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的
婦女解放運動
徐 靜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猛烈地衝擊了封建剝削制度,同時也吹響了婦女解放的號角,一大批進步的中國婦女挺身而出,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她們組團體,建學校,參加武裝鬥爭;她們要求女子接受教育,婚姻自主,經濟獨立;她們提出“婦女參政”,從思想到行動,為自身解放奔走呼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衝擊和動搖了封建制度,推動了婦女解放和辛亥革命運動的發展,開啟了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帷幕。
一、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思想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條件
(一)封建壓迫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影響
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中國,婦女的命運就是一部被摧殘、被奴役的歷史。西漢董仲舒為維護封建統治制度而炮製“三綱”說,其中“夫為妻綱”,把女子置於夫權的絕對統治之下。東漢班固和班昭倡導的“三從四德”被奉為聖典。封建專制制度下,婦女地位最本質的特徵體現在:政治上無地位、經濟不獨立、婚姻不自由、受教育權利被剝奪、形體被摧殘,纏足就更是其特有體現。在長達2000多年的宗法社會里,中國女性作為一個整體從來都不具有獨立的人格,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婚姻等方面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精神上長期被壓抑、被扭曲,從而形成軟弱、自卑、狹隘和依附心理,長期掙扎在死亡線上,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
鴉片戰爭後,列強入侵,外國侵略勢力逐步同中國封建勢力相結合,共同奴役和壓迫中國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婦女處於三座大山重壓之下,更加受盡剝削、壓迫和欺凌。
(二)西方“自由”學說的傳入為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
從文化思想領域看,西方資本主義改變了中西文化100多年隔絕狀態。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開始輸入中國,這對婦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西方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思想猛烈衝擊中國思想文化界。男女平等、婦女解放思想理論的輸入,推動了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婦女問題的研究。二是西方傳教士在我國開設女子學堂。這雖然是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一種手段,客觀上卻促成了中國少數婦女開始接受文化思想教育,成長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以後的婦女解放運動中起到先鋒作用。
二、維新派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的思想啟蒙
戊戌變法時,婦女解放問題被維新派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最先提出男女平等思想的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闡述了婦女問題,提出廢除家庭婚姻契約,並於1883年發起“不纏足會”。梁啟超主張學習美國和日本,在《變法通議》中明確提倡的維新派關於婦女解放觀點,就是大力發展女子教育。譚嗣同對“三綱五常”的批判更為有力,提出“男女同為天地之精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認為要改變夫婦間的主奴關係而使婦女不失“自主之權”,要求女子和男子一樣有受教育的權利,做一個獨立、平等、自立的人。特別是,譚嗣同沒有孤立地抨擊男女不平等現象,而是把這看成封建綱常總體的一部分,矛頭直指封建宗法制度和統治階級。
為了實現男女平等,維新派提出“不纏足”和“辦女學”為解放婦女的措施。梁啟超在1897年4月首先提出“辦女學”。11月,他在《失誤報》上刊登《倡設女學堂啟》,又於12月刊出《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作為女學堂的藍圖。1898年6月,第一個女學——經正女學在上海開辦,收女學生20名,後來更名為中國女學堂,於1900年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而被迫關閉。中國女學堂作為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儘管只存在了一年多,但對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受教育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女學堂的提調、教習、幫辦等都由婦女擔任,成為我國第一批從事教育工作的婦女。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不纏足”運動也中途夭折,直到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下令勸禁纏足,這種摧殘婦女的惡習才逐漸革除。維新派對婦女的關注,在婦女中引起了極大反響。
