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登讓是在朋友院子裡，這朋友吉他彈得出神入化，曾上過央視紀錄片，而後在大理沉寂多年，最近想把老院子重新裝修一番，換副光景。深秋時節，看上去營養不良的登讓，穿著單薄的迷彩民工服，裡面沒穿打底的，腳上一雙破布鞋。我原以為是為了方便幫朋友搬東西，才這樣穿的，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他的日常穿著。幹完活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他常提到我最喜歡的德國哲學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
自己動手減去長髮後的登讓
當我得知，登讓初二就輟學了，在終南山獨居六年後，又來大理研究“宗教與哲學”時，我選擇沉默。晚上，朋友請客吃飯，席間跟登讓說，不要過得太清苦，以後想吃肉就來他這兒，也別客氣。朋友結賬回座後，登讓問，吃這樣的一頓火鍋得多少錢？朋友說三百出頭。此時登讓沉默了。誰都不會知道，登讓用人生作為實驗代價而創造出的作品，最終會不會被大眾所接受，所以我決定寫寫登讓的人生故事，提前留下一些這世界他來過的痕跡。
登讓在終南山的院子裡練吉他
1987年，登讓出生於河南省延津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腦瓜子靈活聰明地登讓，被父母給予了考清華北大的厚望。不料兒子初二就輟學了，父親怎麼打，登讓都堅決不回學校，老師也說這孩子上課注意力不集中，成績差又愛胡鬧課堂，家人只能放任登讓在家裡待著了。
34歲的中年人登讓看上去還像個孩子
童年時期的登讓，常常感覺鑽心般地孤獨，對死亡充滿恐懼，以致於頭暈胸悶，喘不上氣，跟同齡人玩不到一起的登讓，只能跟地上的小螞蟻談天說地。十五歲，家裡人讓登讓跟著堂哥，去焦作市最大的酒店學廚師。從最低階的殺魚乾起，到做滷水，再到打荷，熬了三年終於當了主廚，工資也從最初的一百五漲到了兩千多元。
登讓在大理的院子裡，坐在撿來的沙發上
那時，很早在錄音機裡聽過《海闊天空》的登讓，突然在電視上看到了beyond的演唱會，心中的激情被迅速點燃，瘋狂地愛上了搖滾樂。十八歲的登讓，無法通過當廚子釋放內心的狂野，立刻跑去買吉他。
登讓在大理的臥室放著幾把吉他
登讓一個人來到琴行，先是糾結要不要進去，進去了又自卑到不敢跟老闆說話，最後扭扭捏捏買了把最便宜的。不是因為沒錢，而是根深蒂固的農村觀念，讓他實在不敢買一把好的，怕人家說他打腫臉充胖子，鄉里麥子發洋拋。那時焦作市服務員的月薪也才四百元，拿著兩千多高薪的登讓，為了音樂選擇辭職。
登讓的臥室，掛著涅槃樂隊的衣服
登讓去了培訓班學吉他，學了一年後，縣裡有人找他組樂隊，又拉上他一起去市裡的大學城幹音樂培訓班。幹了一年，沒賺到錢，樂隊不和，也解散了。登讓很早就聽說了北京的音樂村——樹村和霍營。培訓班關門後，帶著一包衣服一個木吉他一個電吉他，一個大音響，坐了一夜大巴立刻去了北京。
當時帶去北京的音響現在還跟著登讓
到了北京登讓才知道，08年奧運會，樹村就被拆沒了。只帶著一千多元錢的登讓，住在了同鄉家裡，老鄉對登讓很好，還把公交卡給他用，登讓拿著地圖，滿北京找搞音樂的人。09年通州第一屆草莓音樂節，刺蝟樂隊的趙子建抱著粉綠色的吉他，石璐喊了聲“春天來了”，鼓打得響徹上空，逃班計劃，萬能青年旅店陸續登場，最後壓軸的張楚，穿了紅色格子衫，在《孤獨的人是可恥的》萬人大合唱中，登讓看著早已蒼老的張楚，哭得撕心裂肺。
