能夠途徑香港、汕頭、大埔等地然後到達中央蘇區。
汕頭站
1930年，周恩來領導剛剛成立的中央交通局從各省抽調一批強有力的幹部和交通員，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建立起來了這條秘密交通線。
對於這條交通線，廣東大埔縣黨史研究室主任黃佳清曾說：“沒有它，中央蘇區歷史就可能要重寫，它不僅傳遞往來檔案、情報，以及運輸物資、帶送款項，而且承擔了黨中央機關由上海到中央蘇區的重大轉移。”
由此可見這條交通線的重要性，當時黨中央幾百名幹部都是經過這條交通線轉移到中央蘇區的。
這條線路究竟神奇在哪裡？為何能夠承擔起如此重要的重任呢？
這條被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的路線，蜿蜒曲折長達數千裡，沿途設有不少交通大站、中站和小站，就如同驛站一樣，把要轉移的人如接力一樣送到中央蘇區去。
當然，這條線路上也並非絕對的安全，一路上還有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障礙，想要安全抵達中央蘇區並不容易，這裡面靠的是線路上交通員的努力。
為了加強交通線的管理，中央交通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其中要求交通員不該瞭解的人和事不問，不該看的檔案不看，未經允許不得傳播自己所瞭解的事。
只有鐵打的團隊才能鑄造鋼鐵一樣的交通線。
在周恩來正式啟程前，先是在上海英租界約見了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向他詳細瞭解了交通線沿途情況，在商定了撤退線路後，又安排盧偉良先帶兩位交通員返回蘇區，探探路。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喬裝成廣東工人的樣子，在一位交通員的護送下，提著一隻小手提箱，從上海出發，經過兩天兩夜的顛簸，平安抵達汕頭。
汕頭自古就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水運交通很發達，北上可抵上海、青島等港口城市，南下可經香港到東南亞一帶，而且距離江西較近。
黨中央於是利用汕頭華洋雜處、易於往來的有利條件，決定在這裡開設絕密交通站。
汕頭交通站是相當隱蔽的，當時很多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都不知道汕頭有這樣一個交通站。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汕頭站其實並非一個，為安全著想，周恩來在汕頭設立了兩個站，一個是“中法藥房汕頭分號”，另一個是“華富電料行”。
這兩個站雖然都在汕頭，但是職責不同、任務不同、互不知情，“中法藥房汕頭分號”，是中央交通局的黃喬然透過親戚關係，在鎮邦街7號建立了中法西藥房，作為中央交通局的直屬中轉站，主要負責傳遞情報、轉運物資、護送一般幹部。
1931年初，周恩來將陳彭年、顧玉良、羅昆貴三名同志派到汕頭開展工作，以“華富電料行”為掩護，成為只有周恩來中央交通總局和香港總站中極少的人知道大站，設立這個站的主要任務只有一個，那就是護送黨的高階幹部。
華富電料行
具體經營“華富電料行”的陳彭年、顧玉良、羅昆貴也都不是普通人，陳彭年是山東濟寧人，早年在旅歐支部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又一直在中央特科工作，是久經考驗的地下黨員。
由於他喝過幾年洋墨水，在汕頭還是能夠吃得開的，當他穿上西服，那派頭就像留洋華僑一樣，黨組織安排他當華富電料行的經理。
據顧玉良在1983年回憶：“陳彭年是山東人，也不懂得當地語言，但他在租界做過長期秘密工作，懂得黑社會的語言和活動方式，如碰到問題他能對付。特別是他個子高，穿上了長袍大褂，活像個資本家，所以把他當作我們的‘老闆’。”
顧玉良曾擔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以前做過生意，對經商這一套很在行，組織上安排他擔任會計，並且負責和東江特委聯絡。
