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瑞波 陳國科 喬虹
甘肅省和青海省位於中國西北地區。從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至今的百年時間內，甘青考古為中國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呈現了豐富多彩的考古資料，書寫了從舊石器時代至宋元明百萬年獨具特色的西北歷史，提供了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歷史發展模式，讓百年中國考古更加精彩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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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者開啟甘青考古工作，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標誌。中國學者在甘青地區獨立主持的考古發掘與調查，是考古學走向“中國化”的光輝典範。
1920年，法國學者桑志華（Paul Emile Licent）在甘肅慶陽對古生物化石和人工打製石器的科學發掘，揭開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序幕。1923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帶著中國彩陶和中華文化從哪裡起源的疑惑，來到甘青地區，對羅漢堂、朱家寨、辛店、卡約、齊家坪、馬家窯、寺窪山、馬廠塬、沙井等重要遺址進行了調查和發掘，不僅將當時最科學的考古方法引入甘青地區，而且成功梳理出甘青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脈絡。兩位國外學者的考古田野實踐和學術研究，直接將甘青考古帶入中國考古學的前列，同時也引領中國考古學走上了百年發展之路。
1945年，夏鼐先生在甘肅寧定陽窪灣清理齊家文化墓葬，成功辨識出墓葬填土中出土物的年代要早於墓葬隨葬品的年代，這一認識不僅修正了安特生關於仰韶文化和齊家文化早晚關係的看法，而且與1931年梁思永先生正確辨識後崗三疊層的方法相互呼應，成為指導中國田野考古學健康發展的基本方法和理論。
1947年至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甘青地區的渭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西漢水上游、湟水流域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一批重要遺址，明確提出在漢代以前，甘青地區就存在一條史前的“絲綢之路”，中國考古學者對史前絲綢之路的研究自此拉開序幕。
1943年，常書鴻先生進入敦煌莫高窟，正式開啟了對敦煌莫高窟的科學調查、保護和研究之路，“敦煌精神”從此生根，激勵後人，延續至今。
圖1 1944-1945年，夏鼐與向達在敦煌調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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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甘青考古構建起西北地區的歷史框架，填補了漢以前的歷史空白，豐富了漢以後歷史細節，精彩考古發現亮點頻出，甘青地區的歷史真容逐步展現。
舊石器時代，東至慶陽地區，西到柴達木盆地，甘青地區發現的舊石器遺址多達百餘處。從甘肅東部的鎮原姜家灣，到青海西部的冷湖1號地點，甘青地區舊石器早、中、晚、末期不同時段的遺存在各地均有發現，但分佈不平衡。
新石器時代至戰國，從大地灣文化到馬廠文化，從齊家文化到諾木洪文化，甘青地區已有超過20支考古學文化得到確認，在蘇秉琦先生區系型別理論的指導下，目前已經構建起從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春秋戰國的完整時空框架，梳理出清晰的譜系關係，勾勒出隴山東西兩側不同的發展模式。同時先周文化、早期秦文化、羌戎文化等特殊考古學文化和族群的研究，為探索三代國家的形成和秦漢帝國的出現提供了寶貴材料。
進入歷史時期，從甘肅西漢的懸泉置到青海東漢的西海郡，從甘肅唐代的鎖陽城到青海南北朝的加木格爾灘古城，無不表明身為絲綢之路要地，甘青地區在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交往與融合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時，各類大小石窟寺也彰顯出歷史時期甘青地區宗教的魅力和藝術的繁盛。
作為田野考古精彩收穫的縮影和代表，甘青地區有近10項重要考古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遍及史前文化（甘肅磨溝、青海喇家、敦煌旱峽）、早期秦文化（禮縣大堡子山、張家川戰國墓）、漢代絲路重鎮（敦煌懸泉置）、唐代吐蕃文化（都蘭吐蕃墓群、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2019年，甘肅丹尼索瓦人化石研究成果更是入選當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直接將甘青考古發現和學術研究推向世界。
圖2 青海宗日遺址出土的馬家窯文化舞蹈彩陶盆
圖3 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墓地出土的大羊角形金車輿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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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考古引發了多種角度的學術新思考，推動了考古學分支學科的建設和完善，各類專題研究深刻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趨勢和潮流。