雖然少數婦女提出了男女平等、婦女參政、婚姻自主等要求,但沒有喚起婦女群眾性覺醒,致使其呼聲甚微,影響有限。作為改良主義者,維新派更不敢觸動封建統治基礎,這就註定了他們提出的婦女解放主張必然以失敗告終。
維新派把婦女解放問題和挽救民族危亡聯絡在一起,帶有鮮明的愛國主義色彩。他們選擇禁纏足、辦女學這個關係婦女形體解放和精神解放的問題作為突破口,是資產階級企圖把婦女從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的最初嘗試;他們有關婦女解放的思想對辛亥革命時期婦女的覺醒起到了直接啟蒙作用。
三、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內容和特點
真正近代意義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十分重視發揮婦女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鼓勵女子參加革命,支援婦女參政。他提出的男女平等思想來源於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觀念,是其政治思想的結晶——三民主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可以說,孫中山的婦女解放觀植根於他的民主革命綱領之中。在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下,辛亥革命時期的先進婦女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併為自身的解放進行鬥爭,從而揭開了中國婦女運動歷史的新篇章。
(一)興建女子學校,重視女子教育
中國女子教育取得合法地位,始於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實行新政,頒佈《女子小學堂及女子示範章程》。同時,該章程規定: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完全分開;女子小學和師範比男子小學和師範學制各少1年;女子教育最高為師範學堂,不設女子中學和大學。這是非常不公平的男女雙軌制教育體制。
興辦女子教育、讓婦女和男子具有同等受教育的機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封建的重要課題,也是婦女解放運動爭取的目標之一。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十分重視發揮教育的作用,把學校作為傳播民主革命思想、培養革命力量的陣地。同時,不少進步婦女也把自身解放寄託在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質基礎上。因此,興辦女子學校在當時蔚然成風。女子學校的發展,使一批婦女走出閨閣,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女子教育的發展,孕育了中國早期的知識婦女群體。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學校教育中女子地位有了改善。普通中學、師範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和實業學校都可設立女校,女校和女學生大量增加。孫中山對女子教育尤為重視,認為婦女只有掌握了文化科學知識,才能改善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才能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由此,他特別強調“教育既興,然後男女渴望平權”,“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後可與男子爭權,則必能勝也”。
辛亥革命後,女子教育有了較大發展。據統計,到1916年,受中等教育的女子達到8000人,受初等教育的女子達到16萬人。中國婦女素質的提高和近代知識婦女群開始岀現和成長,對婦女運動和辛亥革命都起了推動作用,也為後來五四時期婦女運動儲備了大量人才。
(二)以報刊為輿論陣地,傳播婦女解放的思想和主張
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後,許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男青年成為婦女解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鄒容在《革命軍》著述中提出了男女平等思想,陳天華在小說《獅子吼》裡塑造了爭取女權的人物典型。金天鬲羽的劃時代女權著作《女界鍾》,更是猛烈抨擊了奴役女性的舊制度,鼓吹男女並肩從事革命,要求確立帶有婦女解放綱領性質的六種基本權利:學習之權利、交友之權利、營業權利、掌握財產之權利、出入自由權利、婚姻自由權利。
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思想和主張的廣泛宣傳,使很大部分先進知識婦女開始覺醒。一些女留學生在國外擴大了視野、增長了見識,開始創辦婦女報刊,自己起來為婦女解放呼喊。當時在上海、北京先後出版的《女學報》《女界月報》《北京報》《上海天足會報》《中國婦人小雜誌》《女子世界》《中國女報》《神州女報》《中國新女界》等婦女報刊,以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學說為思想武器,鼓動婦女參加革命,享有政治上民主權利;要求經濟自立,爭取工作權利;主張家庭革命,革去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獲得婚姻自由等等。這些觀點和主張,反映了中國婦女要求衝破封建禁錮、爭取自身解放的強烈願望,彙集成一股強大的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著名資產階級女革命家秋瑾就是這一時期湧現出的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傑出代表。