顧玉良在1983年回憶：“我是上海郊區人，第一次到汕頭，不懂得汕頭人講的潮州話，但做過生意，當過黨內交通，所以知道些做生意的道理和黨內秘密交通的經驗。”
由於陳彭年和顧玉良都不是潮汕人，不懂地方方言，因此又找了羅昆貴負責他們的日常聯絡和翻譯工作。
羅貴昆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廣東梅縣地區人，能講當地話，在汕頭也有社會關係，是陳彭年和顧玉良在汕頭活動的翻譯和媒介。
黨組織能夠選出這三名同志，是經過慎重考驗的，周恩來對選取交通員的標準是很嚴格的，他曾說“寧可放棄一個縣，也要辦好交通線”，選一個交通員比選縣委書記還難。
那麼，中央選拔交通員是什麼樣的標準呢？
根據相關資料，黨中央當時選拔交通員，除了“槍法準”，“能夠勝任長途跋涉”外，其中特別有一點“不能說夢話”。
“槍法準”大家都能夠理解，因為交通工作是很危險的，身份暴露就要火拼，為了保護轉移同志的安全，交通員槍法準是必要的條件。
“能夠勝任長途跋涉”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交通線大多很長，有時候又要走小路，需要經過長途跋涉是必須的。
只不過“不能說夢話”這一點很難讓人理解，其實交通員不僅是苦大力，有時還要偽裝成各種身份，比如當時有的旅店會睡大通鋪，很多人睡在一起，偽裝的本領可以透過化妝來完成，但是說夢話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交通員在執行任務時在說夢話的時候洩露了機密，很可能危機到組織的安危。
陳彭年作為交通站站長，對交通員要求也很嚴格，據顧玉良的回憶介紹：“陳彭年在中央特科工作過，對化妝有經驗，要我們服裝也得講究，才像上海幫商人……”
他們到達汕頭後，在南京旅社附近租到了一座樓房，房子有三層，面臨馬路，但沒有鋪面，於是他們決定成立一家，專營批發代銷、不做零售的電料公司，還請人制作了一塊銅招牌，全稱就是“華富電料公司”。
之所以是專營批發而不做零售，目的是可以利用商店名義購買蘇區急需的電器材料，他們公開經營二極體、配線圈等電器配件，都是當時市面比較緊俏的商品，可以方便他們向蘇區提供急缺的印刷機、電臺、製鞋機、縫紉機等器材。
當年正值黨組織最困難時期，他們做生意賺錢也很重要，一方面要拿錢疏通關係、打點國民黨官員，另一方面還要儘可能地給黨組織提供部分活動經費。
為了更好地隱藏起來，就必須考慮到細節，在建站之初就採購了大量最時髦、最豪華的傢俱，就連公司內陳設的落地鍾都是當年最頂級的配置。
之所以有這樣的考量，其實也是交通局的同志用血淚摸索出的經驗，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峰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時，租了一間房子，但是等到他們入住的時候，房東就要去舉報他們。
吳德峰就納悶，後來透過與房東的交談才得知，原來之前在這裡租房子的兩個房客買了跟吳德峰一模一樣的傢俱，最後查出這兩個房客是“通共匪嫌疑犯”，房東因此懷疑吳德峰也是共產黨。
吳德峰好話說盡，對方才沒有報案，此後吳德峰向中央建議，以後秘密工作的同志在購置傢俱時，要符合隱蔽工作者的身份、職業，買的傢俱千萬不能一樣，以免露出破綻。
陳彭年是開大商行的，在汕頭也是數一數二的大老闆，所以他的傢俱要和其身份能夠匹配。
在陳彭年購置了這些豪華的傢俱時，到這裡做生意的達官顯貴哪裡還會懷疑他們是共產黨？
在平時生活上，陳彭年也做好出手闊綽，揮金如土，是名副其實的大老闆，以至於在汕頭，很多人都要賣他點面子。
正因為如此，“華富電料行”從建立後從未暴露，在關鍵時刻，可以說是拯救了整條地下交通線。
在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對中央交通線進行調整，將顧順章可能瞭解到的交通站全部摒棄。
儘管“中法藥房汕頭分號”僅僅執行半年，依然被停止執行，而正是啟用“華富電料行”這個備用交通站。
中央對汕頭交通站的工作要求十分嚴格，並且有兩條特殊的規定。
