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申報》刊登了一條震驚國人的訊息：關押在國防部戰犯監獄內的日軍戰犯中野久勇，於14日深夜越獄潛逃，現場僅遺留一件日軍呢子大衣。
一時間輿論譁然。國防部戰犯監獄是一座高級別監獄，監獄長掛陸軍少將軍銜。但級別如此高的監獄竟然發生了越獄事件，而且越獄的還是對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日本戰犯。這一事件牽動著無數國人的心。
已經被內戰搞得焦頭爛額的老蔣聞訊後震怒，下令務必抓回逃犯。上海軍警部門以及地方政府都出動了大批力量對中野久勇進行搜捕，然而此人彷彿憑空消失了一般，了無蹤影。
中野久勇是如何從高級別監獄中越獄的？他到底去了哪裡，能躲開警方的搜捕？他的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抗戰勝利後，上海地區逮捕的日軍戰犯原本都關押在提籃橋監獄。當局為了便於管理和審查，便於1947年1月在上海江灣高境廟附近成立了上海戰犯拘留所，並把提籃橋監獄內的186名日本戰犯全部轉押到該所。
8月，當局將上海戰犯拘留所升格為國防部戰犯監獄，並任命有留日背景的鄒任之擔任所長，授陸軍少將軍銜。由於隸屬系統不同了，鄒任之到任後將之前的職工全部遣散，重新組建了班子，還對監獄進行了一系列擴建改造。
按理說，這樣高級別的監獄，又關押著國人最關注的日軍戰犯，理應得到當局的大力支援，有著極為森嚴的戒備。但因為職工全部更換，他們並無太多看守犯人經驗，這為戰犯越獄埋下了伏筆。
審判日軍戰犯
再有就是當時的時局。1947年是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的一年，戰爭已經引向國統區。而且國統區濫發貨幣，物價飛漲，經濟已有崩潰跡象。這種情況下，誰還有心工作？此外，案發後鄒任之接受媒體採訪時還披露了該監獄一個更大的漏洞，我們下文再敘。
國防部戰犯監獄裡面關押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日軍高級別的戰犯，比如中將級別的師團長。另一種是軍銜較低，但犯案累累，引起民憤的低級別軍官。
中野久勇就屬於第二類，他時年31歲，日本岐阜人，擔任侵華日軍崇民憲兵隊特高科科長。特高科這三個字經常出現在抗戰類的電視劇中，它其實是日軍一個特務機關，主要負責情報收集、監視漢奸、破壞游擊隊等，對淪陷區的人民造成過極大的傷害。
中野久勇級別不高，但心狠手辣，有“崇明惡魔”之稱。有史料稱，中野久勇與日軍崇明憲兵隊長大庭早志參與過“崇明大屠殺”。
那是1940年7月，一支日軍突然來到崇明豎河鎮，將鎮上200多人驅趕到一座寺廟內。前一天，日軍遭到游擊隊的攻擊，28人被擊斃。他們此次前來正是想逼迫鎮上居民說出游擊隊的下落。
這些普通民眾經常與游擊隊接觸，當然有人知道他們的訊息，但200多人中沒有一個人願意配合日軍。惱羞成怒的日軍，對鎮上居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還燒燬鎮上房屋。
那一天被稱為崇明最黑暗的一天，後來幾乎家家戶戶都要祭祀死難者。90多歲的倖存者黃彪，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仍是瑟瑟發抖。
1944年12月5日，崇明縣第一區長黃乾亨正在強明鄉一戶人家中開區務會。由於漢奸通報，中野久勇知情後立即帶著偽軍上門抓捕。黃乾亨倒也是一條硬漢，不論日軍使用電刑、灌水、棍打等酷刑，他都沒有露游擊隊的資訊。最終黃乾亨被中野久勇押到海邊，綁上石頭，推入海中。
中野久勇還以同樣的方式，殺害了游擊隊士兵20多人，他毫無人性地將之稱為“大湯餛飩”。並以此為樂，常常有計劃地成批殺害抗日誌士。據當時的《中央日報》描述，中野久勇“在作戰期間曾濫殺我方工作人員數百人之多”。
等待審判的日本戰犯
