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是反人類的罪行，是超越國家記憶、民族記憶的、整個人類慘痛的戰爭災難記憶，它理應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的共同抵制。
中國作為日本侵華戰爭中細菌戰的受害者，也將這段經歷牢牢印刻在了歷史長河的走廊裡，深深鎖進了民族的記憶裡，永遠都不會遺忘日軍曾經的罪行。
而上世紀30、40年代，除了我國之外，日軍還曾企圖將這樣的罪惡灑向另一個國家，它就是位於我國和蘇聯之間的蒙古國。
從成立偽滿洲國以來，自詡無敵的日本便頻頻與蒙古國產生分歧，二者就邊界線問題產生了諸多糾紛。
然而，日本想要與蒙古國展開正面軍事衝突，自然就要做好對上蘇蒙聯軍的準備。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植田謙吉無意挑起戰爭，但參謀辻政信卻利用軍中士兵好戰的心理，主動挑起軍事衝突，從而引發了諾門罕戰役。
在蘇蒙聯軍面前，日軍節節敗退。為了逆轉戰局，關東軍司令部派出了臭名遠揚的731部隊，讓他們在哈拉哈河水投入了傷寒、霍亂這些細菌菌液，企圖讓蘇軍感染病毒暴斃而亡。
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場投毒之舉最終害死的是自己人。那些不明實情又因物資調配不當、口渴難耐而到河裡河水的日本士兵，沒有死在沙場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陰謀底下，實在可悲。
而日本關頭軍的荒唐行為，在這場戰役中也是頻頻出現。他們對生命的漠視和對正義的摒棄，讓身居高位的將領寧願罐頭堆成山，也不願意將其用來挽救即將餓死士兵的性命。諾門罕戰役日軍慘敗的結局，也由此可見。
紛爭不斷，戰爭爆發
1939年，偽滿洲國與蒙古國之間的邊界線糾紛，激化了日軍與蘇蒙聯軍的矛盾，雙方進入緊張的狀態。
他們的邊界線糾紛指的是諾門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這塊呈三角形地區的歸屬問題，但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尚未正式承認外蒙古為獨立國家，也就不存在所謂的邊界線劃定問題。
但日本出於擴大侵華戰爭的需要，想要透過諾門罕事件造成反蘇煙幕以換取西方國家繼續推行綏靖主義政策，因此也在此事上不依不饒。
日本關東軍和偽滿軍隊開始以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為藉口，不斷在中蒙邊界進行挑釁，想要以此來試探蘇聯和蒙古的軍事實力。因此，這四方勢力也迎來了從1935年1月到1938年10月的多次軍事衝突。
當時日本關東軍中，多的是年輕氣盛的昭和士兵，在國家的洗腦下，他們都充斥著一爭高下、完成“聖戰”的心理，因此時常對雙方始終停留在區域性的、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一事上表露出強烈的不滿，其中以軍中參謀辻政信為典型代表。
而與他們不同的是，真正把關的關頭軍總司令植田謙吉，卻一直保持著冷靜自持的頭腦和態度。早已從軍中闖出一番成就地位高權重的他，與迫切想要靠軍功來升官的底層士兵有著截然不同的想法。
比起在不知敵人底細的時候貿然挑起戰爭然後吃了敗仗，他寧願穩紮穩打，將衝突的規模繼續穩定到當前的狀態。特別是，他十分清楚關頭軍與偽滿軍隊的實力，對上蘇蒙聯軍並不佔優勢。
然而，就如他鄙視底層士兵的好戰心理一般，軍中其他將領和士兵也對他一直拖延的做法有了很多的不滿。在植田謙吉始終以“會和其他將領商議，討論後再做決定”作為藉口拖延戰事之後，參謀辻政信決定要自己“出馬”，把事情推向不得不戰的地步。
他清楚自己在軍中的地位和話語權遠遠比不上植田謙吉，所以一開始就放棄了與植田謙吉公然叫板。但私底下，他卻開始小動作不斷。
