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 正象四川口音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未變一樣， 朱德非凡的精神核心一直隱藏在一種樸素的裝束之下， 沒有華麗的盛裝， 沒有刻意的雕琢， 猛一看， 彷彿內容壓倒了形式。 我們百思不解的是： 這種 “ 不修邊幅” 的裝束是某種習慣的自然流露， 還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 如果是後者這其中又暗示著怎樣一種心態呢？
有眼不識總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訪問了延安之後， 在《中國——我的第二故鄉》 中， 寫道： “ 初次和朱德見面時， 我想他實際上還不到五十歲。 但看起來卻顯得蒼老。 ……這個‘ 匪首’ ，怎麼看也不象英雄， 不象一個有力量的人。 他的外表平平無奇， 要是在人群中， 恐怕一點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 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號‘ 伙伕頭’ 。 ……可是， 平平無奇的外表，純樸的態度， 毫不矯揉造作的謙遜， 這些都不能證明朱德是一個平平庸庸的人。 他的軍事和政治才能， 是連外國的專家們也深信不疑的。 他的這種才能， 在他作為紅軍最高指揮員的漫長生涯中， 已得到證明。 他對戰士們象父親般慈愛。 朱德為人非常灑脫， 即使別人在說自己， 也含笑以對。 他從不因為自己高位和榮譽而自視特殊” 。 談起毛澤東與朱德的不同之處， 她以女性的直覺感受到： “ 毛澤東並不象他的老戰友朱德那樣， 朱德混在人堆裡是不引人注目的。 一般說來， 毛澤東不拘形式、 不講究繁文縟節， 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紅軍戰士一樣， 滿是皺摺。 可是， 他有一種難以言狀的風度， 顯示出威嚴， 使人感到他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有時甚至會給人有難以接近的印象。從井岡山會師到１９３４ 年的幾年中， 朱總司令率領中央紅軍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 在遼闊的中國土地上， 朱德成了勞苦大眾心目中的一顆明星。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 朱德這位率領多少萬大軍南征北戰， 打得反動派 “ 汪汪” 亂叫的紅軍總司令， 一定是一個威武莊嚴、 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時候， 一次， 朱德在路上休息時， 幫著一個老貧農打了一陣穀場， 邊打邊和老人拉家常， 那老漢只覺得這位紅軍會幹莊稼活， 說話隨和， 也沒想到問他尊姓大名。 後來開大會時， 老漢發現臺上講話的人好面熟； “ 啊！ 那不是給我打過禾穀的那個人嗎？” 他開始還半信半疑， 心想這樣大的一個“ 官” ， 能給我們老百姓幹活嗎？ 揉著眼睛雙細瞅了一陣，越看越象， “ 不錯， 是他！”” 這時他問旁邊的人： “ 臺上講話的是誰？” “ 你還不知道， 他是朱軍長呀！” 老漢一聽， 愣了：“ 他就是朱軍長！ 我得去謝謝他。”又一次， 井岡山地區的遂川縣開“ 窮人翻身大會” ， 朱德在會上把沒收土豪的財物、 衣服等分給縣城附近的貧苦農民。大會開完後， 他在路上遇到一個晚到的貧農老漢。 這位老漢穿著一件破爛的軍衣， 由於天冷， 渾身打哆嗦。 當時東西已經分完了， 朱德就脫下自己的棉衣給老頭披上， 說： “ 大伯，這件棉襖就算分給你了吧！” 老頭見他身上只剩了兩件貼身軍衣， 說什麼也不肯要， 朱德就哄他說： “ 你就穿上吧， 我家裡還有一件呢！” 老漢推不脫， 就含著感激的熱淚把棉襖穿上的。過了幾天， 紅軍又在城裡開鬥爭土豪劣紳的大會。 