在一次屠殺前，一位叫秦杜郎的人表示願意配合日軍，帶他們去抓游擊隊員。中野久勇便下令鬆綁，將其押了回去。這天晚上，日軍可能幻想著抓更多的游擊隊員，對秦杜郎放鬆了警惕。秦杜郎正好藉機越獄。
抗戰勝利後，正是秦杜郎和受害人家屬舉報，軍事法庭才將中野久勇抓捕歸案。秦杜郎還出庭指證過中野久勇，他提供的證詞成為審判中野久勇極為關鍵的證據。
以上罪行只是國民政府方面的指控，還不包括中野久勇對紅方人員的迫害，由此可見他犯下的罪行，縱有百條命也不夠償還。在中野久勇越獄前，法庭已經對其進行過幾次審訊，但尚未宣判。
中野久勇自知死到臨頭，便萌生了越獄的想法。其實早在7月份，就有另外兩名日軍戰犯成功越獄，只是一星期後他們就被抓捕歸案，此事沒有引起高層重視。
當年的監獄概念與現在不同，並非高牆、電網、鐵窗，事實上戰犯在監獄內還有一定的活動自由，不必穿囚服。有的穿著西服、有的穿著日軍軍裝。這些都為中野久勇越獄提供了便利。
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中野久勇藉口要上廁所出了監舍，但他並沒有去廁所而是趁看守不注意，悄悄溜進一間沒有鎖的辦公室。我們前文說過，當時的形勢下，這些看守大多尸位素餐。加上那天天氣又出奇地冷，看守計程車兵正躲在避風口，視線剛好被擋住，所以他們沒有發現中野久勇逃跑。
特務出身的中野久勇進了辦公室後，找到一塊木板，又從後窗翻出去。避開看了守人員的視線，將木板架到電網上，隨後從木板上翻過電網。翻出監獄後，他將身上的日軍呢子大衣丟棄，並從隨身攜帶的一個包裡拿出一套西裝換上，然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那名放中野久勇去上廁所的看守，等了許久不見動靜，跑到廁所一看發現人不見了，才知道出了大事。他一邊通知同事，一邊往上報告。地方警力和軍隊出動了大批人力進行搜捕，但一連兩個月都未找到任何線索。
期間，輿論不斷髮酵。有記者採訪鄒任之，問他日本戰犯為何能從級別如此高的國防部監獄逃走？鄒任之或許是心直口快，或許是想推卸責任，一下說出了監獄的巨大漏洞。
原來這個座新成立的監獄，雖然級別高，但看守遠不如提籃橋監獄森嚴。監獄佔地數十畝，共有5個監舍，四周並沒有高大的圍牆，只用電網圍擋。看守力量非常薄弱，監獄內只有10餘名工作人員當班，監獄外圍由軍隊看守。
上海提籃橋監獄
鄒任之表示，自己曾報告國防部應該由監獄自己招募人員看守，但未得到批准。他又打報告要求批錢建設圍牆，但4個月後才批下來。那個物價飛漲的年代，原計劃的預算資金到4個月後已經遠遠不夠了，監獄只建了一部分圍牆。
這個說法，無疑是將鍋甩給了最高層，揭了老蔣的醜。老蔣對此非常憤怒，下令將鄒任之革職，並押解到南京審查。當局甚至一度懷疑他為戰犯越獄提供了便利。
話又說回來，這個中野久勇到底去了哪裡？
中野久勇越獄後，逃了一晚於15日上午來到九江路。他把身上的西服到服裝店裡賣了，又買了一套中國長衫，化裝成中國百姓。這樣一換身上還略有結餘，由於凍了一晚有些感冒，他飽餐一頓後，去藥店買了幾包粉狀阿司匹林。
中野久勇意識到上海非久留之地，準備逃離，他於16日來到嘉定。也許是關了太久，對中國的形勢不太瞭解，戰時狀態下，各地對往來人員盤查非常嚴格。中野久勇剛到嘉定城門下，就被警察盤問，要檢查其身份證。
中野久勇自然是不會有身份證的，於是警察又對其進行了搜身。正好發現他身上有兩包粉狀物，懷疑是毒品，便以涉嫌販毒將其帶回警局。一名警察對其進行了審訊。
警察問：“叫什麼名字？”中野久勇謊稱自己叫“王壽章”。
警察：“從哪裡來？”中野久勇回答說：“上海。”
警察：“哪裡人？”中野久勇回答：“廣東。”
中野久勇在中國多年，能說國語和上海話，雖然有些生硬，但那個年代說粵語的人講國語也給人生硬的感覺。就這樣，中野久勇的身份並未被識破，而是被暫時關進看守所內。
關了18天后，由於警局沒有鑑定毒品的能力，便把他移送給淞滬警備司令部。中野久勇又被關了20多天後，那兩包藥物的鑑定結果才出爐，最終地方法院以證據不足，判其無罪釋放。中野久勇雖然被關了一個多月，卻躲過了警察搜捕最嚴的時間段，可謂“因禍得福”。
