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她對我們不好，我們馬上離開！”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姑娘對身邊17歲的小夥子小聲嘀咕著。

此時，他們正坐在一輛牛車上，一路顛簸著朝山西陽城趕路。兩人已經離開家三個多月了。

此前，他們從上海出發，先是坐著新四軍的木沙船，在海上顛簸了五六天。在蘇北上岸後，又一路坐著牛車、馬車奔波了三個月。

1946年11月，在經過了漫漫長路奔波後，他們終於來到了駐紮在陽城的太嶽第四軍分割槽。當他們走到一處低矮的民房外時，一個留著短髮、穿著軍裝的女同志，滿臉笑意地出門迎接。

這個女同志正是他們在路上談論的“她”——傅涯，陳賡的妻子。而千里迢迢趕來的二人，女孩叫做王璇梅，男孩叫做陳知非。

他們來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傅涯：這個17歲男孩是陳賡的兒子。

傅涯、陳賡兩人婚姻美滿，怎麼會憑空出來個兒子？其中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要從陳賡與前妻的愛情故事講起。

一、在革命戰火中相遇相知

1923年，陳賡和王根英在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城市——上海相識。當時，20歲的陳賡在一個紡織廠附近的平民夜校裡擔任臨時老師。

（陳賡與王根英年輕的時候）

而王根英時年17歲，正是這個紡織廠的女工。她從小愛好學習，但是家境貧寒沒有機會讀書。為了彌補這個遺憾，渴望知識的她經常在下工後，去附近這個由先進知識分子舉辦的夜校聽課。

陳賡生性幽默又思維敏捷，在課堂上常常是妙語連珠，惹得講臺下的學生捧腹大笑。他成了這所夜校最受歡迎的老師，有很多學生慕名前來聽他的課。王根英也是其中一位。

陳賡生動的講解經常讓臺下的她聽得如痴如醉。因為年齡相仿，所以陳賡經常在課下和前來上課的學生閒聊。風趣幽默的他總是被很多人圍在中間。

漸漸地，王根英對這位老師產生了好感，而陳賡也早已注意到了這個長相甜美、落落大方的小姑娘。

（《陳賡同志在上海》）

之後，陳賡曾多次跟王根英表達自己的愛意，併到她家去拜訪她的父母。雖然陳賡不是上海人，但是他極具語言天賦，在來到上海短短几個月後就學會了上海話。

到了王根英家後，他可以用流利的上海方言跟其父母拉家常，讓二老十分喜歡他。

但是，當陳賡提出要和她約會時，王根英卻一口回絕了。她說自己年紀尚小，而且國家還不太平，不想考慮感情問題。

陳賡深知王根英的想法，所以沒有一味地死纏爛打。1923年末，他還沒來得及跟心愛的姑娘道別，就匆匆離開了上海，在組織的派遣下進入廣東陸軍講武堂學習。

翌年，陳賡作為一期學員，進入剛剛成立的黃埔軍校學習。不久之後，周恩來受廖仲愷的邀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周恩來到任後，立即成立了中共黃埔支部。

（黃埔三傑）

陳賡是其中主要負責人，畢業後留校擔任連長。1925年，在蔣介石領導的征討叛將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中，陳賡憑藉赫赫戰功而聲名遠揚。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藉機將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排擠出去，陳賡也在列。

中共中央1926年派顧順章、陳賡等人前往蘇聯，學習情報安全保衛工作。透過學習，陳賡精通了情報收集技能。翌年年初，陳賡學成歸來，到武漢擔任特務營長並指揮工人糾察隊。

其實，王根英此前上的夜校，是中國共產黨借教會的名義舉辦的，自此她對共產黨產生了好感。在陳賡離開後，她積極加入到工人運動中。

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是周恩來領導的，在起義前，她受周恩來的委託，將一些槍支帶回自己家中藏了起來。

（中共五大會址）

後來王根英作為代表，參加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共五大，而陳賡恰巧也隨周恩來出席了這次會議。互有好感的兩人時隔四年後再次相見，陳賡決定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向她表白。

在一次聽報告的過程中，陳賡悄悄遞給王根英一張紙條。上面的話讓王根英頓時臉紅心跳：“王根英同志，我愛你！我向你鄭重求婚，希望你嫁給我！”

此時的王根英雖然十分心動，但卻只是默不作聲地將紙條貼在了身邊的牆上。動了真情的陳賡見對方沒做回應，心裡很是著急，便又寫了一張紙條：“根英，我愛你！我請求你做我的妻子！”