那個老頭穿著朱德同志送給他的灰棉襖趕來了。 他抬頭一看， 見臺上講話的那位中年紅軍好象是前幾天送棉襖給他的同志， 他激動地擠上前去， 踮起腳尖， 往臺上看了看， 說了幾聲： “ 是，是！” 接著又往前擠去， 朝臺上看了看， 又說了幾聲：“ 是， 是！”站在他身旁的一個赤衛隊員奇怪地問他： “ 大伯， 你口口聲聲說‘ 是！ 是！’ —— ‘ 是’ 什麼呀？” 老頭高興地說： “ 是臺上講話的紅軍送給我棉襖的。” 那赤衛隊員瞅瞅他穿的灰棉襖，又笑著問： “ 大伯， 你知道臺上講話的紅軍是誰呀？” 這一問，可把老頭問住了， 怪自己前幾天忘了問他的姓名， 焦急地說：“ 你快說， 臺上講話的是誰？” 那赤衛隊員翹起大拇指， 自豪地說： “ 他就是咱們紅四軍軍長朱德。”
老頭子聽了又驚又喜，連忙伸出兩個大拇指， 激動地說： “ 呵！ 原來他就是朱軍長，怪不得這樣溫和， 這樣體貼旁人！”１９２９ 年冬天的一個傍晚， 朱德率領一部分紅四軍戰士，在瑞金與長汀兩縣交界的古城宿營， 他住在一棟土牆矮屋裡。矮屋裡住著一位白髮蒼蒼、 滿面皺紋的聾婆婆（她本姓龍， 因為一家人被白匪殘殺， 耳朵氣聾了， 村裡人便叫她聾婆婆） 和一個八、 九歲的孫女桂香。 朱軍長和她們說了一會兒話， 走進廚房見兩口缸裡一點水也沒有， 便悄悄地到後面小溪邊挑了兩擔水， 倒在水缸裡， 最後又挑了水放在廚房裡。 然後回到隔壁小屋， 在油燈下寫東西。 聾婆婆去做飯時， 見廚房水缸、 水桶都裝滿了水， 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條， 真是又感激又高興。 她回身取出幾個雞蛋， 用紅布包上， 帶著孫女，要去感謝那位給挑水的紅軍。 可是， 那位紅軍叫什麼名字呢？不知道。 聾婆婆看到的紅軍都是青年小夥子， 數剛才到她家給挑水的那人年歲大， 說話又和氣， 又體貼人， 心想他大概是個 “ 伙伕” 吧！ 於是就來到紅軍的廚房裡， 問一個年輕的炊事員： “ 小同志， 你們那個老伙伕在這裡嗎？” 小炊事員莫名其妙地說：“ 我們這裡都是小夥子， 哪裡有什麼老伙伕？” 聾婆婆耳聾聽不清話， 只顧焦急地在屋裡來回找， 誰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個“ 老伙伕” 。 正巧這時朱軍長笑盈盈地走進廚房來了， 桂香一個箭步撲了過去， 喊了聲“ 老伯伯！” 聾婆婆回頭一看， 正是自己要找的“ 老伙伕” ， 便連忙把紅布包著的雞蛋塞到他手裡， 說： “ 同志， 小溝裡也沒有什麼好吃的， 幾個蛋， 請收下吧！” 朱軍長關切地在她耳邊說： “ 老婆婆， 我已經吃過了， 你老人家自己留著吃吧！” 說著把雞蛋放在廚房裡的菜板上， 含笑走了。 這時， 聾婆婆可有點生氣了， 她對那些紅軍小炊事員們說： “ 你們這個‘ 老伙伕’ 真客氣， 看不起我這個老婆子……” ， 正說著， 小桂香已經打聽出了 “ 老伙伕” 是誰， 連忙尖著嗓子在她耳邊叫著： “ 奶奶， 奶奶！ 那個伯伯不是伙伕， 他是朱軍長！” 聾婆婆一聽， 又驚又喜， 連忙問小炊事員： “ 他真的就是從井岡山下來的朱軍長？” 小炊事員肯定地點點頭。
聾婆婆一聽替她擔水的是朱軍長， 心裡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她自言自語地說： “ 呵！ 難怪他這樣愛護窮朱德的這些故事象長了翅膀， 在廣大群眾中流傳著。 人們一見到紅軍就想到朱德； 一說起朱德， 對紅軍就更加信任，更加疼愛。 有一次， 朱德帶著一支紅軍駐紮在湘贛邊境的“ 三坪” （上坪、 中坪、 球坪） 一帶， 他和警衛員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裡。 一個風雨交加的傍晚， 朱軍長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孫女坐著談話時， 突然間闖進來兩個身穿農民服裝的民團密探。 朱軍長拿起他那件又潮溼又破舊的棉襖裝著捉起蝨子來。 一個又矮又胖的探子， 揉著田螺眼， 上下打量著朱軍長， 看他不象個當“ 官” 的， 倒象個“ 伙伕” 。 