(三)覺醒的先進婦女組織軍事團體投入革命鬥爭和武裝起義
辛亥革命前後,進步女性積極參加了反清鬥爭。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後,許多覺醒的進步婦女直接投身民主革命,甚至親自參加武裝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從1901年至1911年,參加革命活動而又見於記載的婦女有400多人,其中女同盟會員近200人,有姓名可考者105人。她們懷著“只有自覺地承擔救國義務,才能與男子得到平等權利”的信念,投身革命,為結束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作出了傑出貢獻。
1911年,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歷來深處閨閣的婦女也愛國不甘人後,紛紛捐資籌款。四川婦女組織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有的婦女還參加了保路軍。最先由朱李哲華女士發起組織的成都女同志會,於辛亥年閏6月8日午後在新玉沙街敏秀師範女學堂召開成立大會,100多名婦女參加。會議透過簡章、公約,選舉職員,推舉朱李哲華赴京請願並聯絡湘、鄂、粵女界代表。成都女同志會成立後十幾日,由胡佩蘭、曠琴侶、胡蘭蓀等發起的外東區女同志會也宣告成立,參加報名的婦女有200多人。重慶女同志會在同盟會黨人領導下,於辛亥年6月1日在重慶市區成立,比成都還早一個多月,會員達五、六百人之多。宜賓女子愛國會也在保路運動高潮中成立,女子共濟會和女子同盟會會員都參加到捐資救國運動中來。
在全國各地,也有眾多的先進婦女投身於民主革命。如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何香凝、為革命獻身的第一位女志士秋瑾。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招募新兵時,組建了幾百人的女子軍隊,在漢口、南京直接參加與清軍的作戰。上海婦女也組織了女子軍事團、女子光復軍、女子北伐隊、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女子尚武會、女子國民軍等參軍參戰。孫中山曾讚譽:“女界多才,其人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四、發起女子參政運動,謀求自身解放
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創舉是組織婦女團體,其高潮則是婦女參政運動。
1904年4月,留日女學生在東京建立的共愛會,是中國最早的婦女團體。1911年11月,由中國社會黨女黨員林宗紊等人組織發起,在上海建立起女子參政同盟會,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待國民完全參政權”為宗旨,提出承認女子有完全參政的權利,並承認中國社會黨女黨員可代表全國女同胞之要求。此後,女子參政團體紛紛成立。1912年2月20日,女子參政同志會與其他幾個婦女團體聯合組成女子參政同盟會,要求南京臨時參議院審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授予女子參政權。3月11日透過的《臨時約法》並未對女子參政作出相關規定,於是發生了轟動全國的大鬧參議院事件,後經孫中山調停,允許向參議院倡議增修,事件才暫告平息,但女子參政並沒有得到法律上的認可。4月,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正式召開成立大會,通電不承認《臨時約法》,希望制定憲法時解決女子參政問題。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在黨綱上公然刪去了原同盟會政綱中主張男女平等的條文,女子參政同盟會再次抗爭。1913年11月,女子參政同盟會被勒令解散。至此,女子參政運動歷時一年多後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而失敗。
這次前所未有女權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的高潮。中國婦女界首次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婦女要求參政權”的口號,提出“中國數千年之制度,以女子為奴隸者也,強女子以服從者也。”“數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階級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為男子專有之世界。”在這個“男子專有之世界”裡,中國女界如此聲勢浩大地提出“婦女參政”的要求,對中國婦女思想解放起到了極大的警醒作用。中國婦女界發起的這次婦女參政運動,引起了世界女權運動的注意,萬國女子參政會、英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發來賀電,稱讚中國婦女的勇敢精神。
二次革命失敗後,曾盛極一時的辛亥婦女解放運動轉向了沉寂,婦女團體遭到沉重打擊,幾乎蕩然無存,資產階級領導的這場婦女運動宣告結束。但是,在辛亥革命洪流中,中國婦女第一次組成自己的隊伍開展反封建鬥爭,第一次提出實現男女解放的綱領性主張,第一次提出憲法保障婦女參政要求,第一次認識到要透過婦女自身素質的提高來贏得自身解放。這場持續多年的婦女解放運動,以過去從未有過的姿態,開創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新篇章。如果沒有這次預演,中國婦女不可能在五四時期以嶄新的面貌投入新的婦女解放運動。辛亥進步婦女無愧為中國婦女解放道路上的先驅者。
(原載《巴蜀史志》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