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從常向北方遊，龍虎臺前正麥秋”。從北京的健德門為起始，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明德門為終點，是元代皇帝往返大都與上都之間的輦路。每年初夏時節，皇帝便會離開元大都，來到草原上的開平城避暑。皇帝巡行路上的盛況在文人的詩詞曲賦中多有提及，但關於這條輦路的歷史研究還有不少亟待細究辨明的地方。
北京大學教授羅新，一位專研中古史和邊疆民族史的專家，在華髮之年，沿著這條古代輦路北行，經龍虎臺，過居庸關，行黑谷，越沙嶺，揹著行囊，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最終抵達了上都，完成了十五年前的夙願。“我，作為一個以研究中國歷史為職業的人，真瞭解我所研究的中國嗎？”羅新在《從大都到上都》中的自我發問，成為了他堅持走完這段艱辛旅途的終極動力。
雖然從年輕時就愛旅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羅新並沒有打算把這行走的經歷和感受寫成遊記。在專業研究的機緣下，羅新閱讀並喜歡上了旅行文學，這給了他寫作《從大都到上都》的勇氣和靈感。今年他又擔任“遠方譯叢”主編，向國內讀者引介了一批優秀的西方旅行文學作品。談及旅行的意義，羅新認為，徒步行走拉近了他與當地的距離，由此獲得了一種更平等的觀察視角以及同當地人的相處之道。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10月29日專題《山海故人》的B04版。
“如果年輕時接觸了旅行文學，
我的人生或許會改變。”
新京報：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你最初的考史行走是從何時開始的？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想法？考史行走和歷史行走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羅新：我原來是中文系的學生，本來是希望自己能夠寫幾本小說，往作家的方向發展。但後來我發現自己沒有編故事的能力，特別是讀那些故事編得特別好的作家，比如金庸，我覺得自己一輩子也不可能有這種本事，把一個龐大的故事能編得像他那麼好。再比如說《權力的遊戲》原著的作者，這也是一個封閉的歷史世界，但你需要在這個歷史世界中把每一個人都設計好，我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能力，而我並不具備。於是，我在24、25歲的時候轉身投向了研究真實世界的歷史。
我是一個喜歡到處亂跑的人，從我正式開始投身學歷史之前，我就是喜歡到處走走看看。有一些歷史學者是那種足不出戶知天下的人，另外一些人做研究需要把理論知識跟野外實地考察緊密結合，我就屬於後者。我沒有那種在書齋裡就能懂得外邊事情的能力，我必須透過眼睛看見、身體到過才有很多印象，也才會有熱情去對那個地方做研究。另外，這也跟你從事的工作有關，如果你做的是制度研究，瞭解哪個州在什麼位置，有什麼地理空間上的特徵，對研究來說關係不是太大。但我做的研究就跟交通和地理狀況有關，你沒有到過實地，見過實景還是差得很遠。
我大學畢業之後在武漢工作，記得那時候正在讀姚雪垠的歷史小說《李自成》，空閒時間就和幾個朋友去湖北通山縣的九宮山拜訪李自成墓。那時候雖然也有公共汽車，但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所以幾十公里的路程是徒步走過去的，走一天才走到一個地，歇下來第二天接著走。後來我成為一名青年教師，也喜歡帶著學生到處跑，直到最近這些年我年紀大了，慢慢就不帶學生了為止。但是在過去，我的學生總是在跟著我到處亂竄。
我在年輕的時候經常行走，卻從來想到要為此寫一本書，也不明白寫這種遊記的意義在哪裡。我只是把這種行走當作歷史研究的輔助學習方式，透過行走來建立現場感，逼迫自己在閱讀的時候更有動力，這樣行走在專業上的目的就達到了。顯然行走本身不可能用來做研究，也不可能用過行走達成某項學術成就。
新京報：旅行寫作（travel writing）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相對而言，旅行寫作在中國直到最近這些年才越來越受到關注。你閱讀過大量的相關作品，近年來也在推動西方旅行寫作的譯介工作。這些西方的旅行文學，對你的行走和遊記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羅新：那時我們跟國際上的接觸比較少，能瞭解的的資訊很有限，當時我不認為寫遊記是一條正路，只能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從傳統上而言，中國的旅行寫作這種文體也不夠發達，旅行寫作在中國的文學世界中沒有什麼地位，遊記和散文從來不是主流，更不用說跟詩歌、戲劇、小說相提並論。即使我讀過《徐霞客遊記》，也就當作是一種考察筆記，沒有看作為文學性的作品，不能當做一個目標來追求。