第一條，汕頭交通站只能同所在地的黨委東江特委書記聯絡，不能和其他負責人發生聯絡，這樣的單線聯絡，比多線聯絡更保險，如果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不至於影響全域性。
第二條，不允許外人住到站裡，經過的幹部即使到了汕頭，也只是帶他們到站外休息，當年共產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經過時，住的是外馬路上英國人開的旅店。
周恩來啟程時，中央交通局給陳彭年發來通知，要他按船期與約定的暗號到碼頭接“客人”。
陳彭年知道，普通幹部到汕頭，只要一般的交通員就可以，需要他這個站長親自出馬迎接，肯定是黨的重要幹部。
因此，他接到通知後，在約定時間早早就到海關等候，等到輪船靠岸時，人群蜂擁而出，陳彭年與交通員肖桂昌接上了頭，肖桂昌曾人香港市委組織部長，對廣東一帶的路十分熟悉。
因為陳彭年之前在中央特科工作過，是見過周恩來的，當肖桂昌指著遠處站著的“客人”時，陳彭年一眼就看出了這個“客人”就是周恩來啊！
陳彭年很快將周恩來一行人帶到華富電料行，並詳細向周恩來彙報汕頭交通站這一段時間以來的工作情況。
周恩來對汕頭的情況很瞭解，這也是為何他當初會選擇在這裡設立交通站的原因，他之前曾多次到汕頭來過，與汕頭結下不解之緣。
早在1925年3月，在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就參與領導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陳炯明的軍事行動，那是他第一次來汕頭。
當時汕頭的老百姓夾到歡迎東征的軍隊，工商各界更是主持了歡迎儀式。
1925年11月，國民革命軍進行第二次東征，周恩來曾留在汕頭出任東江各屬行政專員，主持汕頭附近幾個縣市的政務。
蔣介石發動反革命事變後不久，在1927年8月，周恩來參與領導南昌起義，一個月後，他率領起義軍挺進汕頭，建立了紅色政權。
可以說，汕頭這座城市見證了周恩來在革命生涯的跌宕起伏，周恩來對這座城市也是有著一定情感的。
當晚，周恩來以商人的身份，被陳彭年等人安排住進當地最大的一家旅社叫“金陵旅社”。
在一切安頓停當後，周恩來與陳彭年走下樓來，觀察一下四周的情況，以備在發生突發情況時，能夠從容轉移。
可是，接下來卻發生了一件讓周恩來決定立刻轉移的事情。
當他們剛下樓走到樓梯的拐角時，發現牆上的玻璃鏡框裡有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他太熟悉，那是1925年汕頭各界歡迎黃埔學生軍大會的合影，其中的C位正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
儘管已經過去六年，1931年的周恩來比1925年的周恩來看起來更加滄桑，周恩來又進行了一定的化裝，但是他那器宇軒昂的特質，還是能夠讓人一眼就辨認出來。
在當時白色恐怖時期，這張照片無異於一張帶肖像的“通緝令”，周恩來當即認為，住在這裡不夠安全，要進行轉移。
由於事發緊急，想要在短時間內再找一個住處已經很困難了，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對大多數旅店都會進行搜查。
機智如陳彭年立即利用社會關係，將周恩來轉移到棉安街的另一家旅店內，難道這個旅店就不會被人搜查了嗎？
這家旅店雖然從外面看來十分普通，但是背景卻不普通，這是潮汕國民黨駐軍最高長官、獨立第二師師長張瑞貴開的。
張瑞貴可不是什麼好人，而是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大反派，就是他負責對潮汕各地區革命志士的鎮壓行動。
當時汕頭也被管理得很嚴格，在市區不定時清查戶口，馬路也經常連夜宵禁，只要是有嫌疑的人，都被抓走調查。
唯獨這家旅店，他從來不去查，他認為自己這樣凶神惡煞，共產黨趨之若鶩，哪有不開眼的共產黨人會住進他的旅店。
這個旅店，不但國民黨當局不查，就連地痞、流氓都不敢來騷擾，說起來還是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就這樣周恩來就住到了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這一夜，總算是有驚無險。