舊石器時代青海151遺址點和甘肅白崖溶洞遺址的發掘，是對現代人類起源和發展的重要探索。
從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戰國時期，在甘青地區不曾中斷的彩陶文化，不論是宏觀的整體西漸，還是微觀的細節變遷，都能給安特生當年關於中華文化起源的疑問給予中肯的回答。大地灣遺址發現的完整聚落和“豪華宮殿”，成功躋身聚落考古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最佳範例。
林家遺址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青銅刀、西城驛遺址發現的大量冶金遺存、沈那遺址發現的倒鉤銅矛、磨溝遺址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鐵器，直接引發了學界對中國銅器和鐵器來源和形成的熱烈討論，甘青地區成為冶金考古的熱點。東灰山遺址發現的小麥、喇家遺址發現的“麵條”，使甘青地區在植物考古方向成為探索中國小麥起源、傳播和利用的前沿。喇家遺址災難現場的發現，讓甘青地區成為環境考古研究的焦點。
莫高窟、麥積山、炳靈寺、馬蹄寺、南北石窟寺等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石窟寺研究，直接推動石窟寺考古、佛教考古和美術考古更為系統和全面。
同時，上述各類專題研究無一例外的涉及到多學科合作，使用了不同的、大量的科技手段，不論是人類DNA和小麥澱粉粒的科學提取，還是陶器和銅器的成分科技檢測，交叉考古在甘青考古得以深度融合與廣泛應用。
圖4 青海沈那遺址出土的帶鉤銅矛
圖5 1986年8月，蘭州召開的“大地灣考古座談會”全體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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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博機構逐步完善，人才隊伍建設穩步推進。所、校聯合考古成為常態，與兄弟單位的業務互動與交流已成為定製，國內外合作機制加快完善。
近百年來，甘青本地考古機構從無到有，考古隊伍由粗到精，考古人才由少到多。到目前為止，甘青兩地本土的考古機構形成了一院（敦煌研究院）、兩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多校（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西北民族大學、青海師範大學）的基本格局。
其中敦煌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擔著甘青地區考古發掘和調查的重任，以蘭州大學為代表的多所高校也積極參與、主動配合各項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工作，為甘青考古貢獻了重要力量。
在努力培養本土人才，增強本地考古實力的同時，甘青考古既不封閉，也不排外，與各高校和兄弟院所之間的合作、交流愈加緊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吉林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等單位對甘青地區重要遺址的科學調查、發掘、整理、研究和保護工作，都深度參與其中。同時，五省（甘肅、青海、新疆、寧夏、西藏）一校（西北大學）考古成果交流報告會已經成為定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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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大力消化積壓資料，積極調整工作思路，用心把考古遺存打造為文化遺產。
甘青考古發掘任務重，工作環境艱苦，考古人員特別是一線考古人員數量少、壓力大，待遇低，對田野工作和學術研究造成較大的制約和困擾。由於缺乏基本的人力和物力，一些重要的考古材料長期積壓，導致在一段時間內，甘青考古在某些方面的發展與其他地區產生了不少差距。
近些年，隨著黨和國家各級政府對甘青考古文博事業的支援力度不斷加大，兩省考古研究所積極組織人員，加大力度消化積壓考古材料，全力支援考古報告的編寫和出版。另外一方面，面對豐富的考古遺存資源，相關部門不僅花大力氣已經或正在將一批典型考古遺址精心打造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如甘肅大地灣和青海喇家，同時推動一批特色文物資源積極申報或已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如“南亞廊道”青海段遺址群和“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甘肅段遺址群。
甘青考古的誕生伴隨著中國考古的起步，也見證了中國考古的成長。
百年間，幾代甘青考古人和國內外同行一起，在這片看似荒涼和的貧瘠土地上，激情滿懷，用他們的汗水、熱血和青春，為世人奉獻出能夠完全與這一地區文物資源豐富程度相匹配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
甘青考古，貴在堅持，難在堅守。
作者：任瑞波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陳國科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喬虹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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