圖片來自朋友圈，今年二月來過大理的張楚
錢花完的登讓，在北京待不下去，那會也不知道宋莊崛起了。實在沒有門道進去北京音樂圈，登讓回到焦作市，租了個八十塊一個月的出租屋，吃飯就在村裡小飯館隨便吃個兩三塊的麵條炒飯。23歲的登讓，與世界格格不入，每天躲在房子裡彈吉他聽歌，發誓要成為搖滾音樂人的登讓，不願跟以前的朋友玩，認為他們不懂自己，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撕扯著，所有人都說他有病，導致自己也懷疑自己有病，痛苦到看到車就想撞，看到橋就想跳。
登讓在大理的院子裡
頹了兩三年，實在沒錢，也借不到錢，登讓就去找廚師工作幹一個月，或者帶別人選吉他賺點佣金度日。因為想寫歌，登讓開始讀書，海子，顧城，北島，惠特曼，洛爾迦，埃利蒂斯。25歲的登讓，看到梵高自傳裡給弟弟的信，看了尼采的書《瞧這個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登讓突然找到歸宿，看到光明。原來他是有同類的，他不再那麼孤獨，也不再那麼痛苦了，他開始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登讓很早就看過紀錄片《後革命時代》，知道北京樹村樂手的生活狀態，其實跟他一樣窮困潦倒，也因此知道了微樂隊的主唱麥子。他透過朋友，加了麥子，剛跟他打招呼，麥子讓他買本書《微的覺醒》。那會麥子的書賣得不好，還貴，三百一本，登讓一說要兩本給麥子打了六百元，麥子開心地讓他來北京玩。
圖片來自網際網路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麥子巡演一直在虧錢，帶不起樂隊出行，只能一個人扛著吉他到處演，到鄭州的火車票還是登讓買的。7livehouse只賣出一張票，加上工作人員只有五六人，麥子堅持唱完全程。看到搖滾樂手的貧困現狀，登讓很心酸，那天住宿吃飯的錢都是登讓出的。第二天登讓跟著麥子一起去了西安，而後麥子去了蘭州，登讓回了焦作。
圖片來自網際網路，圖為麥子現場
過完年，登讓去北京找麥子，住在他那，一個倒閉的浴池，裡面泡澡外面是床，一個月房租三四百。在宋莊呆了一年多，登讓大開眼界，知道了什麼是藝術，什麼是藝術家。網上看到的人，方力鈞，嶽敏君，舌頭樂隊，突然就成了生活中的鄰居。去北京之前，登讓一個朋友借了他十萬不打算讓他還。登讓拿著這筆錢跟人合夥開飯館，沒賺到錢，後來他要來北京就退股了，投資的錢合夥人慢慢打給他，登讓在北京靠這筆錢維持生活。
圖片來自網際網路，版權歸原作者，舌頭樂隊
在宋莊，所有人都以詩人自居，這讓登讓開始厭煩詩歌。有個寫詩的出版詩集請客，兩大桌人，氛圍很俗，在座的都自稱藝術家，其實說話跟農民沒區別，登讓喝酒後跟人吵起來，瞬間成為眾矢之的，大家要揍他。麥子要去西安拍電影，給擠兌的登讓非要跟著去。到了西安，兩人住在電影製片廠，專案談崩了，有朋友邀請麥子去終南山拍紀錄片，從小喜歡武俠，對終南山好奇的登讓也跟著去了。
冬天的終南山
登讓發現，道士的狀態跟搞藝術完全不一樣。給麥子幫了幾天忙，登讓就在終南山找地方，決定住下。最初在南五臺下邊，租了個破院子，六千一年，半年後付不起房租，又搬到海拔更高的山上，村民給了他一塊不要錢的地，登讓自己動手搭了個紅磚瓦房，一住就是六年。
登讓自己蓋的紅磚房
冬天的終南山，雪能下到腰那，入冬前得準備很多柴火，除了做飯，整天只能躲在屋裡坐在炕上，不斷給炕里加柴火，才能平安度過冬天。登讓自己開了兩片菜地，因為他撒了種子就不管，地裡有時不長菜，鎮上趕集市時，他會下山買點生活物資。剛去終南山時，登讓還想找高人隱士，實在沒找到就開始自學道教知識，後來覺得自己知道這裡面的奧秘就覺得沒意思了。