於是擺了擺手裡的皮鞭， 皮笑肉不笑地說： “ 老伙伕， 你一定認得朱德吧！ 他在什麼地方， 你說出來， 要多少光洋就給多少。” 說著從口袋裡掏出十塊銀元， 託在手裡， 轉臉又問尹婆婆： “ 老婆子， 你要想多享幾天清福， 你就說出朱德在什麼地方， 也獎給你這個……” 。 說著， 掂了掂手中的銀元。 尹婆婆正害怕朱軍長出事時， 卻見朱軍長不慌不忙地站起來， 裝出耳朵不太靈便的樣子， 問那探子： “ 你們是問朱軍長嗎？ 啊！ 他住在球坪， 這裡走下去， 一、 二里就是。” 兩個探子聽了暗暗高興，但又怕這“ 伙伕” 說謊， 再問尹婆婆： “ 老婆子， 朱德住在球坪嗎？” 尹婆婆連連點鬥稱是。 小孫女阿寶也在旁幫腔說：“ 是！ 我看見了， 日落山頭時， 我還看見他騎著一匹又高又大的馬走進球坪村哩。” 兩個探子一聽， 拔腿跑出門， 帶著躲在門外的一群民團， 大聲喊著： ’ 快跑！ 快跑！ 不要讓朱德跑掉！”直向球坪奔去。 這時， 朱軍長一面要警衛員通知各連到後山上集合， 準備戰鬥； 一面拉著阿寶、 扶著尹婆婆也上了後山。當民團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時， 朱軍長已經率領紅軍分兩路把他們團團圍住。 敵人被打得東逃西竄， 亂成一團。 直到他們喊著“ 饒命” 紛紛投降時， 還弄不清楚： “ 這是怎麼搞的？ 我們到處抓朱德， 追來追去連個影子也沒追著， 怎麼忽地一下從地下冒出來這麼多朱德兵？ ……”這時， 朱軍長正和戰士一群眾爽朗地笑著。
那兩個已經做了俘虜的民團探子， 吃驚地看著：“ 啊！ 原來他就是朱德呵！”１９３９ 年， 八路軍總部設在王家峪村時， 為了保密， 起初誰也沒有公開過朱德的身份。 老百姓雖然從這裡架起的電臺、通出的電話線以及川流不息到這裡來的戰場指揮員， 猜想出住在這裡的八路軍一定有大官， 但他們很難具體說出誰是最高指揮官。 對於朱德， 老鄉們只知道他經常和大家一起勞動，嘮家常， 待人非常和藹， 還有年歲比較大。 後來， 有人看見他和炊事員一起抬鍋， 給哨口的哨兵送飯， 就以為他是 “ 老伙伕” 。 又有人看見他經常上山開荒、 種菜， 吃穿都很儉樸，又覺得他象“ 老管理員” 。 還有人看他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練習軍事技術， 就斷定他是軍事教員。 最後， 由於誰也說不清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索性就親切地叫他“ 老頭” ， 朱德總是很愉快地答應。 以後日子一長， “ 老頭” 的身份終於暴露了，老鄉們誰也沒想到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 老頭” ， 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飛膽喪的八路軍總司令。
記者眼中的朱德
抗戰時期， 朱德作為八路軍總司令， 率領部隊與日冠浴血奮戰， 狠狠打擊了侵略者。 日冠對他恨之入骨， 常常編造謊言， 肆意歪曲汙衊他的形象， 在日軍的一幅宣傳畫上還無恥地把他描繪成一個凶神惡煞。凡是見到過朱德並瞭解他的人對此都非常憤慨， 一位《大公報》 記者曾這樣描寫他： 今天將軍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裝，戴著一頂舊軍帽， 黑褐的面色， 嘴巴周圍有著濃濃的新生出來的黑髭。 他樸實如農民， 慈和如老嫗， 但在炯炯目光內射出堅定的光線時， 則又嚴肅如鋼鐵。 雖然穿著軍服， 可是他在舉止上完全是工農無產者姿態： 簡樸、 誠實、 有決斷。 他的聲音很低， 很沉重， 他的句子很短、 很簡潔。 這偉大的臉膛上， 不時地發出真摯的笑。另一位中央社記者這樣報道他： 下午， 我們去總指揮的辦公室， 一個穿士兵衣服， 戴眼鏡， 滿臉鬍子的人站在門口，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十分注意而跨進了門。 可是他們參謀長立刻過來向我們介紹， 這位是朱德指揮， 剛從前線回來。