可是在國外，你會發現旅行寫作佔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憑藉這種文字獲得了很高的文學地位，這一點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甚至在看得見的未來都不太可能發生。我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改變的事情，不是說改變旅行寫作的文學地位，強行讓別人承認這種文體的重要性，而是說你首先得寫出和其他型別文學同樣優秀的作品，或者在閱讀的享受程度上可以接近，或者在思想上有一些留得住的東西。如果我年輕的時候知道，遊記和小說是同樣重要的文學型別，我的人生也許會發生改變。寫遊記是挺適合我的，也許我後來走的道路真的會不一樣，但我當時的確沒有想過。
羅新（左一）和同行者行走在上都到大都的旅途上。
大概在十幾二十多年前，我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會讀一些專業以外的文字，我發現遊記很有趣。我也經常到國外訪學，逛書店的時候，隨便拿起幾本書來看，幾乎到處都有旅行文學，那時我才發現這種文體在國外書店佔的比例那麼大，才意識到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後來，我開始有意識地收集和閱讀遊記和旅行文學，但當時只是作為消遣，沒有想過自己動筆來寫。
我在無意之中讀到了很多國外的遊記，包括旅行文學和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這些書籍對我的影響很大，比如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的《偏跟山過不去》（A Walk in the Woods），他在其中講了自己在阿巴拉契亞的旅行。他的這趟旅行是失敗的，路甚至都沒有走完，可是書卻寫得非常有趣。我感覺這位作家居然有這麼大的本事，可以把一場失敗的行走寫得這麼好玩。後來，我又讀了羅瑞·斯圖爾特（Rory Steward）的《尋路阿富汗》（The Places in Between），這本書讓我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我承認他寫得很好，但我認為自己也可以嘗試這種型別的寫作，從那時開始，我逐漸形成了寫遊記的念頭，把它當作一種挑戰。最後在2016年的春天，我下定決心在當年的夏天完成從上都到大都的這趟行走。
《偏跟山過不去》，比爾·布萊森著，夏平譯，接力出版社2019年6月。
通過歷史行走，
拉近人與地方之間的距離
新京報：旅行畢竟有許多的不確定性，要做許多的準備，考史旅行又與普通的遊山玩水不同，需要準備的必然更多、更周密。從上都到大都這趟行走，你做了哪些方面的準備？在行走過程中，哪些又是你沒有意料到的？
羅新：從大都到上都的這次行走，在付諸實施之前，我做了至少十年的準備。那十年，我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在研究中國北方的歷史。我在身體上最合適做這次行走的時候，恰恰也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從2004年到2012年左右，我在專業上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內心上有巨大的衝動弄清楚這些專業上的問題，所以沒有時間做別的事。但即使是那樣的時刻，我也會讀一些雜七雜八的書，有意識地為未來做準備，當時就覺得我應該會在某個時刻走一趟從大都到上都的這條路。
我之前有過徒步旅行的經歷，我也讀過一些在野外生活的書籍。跟我在其他書裡讀到的相比，從大都到上都這趟旅行在條件上要好得多，我們走到哪都有旅館，吃和住都不是問題，無非就是在揹包裡多放幾件衣服，我還裝了一臺膝上型電腦。現在想來這是個錯誤的決策，其實帶點書在路上讀就足夠了。
我事先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準備，包括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計劃，每天行走一段路程，下午四五點鐘就停步休息，在旅館洗個澡換身衣服，坐下來開始寫個幾小時的筆記，記錄下今天的所見所聞，這也是為後來成書做準備工作。