登讓在終南山的土灶
2019年冬天，登讓想來大理搞樂隊，年租四千找到兩室一廳的房子，客廳對著洱海，臥室對著蒼山還可以曬太陽，登讓經常一絲不掛地躺床上，就著哲學書曬一下午太陽。在大理主動找了一些人組樂隊，最後都不合適，他只能開始學習用合成器，代替鼓和貝斯。
登讓的飲食構成
來大理沒有組成樂隊的登讓又去終南山，想在那兒寫一本中國的《瓦爾登湖》。那會疫情開始了，登讓在網上看到各種假活佛仁波切，全在胡扯淡還能騙到幾千萬，他就想把關於禪定和打坐的知識梳理一遍，於是又回到大理。一戶白族人想找個實誠人幫忙看房子，於是以年租一千五的低價，將整個老院子都租給了登讓。用了大半年時間，登讓獨自整理出一本十二萬字的《禪定冥想&Nirvana》。
《禪定冥想&Nirvana》的目錄
完成了這部書後，登讓說自己接下來要在大理一心一意搞音樂了。我問登讓家裡人支援他選擇嗎？他說家裡人還算開明，不反對了。登讓有個小四歲的弟弟，初中輟學後去了老家附近的新鄉市工廠打工，小時候也跟著登讓聽搖滾樂學吉他，後來二十出頭結婚生子，女兒都八歲了。登讓原本不想讓我提弟弟的，我告訴他有必要寫。同樣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生選擇，這正是他自己所說的，人是無法受別人影響的，除非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身體裡住著這樣一個靈魂。
登讓住在這樣的老院子裡，從不感到苦和害怕
採訪過程中，每次問到登讓，錢從哪裡來時，他總顯得擰巴。我跟他說，人不可能同時踏進兩條河流，自古以來搞文藝創作的，絕大部分都是靠富人贊助或者朋友接濟在維持生活，這沒什麼可丟臉的。出家人得唸經靠供養為生，一樣受人尊重，喬伊斯寫《尤利西斯》時也是接受富人資助，他一拿到錢就辭職了，購置華服，外出就餐，大手大腳花錢，人家去拜訪他以為他在家寫作，結果他坐在地上吃烤雞，書寫出來了，幾十年後才得到大眾認可。登讓點頭，他說他想得很清楚，自己不想把一分鐘的精力浪費在賺錢這事上。我說去吃火鍋吧，他說你請嗎？我點頭，我請，你別客氣。他說好！
登讓的鞋
寫這篇文章時，音響突然放起了刺蝟樂隊的《火車駛向雲外，夢安魂於九霄》，聽到歌詞“視死如歸，毫無保留”,"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時，真的再也繃不住了，想到麥子，想到自己，想到無數為了追求理想，過得貧困潦倒的朋友或者陌生人，最終只會在孤獨中死去，一個人在家抱著貓哭得泣不成聲。
我年輕時說過的大話，現在打臉
來大理是想安心寫作，按照本心，真的連手機都不想用。結果不得不每天發朋友圈，維持自己高品質的“土媛”形象，就為賣點土特產，換點柴米油鹽維持生計。一個恰當美麗的女人，躺平不上班，住在蒼山上的高階小區，醜陋的人總會不自覺給你的私生活，新增一些猥瑣想象。其實只有自己才知道，在大理過得比狗還孤獨，為了維持寫作者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固有清高，最後在自食其力的道路上，離寫作越來越遠。
美麗對於認真寫作的人來說是種負擔
寫作也是腦力勞動，
厚著臉皮把話都說這兒了
看過了的朋友覺得有所收穫，
感謝對此文多多讚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