而王根英依舊將紙條貼到了牆上，繼續聽報告。陳賡則緊追不捨：“根英，我發誓娶你為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王根英仍舊置之不理。

（中共五大會場舊照）

休息間隙，代表們都圍了上來。有人打趣道：“王根英，你這樣處理情書，到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王根英紅著臉低下了頭，陳賡則搶著回答：“我看總不是反對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陳賡正在向她求婚呢！”

王根英被陳賡的話氣到了，“你別太自信！我為什麼要嫁給你？”

此時的陳賡依舊不改幽默的本性，笑嘻嘻地說：“你為什麼要嫁給我？這還不好回答？因為我愛你嘛！再說，我們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礎呀！”

陳賡在“五大”期間的求愛舉動在代表們中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後來這件事傳到了周恩來耳朵裡，作為領導的周恩來將陳賡找來，嚴肅地批評了他，說他不懂戀愛的藝術，求愛的方式也欠妥。

（周恩來鄧穎超）

最後，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馬，和鄧穎超一起出面找王根英談話。在他們的努力撮合下，王根英羞澀地答應了。

中共“五大”結束後，經黨組織批准，陳賡和王根英在武漢結婚，成為一對革命夫妻。

二、在暗潮湧動中生離死別

婚後不久，陳賡便不得不和新婚妻子分別。他隨周恩來去了江西，為南昌起義相關事宜奔走，後來在起義中擔任保衛任務。而王根英則則留在上海當交通員。

起義失敗後，起義部隊被迫撤出南昌城，揮師向南部的廣東進軍。在撤退途中，與國民黨軍錢大鈞部進行了著名的“會昌戰役”。

陳賡身先士卒，在戰鬥中不幸左腿中了三顆子彈，脛骨腓骨全被打斷，傷勢非常嚴重。

他不得不脫離部隊，後輾轉汕頭香港等地回到了上海。看到身負重傷的丈夫站在自己面前，王根英既驚喜又心疼。

（南昌起義舊址）

次年4月，腿傷未愈的陳賡化名“王庸”，進入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央特科，主要負責情報蒐集工作。

這段時間裡，王根英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陳賡開展情報工作。為了掩人耳目，王根英還將自己的妹妹王璇梅和弟弟王鑫昌接來與他們同住，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四口”之家。

此後，在白區的生活雖然危機四伏，但卻是二人自結婚以來難得的相處時光。

在妹妹王璇梅的記憶裡，姐夫每天都很忙，幾乎沒有在家休息過。那時候他每天穿著一襲長衫，一副當時“白領”的打扮。要是有人問起來，姐姐就說：“我家先生在洋行裡工作。”

陳賡與王根英的第一個孩子在1929年出生，是個男孩。陳賡給兒子取名叫“知非”。

對於那段無比兇險的時光，還是個孩子的王璇梅其實並無察覺，只對頻繁搬家一事印象深刻。他們經常是在一個地方才住了半年甚至幾個月就又搬家。

在王璇梅的記憶裡，每次搬家前，陳賡和王根英就將她和小知非送回父母家中，等一切安頓妥當後再把他們接回來。

後來，他們搬到了法租界內的辣斐德路居住。有一次，只有9歲的王璇梅帶著2歲多的小知非去大街上玩耍，迎面碰上了正在巡邏的印度巡捕。

（舊上海印度巡捕）

小知非指著他們的槍說：“你的槍沒有我爸爸的好。”“你爸爸有槍？”印度巡捕十分警覺地問道，小知非馬上得意地點點頭。

隨後，這些印度巡捕就一路跟著他們兩個，來到了位於辣斐德路的家中。他一進門，便詢問槍的事。

此時，王根英急中生智，回答說：“有，有槍，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

她一邊說一邊在櫃子裡翻找著，最後取出了一把木製的玩具長槍。印度巡捕見沒有任何收穫，便悻悻地離開了。

其實，陳賡本確實有一把手槍，平日裡就藏在臥室的枕頭底下。小知非一定是趁爸爸不在拿出來玩過，所以才說出了爸爸的槍好這種話。

（中央特科舊址）

在如此兇險異常的環境中，王根英一直追隨著丈夫陳賡奮戰在隱秘戰線上。她始終全力協助陳賡開展情報工作，為黨中央提供了很多價值連城的情報，還涉險營救了大批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同志。