但是，等我真正行走的時候，我發現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首先，每天到了駐足處時間上已經很晚了，此外一天步行二十幾公里是非常疲憊的。一開始，我還能堅持一大早就出發。中國古代的長城地帶是最美的地方，擁有茂密的森林，空氣也很清新。後來，到了早上我還是感到很疲乏，那時候的太陽也很曬，我在心理上非常抗拒，不想出門，四周環境也變得單調，全部都是黃土。對年輕人來說，睡一覺體力就能恢復，對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身體上的恢復沒有那麼快。所以我就這樣慢慢地做筆記，前期的筆記寫得很細緻，後期的筆記比較簡略，有時候先睡一覺起來，再匆匆忙忙寫幾行字。甚至到旅行的最後幾天，我都沒有寫筆記。
《從大都到上都》，作者：羅新，版本：新星出版社2017年11月。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這主要是對自己的身體情況預估不足，中間如果有時間休息兩天就好了，遺憾的是我的行走計劃時間上安排得非常緊，行走結束之後馬上還有出國的行程，每一天的行走都不能停下來。所以，我在文字裡表達出了這種身體上疲勞殆盡的感受，這對讀者來說也是一種閱讀上的折磨，但是我覺得這能真實反映我的旅行感受。我開始理解那些我讀到的國外作家的遊記，他們真是在極其艱苦的絕境下完成了那些寫作，我的跟他們相比完全不是一個等量級的，我也特別能理解了他們寫作時，抒發痛苦的時候往往非常剋制，這既是對讀者的體諒，也是不允許自己在這方面停留太久。
每個人的寫作方式都是不同的，千萬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只能把自己表達出來。我就是一個研究歷史的，在獲取歷史知識的能力上，比專業外的普通人士稍微強一點。古往今來，有些人在歌頌長城的巍峨壯麗，另外一些人則在描寫長城建築讓人望而生畏的一面，我不想迎合這種文學傳統，更想展示長城的另外一面：生活在長城地帶的邊緣人物，那些長城內的蒙古人，以及長城外的漢人。在出發前我就做了資料上的準備，有計劃性地接觸這些人，和他們交流，儘量向讀者展現出這些不被關注到的人群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所思所想。
新京報：在《從大都到上都》這本書中，你提到自己透過這段行程完成了“從旅遊者到旅行者”的轉變。在你看來，考史行走和古代人的探險、現代人的旅遊有什麼區別？
羅新：作為歷史學者，我們去不同的地方考察，就像去市場參觀一樣，即使前往考古現場參觀，也是受到組織的邀請，時常還有專人陪同，不用自己動手，更不會露營住在當地。別人把你看作是專家，一路上受到招待，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可以看作是歷史學者的一種特權。
這就像你旅遊的時候，當地人把你看作是遊客，無非是想招待你，讓你高興，同時賺你的錢。而當你成為一個旅行者的時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你的身份變了，你的視角也變了，別人對待你的方式也變了。
作為旅行者的你，當地人只會把你當作一個普通的過路人，而你也會自然地關注起當地人的生活和處境。你和當地人的關係也變了，我們會一起聊天，分享各自的經歷和興趣。從大都到上都，我在一路上遇到了好多人家，他們看到我路過，甚至會同情這樣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揹著一個大包，累得氣喘吁吁。當我放下揹包坐在路邊休息時，當地的小店人家會主動地給我一個雞蛋或是一碗泡麵，並且特意囑咐我這不收費。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在蒙古包裡與牧民攀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走到南口鎮的時候，遇到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路人。他問我要去哪裡，我告訴他我要前往居庸關。不可思議的是，他說，這一帶他經常走，反正也不遠，於是就陪著我走了一個小時。和他聊天時我瞭解到，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師，對附近環境非常瞭解，看我也很熟悉這裡，像是找到了一個知音，非常高興地和我邊走邊聊，直到下午5點他要去接放學的孫女，我們才分手道別。這種旅行中意想不到的相遇，以及相互間對待陌生人極為放鬆的心態，是你在都市生活中不可能經歷的。這種平等、親切的感覺真的很美妙，我想象中古代人的旅行就是這樣子的，至少在太平盛世是如此的，不需要防範他人。
正是透過旅行，我和這個地方的關係發生了改變，之前隔在我們之間的一堵無形的牆不見了，我獲得了一種平視的觀察視角，也獲得了一種我與當地人之間的平等的相處方式。
採寫 | 李夏恩 李永博
編輯 | 徐悅東 青青子
校對 | 薛京寧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