押運日本戰犯
針對警局、軍隊、法庭居然都未能識破中野久勇的身份，後來有報紙毫不留情地批評說：
警察機關、軍事機關、司法機關都被中野久勇騙過了，那麼中野久勇豈不是演了一出“過三關”的好戲？由此證明，我國的警察、司法機關辦案，正是俗諺所云：“肉骨頭敲鼓——昏鼕鼕”了。
中野久勇被釋放後心想，風頭已經過去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乾脆留在上海，冒充廣東人，靠在乍浦路橋推三輪車過橋維持生活。為了避免暴露，中野久勇不敢透過日僑管理處的渠道回國，也不敢向任何日本人求助。
推了十一天後，中野久勇賺了三百多萬塊錢（當時國民政府濫發貨幣，貨幣貶值嚴重）。除了每天吃喝開支外，還略有結餘，於是便買了兩件衣服，晚上住在三角地小菜場。
正當他洋洋得意，以為全憑自己體力能在上海立足時，發生了一件意外。一天，一名客人坐了他的車，拿出一張5000元的紙幣，要其找3000元。但物價飛漲，中野久勇只肯找2000元，於是兩人大吵了起了。
中野久勇不斷用生硬的上海話重複：“現在物價飛漲，3000元連個大餅都買不到。”這位乘客正是日僑管理處的工作人員，他越聽越不對勁，尤其是那個“大”字的發音，非常像日本人的人的發音方式。乘客覺得此人很反常，很可能是漏網的日本人，於是向警察局舉報。
1948年2月28日下午，警察趕到三角地小菜場，經過比對照片，發現此人與越獄的中野久勇非常相似，便將其逮捕。經過比對指紋，中野久勇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身份。就這樣，越獄2個多月的中野久勇，因為貪那一千元錢暴露了身份，再次落入法網。
很快軍事法庭再次對中野久勇進行了審判，在問到他為何越獄時。他狡辯說：“此案與我完全無關，為避免無謂犧牲，所以才逃走。”但這樣的狡辯在大量證人、證據面前是蒼白無力的，最終法院判決：“中野久勇於作戰期間，連續屠殺俘虜，處死刑。”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當年帶照片的新聞
直到最後一刻，中野久勇仍然妄稱：“希望以我的犧牲來增進中日親善。”很難相信，一個無恥的侵略者和殺人惡魔居然恬不知恥地用這樣的話語來掩飾自己的罪行。法庭庭長立即打斷了他的發言說：“此次判處死刑，系懲戒汝等以前在華殺人放火不顧人道之罪行。至中日親善與否，系今後邦交問題，無須汝等多言。”
1948年4月8日，中野久勇被執行槍決，兩顆子彈才結束他罪惡的一生。中野久勇雖然短暫逃離監獄，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終未能逃脫正義的制裁。
寫中野久勇的故事時，讓我想起另外一個侵華日軍——山崎宏。他雖然也被迫成為日軍的一員，但卻做了與中野久勇完全不同的選擇。
他來到中國，經歷過幾場戰鬥後，發現戰爭太過殘酷，於是逃離了部隊。由於受到中國人民幫助，他心懷感恩並在中國紮根。尤其是解放後，他常常免費給窮人看病，表示要以此贖罪。他還致力於發展、改善中日關係，為兩國友好作出了貢獻。
兩名即將被處決的日本戰犯
近些年，有人為侵華日軍中下級官兵辯解，稱他們只是被戰爭機器裹挾。言外之意——他們也是無辜的。“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透過山崎宏和中野久勇的對比，也可以看出這種言論是站不住腳的，他們完全有選擇餘地。
中野久勇內心存在邪惡的一面，才會以殺人為樂，戰爭只是他展現出邪惡的助推劑罷了。這些人往往不是被戰爭裹挾，相反他們正是戰爭的助推劑。令人欣慰的是，這些鼓吹戰爭，在戰爭中發洩自己內心邪惡的人，最終也被戰爭吞噬了。
喜歡本文的朋友，麻煩點個關注@溫度歷史 以便接受更多精彩歷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