1931年春，中央特科重要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在此危機時刻，陳賡立即協助周恩來設法疏散中央機關。

由於平日裡，顧順章和陳賡工作來往密切，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周恩來要求他立即離開上海。

陳賡便帶著全家去了天津。幾個月後，他喬裝成一個病人，攜全家從天津借道青島回到了上海。

年底，奉組織之命，陳賡去往鄂豫皖蘇區開展工作。自此，他脫離了隱秘戰線，以公開的身份帶領紅軍官兵進行武裝鬥爭。

（龍潭三傑）

而王根英則繼續留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在隨後的淞滬會戰中，她積極組織滬東工人趕赴前線，參與到運送傷員、籌備藥品的工作中，全力支援國民黨軍抵禦來勢洶洶的日本侵略者。

淞滬會戰結束後，王根英時隔多年再次回到工廠做工。在此期間，她積極參與領導了多次上海工人運動。

後來，陳賡在領導胡山寨戰鬥中不幸再次腿部中彈，不得不離開了鄂豫皖蘇區，回到上海養傷。

此時，陳賡的名頭在全國都很響亮，有很多人認識他，也想盡一切辦法要抓到他。1933年3月24日晚上，陳賡來到上海大戲院看電影。雖然在隱秘戰線工作多年的他十分謹慎，但還是被叛徒認了出來，不幸被捕。

（陳賡被捕後最初關押之地）

王根英等到很晚，一直不見丈夫回家，心裡十分著急。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陳賡很可能遇險了。她到處託關係，試圖探聽陳賡的訊息，但是始終一無所獲。陳賡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

由於過度緊張和焦慮，王根英的情緒非常不穩定，甚至還多次出現幻覺。她經常在幫母親提水時，對著水中自己的倒影說：“有人頭”。

其實，雖然陳賡被特務抓了，但是卻沒有遇到生命危險。在周恩來和宋慶齡的奮力營救下，陳賡在南京“逃脫”幾經輾轉，於1933年3月到達中央蘇區。

對這些事情，身在上海的王根英一無所知。組織本來計劃的裡，等陳賡山好後，讓陳賡夫婦一同去往中央蘇區的。但是年底，王根英也因為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了。

（老虎橋監獄）

隨後，她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作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根英在監獄中並沒有向反動派屈服。他與同被關押的帥孟奇等人商議後，組織了數次絕食鬥爭。最終，她們獲得了和外界通訊的權利。

在民族危亡時刻，在多方努力之下，國共第二次合作在1937年8月正式形成。隨後，周恩來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時，提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釋放被關押的王根英等3人。

隨後，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王根英被送往雲陽八路軍總政治部，得以和陳賡團聚。

陳賡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是晚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疲意，其快樂有勝於1927年武漢新婚之夕。根英在獄達4年，艱苦備嚐，在敵威迫利誘下，始終堅持共產黨員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

（陳賡日記）

王根英隨軍，1939年3月8日駐紮在南宮縣境內。這天，日軍對我軍展開了瘋狂圍攻。在突圍過程中，王根英將自己的馬讓給傷員騎，自己則徒步隨大部隊。

一番激戰後，王根英成功突圍。但此時，她卻發現由於匆忙而將自己的挎包落在了駐地，而挎包裡面裝有檔案和公款。

隨後，她不顧眾人勸阻毅然返回去取。但是卻在途中，不幸與敵人遭遇，壯烈犧牲。

此時，陳賡正率部越過平漢線向西挺進。在得知這個噩耗後，眼淚不禁流了下來。在當天的日記中，陳賡寫下了這樣的話：“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

（王根英烈士墓）

隨後，他宣佈為王根英守節三年。他果真沒有食言，直到王根英犧牲三年後，他才與傅涯再婚。

三、在浴血奮戰中骨肉相離

在陳賡被捕後，王根英曾帶著小知非去閘北的一個秘密聯絡點打探訊息，但是卻一無所獲。在返回時她又出現了幻覺，感覺有特務要來抓她。情急之下，她立即將知非從二樓的窗戶扔了出去，緊接著自己也跳了下去。

幸虧那個樓不高，外面又是土地，但知非的腦袋仍被磕破了，鮮血直流，去醫院縫了好幾針。

這段記憶一直留在陳知非的腦海中，即使在他77歲高齡時，仍然沒有忘卻當天的情景。而腦袋上的那道疤痕，則成了母親留給她的紀念。

（上海提籃橋監獄舊照）

王根英被捕時，王璇梅已經11歲了。她一直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1933年12月的一天，家裡突然闖入四五個身穿長衫的特務，說要將姐姐帶走問話。

