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翔
與劉瓊相識經年，她是資深的媒體同行前輩，也是活躍的文藝評論家，曾多次在研討會上聆聽她對作品的見解；而在工作之外，我們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花友。她曾開車載我一同去花市“尋花問柳”，兩個愛花人逡巡花間，滿心歡喜，滿載而歸。我還記得有老大一盆月季，喚作“小女孩”的，開滿了正紅色的嬌俏花朵，後來擺在了她辦公室的陽臺上。另有一次，一同往溫州出差，住宿的酒店就在甌江畔，飯後相約江邊散步，恰是金桂飄香時節，空氣中馥郁的甜香令人愉悅流連。劉瓊是皖人，我是鄂人，共飲長江水，長江中下游區域有著相近的自然氣候條件，我們便有了相似的對於花草樹木的記憶，譬如，桂花香就頑固在我們的童年記憶中。我和劉瓊均輾轉南北，最後都定居北京。桂樹是典型的南方佳木，抗不住北方的大風大寒。每年秋天，桂花香是我們共同的鄉愁。
在《花間詞外》這本以“花間”為關鍵詞的書中，劉瓊當然會寫到桂——悠悠歲月，桂香幽幽，幾千年來，飄散在嫦娥玉兔的廣寒宮，飄散在唐代白居易，宋代楊萬里、趙長卿等人的詩詞裡，飄散在郁達夫的小說中，也縈繞在中國人的舌尖——作者看似閒筆一蕩，“沒有桂花的藕粉，杭州人是不吃的”，由花的審美價值一下子過渡到了食用價值，然而，這實用也依然是帶著審美的實用，這便是中國式的“色、香、味”的生活。
劉瓊寫桂、寫荷，也寫梅、蘭、竹、菊，寫槐、桑、梓、桐，寫桃花、海棠、櫻桃、石榴、柿子，寫杜鵑、丁香、水仙，甚至也寫平平無奇的薺菜花，端的是一部“植物裡的中國”。——何以說是“中國”？嚴格說來，這些植物非但不是中國獨有，甚至有些原產地也並非中國，然而，它們卻又是那麼“中國”，從古至今，陪伴著中國人的生活，是最為習見的花木。它們連線著悠久中華文明的前端，比如，“桂花在中國的栽培史長達兩千五百餘年，《呂氏春秋》盛讚其為‘物之美者，招搖之桂’”。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不僅構成了中國人生存的自然環境、日常生活中的“風景”，而且還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是內蘊豐富的文化符號。
劉瓊此書的重點顯然不在對花木物質層面的考量，植物的形態、分類、分佈等資訊間或一筆帶過——“把巖桂和桂花區別對待是這些年植物學界的事。我自己倒是一直不分。這是沿襲老習慣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個“桂”字，其內涵早已溢位了自然科學的分類、歸屬與命名，上升為美學。在中國古人那裡，這些花草樹木很早就成為審美的客體，尤其是作者在本書中所寫及的植物，幾乎都是高度美學化的，在這一過程中，文人墨客無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說，《神農本草經》和《本草綱目》等致力於發掘草木的食用、藥用等實用功能，發展中國的醫藥科學，那麼，古代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則在詩文畫作中不斷建構著中國的植物美學。他們投注在花木上的，不僅有其獨特審美情調與趣味，更有人格精神與生命意志，一如陶淵明之於菊，周敦頤之於蓮，王安石、范成大之於梅，李清照之於海棠，李商隱與近代戴望舒之於丁香……中國文人給我們提供的“植物濾鏡”，歸根結底是中華美學精神。
劉瓊五歲便在長滿植物的院子裡背誦古典詩詞，接受中國文化的啟蒙；大學念中文系，碩士階段研究中國現代詩歌，博士又讀了藝術學專業；所從事的工作為她提供了周遊各地開闊眼界的便利，同時，她又是一位細膩的、愛美愛生活的女性。有這樣的履歷、修養和主客觀條件，她堪稱是一個理想的審美主體，面對審美客體時，便很難做到如胡塞爾所言的“面向事物本身”，她觀賞花木的那雙眼睛，戴著“中華美學”的濾鏡。
美學不只是要簡單地區分感觀意義上的“美”“醜”，還包含歷史、時代、政治、經濟、道德、民族、人性的內容，絕非未經文化浸染者“直面事物本身”所能達致的。《春入平原薺菜花》篇，寫到薺菜是“中年開花”，此乃物種的生物屬性，當“薺菜花”作為一種審美物件被書寫時，便投射了詩人的中年況味：“人到中年的詞人，閱歷多樣，透過似錦桃李，看到薺菜花樸素到近乎塵埃的容顏和繁榮的生機。”
作者捕捉到審美的主客體之間的交會。在此之上，作者細緻對讀了辛棄疾吟詠薺菜花的兩首詞，近乎相同的鄉間景物，然而其間情感卻有微妙的差別：“春在溪頭薺菜花”闋，不免著上了詩人人到中年壯志未酬的感傷色彩，是降調；而稍晚的“春入平原薺菜花”闋，則洋溢著飽滿的生活樂趣，流露中年的閒適、淡然與圓熟之感，是升調。“審美主體在不同的情境下欣賞植物或花卉，代入不同時期的主觀感受，植物或花卉便具有了不同的形象。”能從語言和形象上感知如此細微的情感和差異，知人論詩，這才算是高階的審美吧。在鑑賞之外，作者也敢於下判斷，如評價齊白石的畫：“老爺子畫中秋，蝦和蟹都很精彩，配菊花，菊花沒精打采，差了點意思。”
本書內容一如書名所蘊含的，不僅有“花間”，有“詞”，還有“詞外”。如《蘭生幽谷無人識》篇，明明寫著蘭花，不經意間轉到映山紅，再轉到電影《閃閃的紅星》（電影插曲《映山紅》），穿插童年的回憶，《越絕書》“勾踐種蘭渚山”的記載，紹興棠棣“蘭花村”的蘭花產業，畫蘭的友人，胡適的小詩《希望》和據此譜曲的流行歌《蘭花草》……看似信馬由韁，意念騰挪，移步換景，然而可真是“形散神不散”。所謂“神”，一直都被作者緊拽在手裡：“蘭花品相素雅，符合中國古典審美標準。古典的美，追求有內涵和韻致的低調的美，或者叫簡約、樸素的美。”“美來自自然，美來自單純。”
可以說，《花間詞外》是一本形象生動解析中華美學精神的散文，如《落梅橫笛已三更》篇，由納蘭性德的詞引出古典詩詞的“意”“境”與“象”；由李白與李賀的風格對照，引出“中國藝術強調生命精神，即主體投射的必要性”；最後回到清代佳公子納蘭性德，指出他吸引人處，“無非是深情和優美”。這樣的書寫方式，本身就是深受中華美學浸潤的，如行雲流水，鬆弛自如，也有刻意的留白餘味與“詞外”之意。
沈從文曾將寫作區分為“事功”與“有情”，提出：“事功可以為學，有情則難知。”在他看來，成熟的書寫“不僅僅是積學而來”，而且“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的東西”，亦即“情”，“這個情即深入領會的，深摯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由此觀之，《花間詞外》當是作者的一部“有情”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