1939年，辻政信利用自己參謀的身份，在未請示上級的情況下，公然起草並公示了一份名為《滿蘇國境處理綱要》的檔案，主旨便是鼓舞關頭軍士兵主動挑釁蘇軍來展現己方的能力。
而同年5月11日，關東軍士兵與蒙古駐邊士兵發生的小規模軍事摩擦，也讓辻政信看到了打戰的希望。在軍中管理不規範、缺乏流程約束的情況下，他藉著總司令植田謙吉的名義，帶領第23師團的一支小隊伍對蒙古駐邊士兵發起了迅速追擊。
蘇聯看到這種情況自然不可能坐視不管，特別是蒙古軍隊在沒有防備之下受到不少損失之後，他們也很快加入到了廝殺裡。這樣一來，戰爭的規模就一再擴大，而日軍在蘇軍也參戰之後，便開始節節敗退。
邊境突起戰爭的原因，以及前線日軍慘重的損失被一併報到了關頭軍總司令植田謙吉耳朵裡，意識到事態嚴重且戰爭避免不了之後，植田謙吉儘管氣怒，也只能下令全軍參戰，與蘇蒙聯軍展開廝殺。
投毒反害己
關東軍23師團最早在對上蒙古軍隊的時候，還有一戰之力，且隱隱有取勝的可能。但當他們對上蘇聯軍隊的時候，原本的優勢便蕩然無存。
相較有著優良裝備、戰鬥力強大的蘇軍，關東軍整體裝備落後，再加上指揮不當，在與蘇軍進行純機械化兵團鬥爭的時候便出現了明顯的劣勢，壓根無力進行反抗。在意識到這點之後，關東軍司令部也坐不住了。
作為率先挑起戰爭的一方，關東軍如果完全沒有一戰之力，且以慘敗作為告終，無疑會是日本淪為全世界的笑柄。為了杜絕這種情況，他們決定要使用特殊手段，那便是“投毒”。
當時在戰場上的還有關頭軍中臭名遠揚的731部隊。這支部隊明面上是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進化，但實際上做的卻是利用活體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效果實驗的醜惡行當。
關東軍司令部派出731部隊，目的就是在哈拉哈河中投放傷寒、霍亂等細菌菌液，使蘇蒙聯軍計程車兵藉由引用河中之水感染病毒而暴斃而亡。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惡毒的行徑，一旦被關東軍得逞，蘇蒙聯軍將迎來慘重的災難。
但命運眷顧之下，這份惡果最終還是由日本自己人吃下。因為軍中物資分配不當的緣故，關東軍底層士兵時常處在缺衣少食的狀態，也經常因為缺水而口渴。
不清楚上層計劃的他們在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只能依靠引用哈拉哈河河水來解渴，這也使得他們成了這場“投毒案”的受害者，接連丟失了寶貴的性命。
放任士兵餓死
引用哈拉哈河河水的日本士兵的慘狀，引發了蘇蒙聯軍的重視。意識到不對勁的他們，自然避開了危險，因此絲毫未損。
但這場關東軍投毒案件還是披著笑話的外皮，展露出了日本人對生命的漠視和對非正義的追求。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關東軍還在戰場上鬧出了很多昭和笑話。日本軍醫松本草平就在他的回憶錄裡記載了部分事蹟。
其中，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引發了人們的深思。那就是在蘇軍大規模進軍之時，關東軍士兵因為沒有補給裝備、不得不忍飢挨餓地參與戰鬥，導致最後死傷慘重。而事實上，當時關東軍中物資充足，且均集中在軍官手上。
但這些軍官寧願將罐頭、肉食丟得到處都是，也不願意將它們分配給正在忍飢挨餓計程車兵。所言所行實在令人心寒。
小結：
關東軍鬧出的一系列昭和笑話，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日本的走向。其發自骨子裡的無情，使他們無視戰爭的國際規則而肆意投毒，而他們的冷漠，也讓他們漠視自己陣營計程車兵的性命。這些都決定了他們必然戰敗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