這時我們的內心真是無限的慚愧。 可是這實在也難怪， 他沒有領章， 沒有符號， 更沒有一般高階長官的派頭， 額上既不刻著字， 你說對一個不相識的人， 如何分別出誰是長官， 誰是士兵？ 他開始和我們說話， 同樣沒有什麼寒暄和客套， 說著他所要說的話、 很緩慢而很有力， 態度是沉著而剛勁， 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 。 好像每一句話的出發點， 都根據著事實上的體會或經驗。 雖僅有一天的晤談， 他那起初給我的平凡形象，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 特殊的風度完全衝破了。 的確是的， 世界上有許多不平凡的人， 常常在一種平凡的外表下隱藏著。 透過硝煙戰火的朱德形象是一個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熱愛的形象。１９２７ 年４ 月， 朱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 當時他只穿一身粗布軍服， 打著綁腿，穿一雙舊皮鞋， 或是草鞋； 他不坐黃包車， 總是夾著皮包走路上班， 工作忙吃不上飯， 就買幾個燒餅吃。 長征途中， 每個戰士都永遠不能忘記朱德的形象： 他穿著打了不少補釘的灰色粗布軍衣， 赤腳穿著一雙草鞋， 背上揹著一個斗笠和一個公文包， 經過草地風雲的搏鬥， 他的臉龐黑瘦， 額頭皺紋加深， 兩眼裡閃出陽光一樣溫暖的光線。１９３７ 年１ 月， 美國《法蘭克福日報》 記者艾格妮絲· 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採訪朱德， 在《偉大的道路》 中， 他這樣寫道：最先映入眼簾的， 乃是一張在蠟燭光映照下， 堆滿了書籍、 檔案和信件， 未經油漆的桌子， 和一個因為我們進去而站立起來、 身穿藍灰色棉製服的人的朦朧身影。雙方對面而立， 先互相打量一番。 我原知道他當時是五十一歲， 不過， 當面看來， 臉上皺紋很深， 雙頰下陷， 至於見老了十歲。 那時， 正是史詩般的紅軍長征剛剛結束， 營養失調和苦難在他的臉上留下了烙印。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 既不醜陋， 也不漂亮； 更不會使人獲得任何英勇、 暴躁的感覺。 圓頭、 剪得短短的黑髮間雜著白髮， 前額很寬， 而且略微隆起， 頰骨也頗突出。 一對有力的上下顎， 襯著大嘴， 在堆滿歡迎的笑容時， 露出了潔白的牙齒。 鼻子寬短， 面色黝黑。 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
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 而忽略過去。從前早就對我說過， 他是一個單純、 親切、 平易近人的人， 他努力工作， 絲毫沒有使自己成為個人英雄的興趣。 ……我在這一瞬間， 有了這樣一種感覺： 不論以他的哪一部分來看—— 從聲音、 動作， 以至他的每一個腳步， 都充滿了大丈夫氣魄。 我對屋裡的陰暗光線稍能適應後， 發現他的制服因為常年穿著， 洗得已經破舊褪色。 而且， 我注意到， 他的臉並非沒有表情， 而是蘊藏在心頭的感情強烈地在臉上顯現出來。 ……他的臉， 猶如悲劇中的人物， 痛苦而呆滯。 就在這一瞬間， 我捕捉到了一種深沉的悲慼感情， 這大概是不輕易在朋友和同志們面前流露的。 因此， 不知底蘊的人， 才傳出了他永遠是一個樂天派的傳說。 ……當他問我願意在延安做些什麼時， 我回答說：“ 我希望你把這一生的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為什麼呢？” 他驚訝地問道。 我回答說：“ 因為你是一個農民。 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 而迄今為止， 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 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訴了我， 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