家裡人見情況不妙，於是由哥哥出頭將特務頭子請進了裡屋，拿出家裡僅有的幾十塊錢，想讓對方通融通融。但是磨了一個多小時，仍然無濟於事。就這樣，全家人眼睜睜地看著姐姐被帶走了。

這是陳知非與母親的最後一面，此時他年僅四歲，

王根英被捕後，透過多次絕食鬥爭，獄方終於答應了他們與外界通訊的條件。在監獄的三年多時間裡，王根英學會了刺繡，給兒子繡了一個老虎書包並寄給了他。

在陳知非的童年記憶裡，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關於“父母”的印象。他很長時間裡，不知道自己確切的出生年月。直到後來回老家，查了家譜，才確認自己生於1929年。有關母親的形象，他都是在後來一點點建立起來的。

王根英被捕後，陳知非就跟著外婆和小姨生活在上海。後來，他斷斷續續地上過幾年學。但是因為家貧，不得不出去給人擦鞋、賣報、跑腿。

其實，陳賡曾多次託人打聽家人的訊息。但是因為1937年王家的老宅被日軍炸成了廢墟，王家人被迫在附近重新搭了一間房，陳賡所託之人按他給的地址沒能找到他們。

直到1946年，陳知非才得知自己的父親還活著。此時他已經17歲了，而與父親分離有13年了。

當年10月，陳賡委託我黨地下工作者，帶陳知非到他所在的山西陽城。此時24歲的王璇梅也要求一同前往。

他們先從上海坐船，在東海上顛簸了五六天後，到達蘇北，上岸後就到了解放區。他們換上了解放軍軍裝後，一路上都有人跟他們打招呼，喊他們同志。

走到山東境內時，王璇梅才知道姐姐已經犧牲了。她頓時傷心地哭泣起來。

三個月後，他們終於到達了位於山西陽城的太嶽第四軍分割槽。

出來迎接他們的，是陳賡現在的妻子傅涯。

（陳錫聯和王璇梅）

在路上時，兩人還嘀咕：如果她對我們不好，我們馬上離開。但是，見面之後，這種念頭就打消了。傅涯知道他們要來，提前安排炊事員燉了只雞，還親自幫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

當時，陳賡正帶領部隊在前線打仗，傅涯馬上寫信通知了他這件事。後來，陳賡帶領部隊在沁源休整。傅涯得知訊息後，立即帶著王璇梅和知非前去見面。

陳知非一直對與父親相見的場景記憶猶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親和一大堆人已經到門口接我們了。在上海時，我很羨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彥的武士道精神，怕父親瞧不起我，所以也學著山田的樣子，兩腿叉開站著，故作很神氣的樣子。”

陳賡能看出來知非有些不自然，也能看出兒子的小心思。第一句話就誇獎他“有點神氣”。

隨後，陳賡不禁有感而發：“看你長得多像根英啊，頭髮也一樣，你媽媽要在該有多高興……”

（陳賡與傅涯）

當時，戰士們站在街道兩旁，高興地看著他們一家人團聚。剛開始，陳知非有些不好意思喊傅涯。細心的陳賡也覺察到了這一點，他對兒子說：“你還是要喊她‘媽媽’，以後我們是一家人……”

陳賡要求和兒子睡在一個炕上。躺下後，陳賡把知非從頭到腳摸了一遍又一遍，這是十幾年來，陳知非第一次感受到父愛。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時，陳賡見兒子腰間只繫著一根布繩子，便好奇地問“你在上海，為什麼不買條玻璃皮帶？”

聽到父親居然知道玻璃皮帶，他感到特別奇怪：父親在偏僻的窮山溝裡怎麼還會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後來，在在陳賡建議下，知非進入山西長治北方大學就讀，1950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了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

1960年，年近花甲的陳賡終於當上了爺爺。他給孫女取名叫“懷申”。

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含義，他一直懷念王根英，也懷念在上海的那段短暫而幸福的時光。

（紀念陳賡、王根英、傅涯）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會為我掉眼淚嗎？”陳賡曾在與兒子見面的當天晚上，半開玩笑地問他。

雖然父子之間相處的時光只有不到二十年，但是陳知非一直深愛著自己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