汕頭老照片
第二天一早，陳彭年就將周恩來等人送到汕頭火車站，離開汕頭，不久之後，周恩來順利進入蘇區。
從1930年到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前，這條線始終沒有被破壞，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經過這條線護送到中央蘇區的中央領導同志和其他幹部約200多人。
顧玉良在汕頭工作了不到半年，便調回上海工作，接替他工作的正是曾護送周恩來去中央蘇區的肖桂昌。
解放後，顧玉良到北京去開會，遇見了肖桂昌，他給顧玉良介紹了汕頭後來的交通情況，他說：交通站繼續擔任護送任務，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為蘇區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1934年紅軍長征前，圓滿完成護送使命的汕頭大站奉命撤離，所屬人員全部進入中央蘇區，而設在“中法西藥房”的交通站仍然在使用。
陳彭年被調到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具體工作內容是負責保衛交通工作，期間，多次從中央蘇區攜帶黃金秘密護送至上海，為黨中央及後來的臨時中央、上海局提供大批工作經費。
黨中央會利用這些經費採購一些電子通訊裝置或者醫療器械等裝置，再讓陳彭年帶回到中央蘇區，解決了中央蘇區戰略物資緊缺的問題。
因為黨組織的信任，在長征開始後，黨中央就把保管軍費的重任落到了陳彭年的身上，陳彭年擔心丟失黃金，就把黃金捆綁在自己的身上。
1934年8月下旬開始，紅軍自四川毛兒蓋出發，開始過草地，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紅軍主力最終勝利透過，但是陳彭年卻在過草地時陷入沼澤當中，因為身上捆綁攜帶的黃金導致他的身體加速沉降，自此長眠在大草地之中。
由於當時正處於紅軍最低谷時期，很多犧牲同志的家人大多生活在白區，為了保護他們的家人，很多秘密戰線的工作者都是隱姓埋名的，因此在陳彭年犧牲後，他的家人並不知道。
在那個年代，只要跟共產黨沾點邊都是要掉腦袋的，所以他們也從來沒有打聽過，只知道陳彭年為黨工作。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卻遲遲沒有等到陳彭年的訊息，在新中國成立三年後，他的女兒陳德芳等人懷著忐忑的心情給政府寫了一封信，詢問當年“華富電料行”的老闆的下落，在信中親人寫道：“全國解放已經三年了，家裡人十多年沒有他的音信，故呈函查詢下落，以免家人盼望。”
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收到信後回覆，陳德芳才知道：“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深入大草地中，陳彭年與其他兩位同志，失足陷入沼潭中，沒了頂，葬身草地，壯烈犧牲……”
這個訊息，他們等了十幾年。
1984年，顧玉良專程回到汕頭緬懷地下鬥爭時期的戰友，從撤離這裡，他已經半個世紀沒有來這裡了，曾經並肩作戰的革命戰友已經陰陽兩隔。
儘管相隔年代久遠，但是他對這裡依然很熟悉，曾在多少個日夜裡，他的腦海裡全是這裡的畫面，在顧玉良的幫助下，辨認出了當年“華富電料行”的舊址。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並沒有忘記這裡，自2017年相關部門對這裡進行了修繕，並於2019年元旦正式對外開放，當年的舊址被極大程度上還原了當時店面的原貌，一樓復原當時的店面情景，二樓復原當時站長辦公室及工作場所的情景；三樓則模仿當時地下工作者開展地下工作的場景。
除此之外，還將相鄰的兩座樓開闢為陳列館，將當時紅色交通線的一些歷史介紹給大家，讓後來人能夠透過身臨其境感受當時革命工作者的艱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