平平常常總是真
史沫特萊說朱德 “ 跳舞和他工作一樣， 孜孜不倦， 似乎覺得這也是打破舊中國封建傳統的方法之一。” 那麼， 他的農民式的裝束又具有一種什麼樣的意味呢？無論他走到哪裡， 身上總是晃動著一位老農民的平凡身影， 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平平常常甚至渾身帶著泥土氣息的形象， 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時， 也給人一種強烈的震撼力。 １９２８ 年４ 月２６ 日， 礱市的老百姓聽說朱總司令要回來了， 高興地互相轉告著。 天還沒亮， 大家就開始準備歡迎朱德和他率領的隊伍。 貼標語， 騰房子， 準備慰勞品， 大街小巷貼著“ 歡迎朱總司令！” 的標語，老鄉們心目中的朱德是騎著高大膘肥的粟色馬， 穿著軍官制服， 威風凜凜， 可隊伍裡始終沒有出現這樣一位軍人。
人們尋找著， 猜測著， 原來朱德就在隊伍中， 只不過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個樣子， 而是一位普通戰士的裝束， 一身灰色軍裝， 腰扎皮帶， 打著裹腿， 戴著平頂帽， 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槍。 難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 最後還是憑著他那一口四川語和特有的和氣風度， 才認出他是朱德。 立刻歡聲四起：“ 歡迎朱軍長！” １９３８ 年， 朱德作為東路軍總指揮， 受國民黨雲南第三軍軍長之邀， 前去部隊講授八路軍游擊戰的戰略技術。 雲南第三軍為此準備隆重歡迎朱德， 當他們看到前來的這位總指揮衣著樸素， 平易近人， 和他們想象中的樣子完全不一樣時， 就悄悄把那套預先準備好的儀式取消了。這就是朱德， 他並不試圖刻意地扮演一個為普通人心目中所預期、 所想象的總司令的形象， 相反， 他一直保持著勞動者的本色， 即使在客觀條件充裕和允許的情況下， 他也樂於以 “ 伙伕頭” 的形象出現在煙霧瀰漫的戰場， 出現在人民群眾和普通百姓之中， 不僅敵人誤把他當作“ 伙伕” ， 就連普通群眾也多次誤認為他為“ 老伙伕” 。 可以說， 朱德作為軍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農民的裝束之中的， 他不肯脫去這種裝束，似乎隱約地暗示出他對農民階層和勞動者的“ 角色認同” 。 在毛料， 洋布和土布之間， 他選擇土布制服； 戰士的棉衣在長征時三年換一次， 朱德的棉衣六年還不肯換， 他主張 “ 新三年， 舊三個， 縫縫補補又三年” ； 長征途中， 到處流傳著他補衣服、 編草鞋的故事； 解放以後， 他仍然克勤克儉， 從不鋪張浪費。 這些農民式生活習慣的保持表明， 朱德不僅是一個以農民的態度對待金錢的農民， 也是一個用農民的態度和習慣不斷對待自己的軍事家， 他曾說： “ 我似乎只會按照軍事條件來考慮問題！” 這只是說出了他的性格中作為軍事家的一面。 １９２２ 年１０ 月， 三十六歲的朱德到達柏林留學時， 首先象一個軍事家熟悉作戰地形那樣來熟悉柏林的每一條街道、 每一座建築物和每一個值得一看的機構。 每逢週末和節假日， 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進， 口袋裡塞滿了地圖和筆記本， 他有條理地寫下了考察筆記。
這種“ 實地偵察” 告一段落後， 有關德國的筆記本、 地圖和旅行指南已經滿滿地裝了箱子。 與此同時， 朱德又不得不“ 用農民的態度對待金錢” ， 在用錢方面精打細算。 如果說前一種舉動象軍事家， 那麼後一種舉動則更象農民， 事實上， 在朱德的身上， 軍事家和農民兩種心理成份是並行不悖的， 也是相輔相成的； 農民是一種 “ 底色” ， 也可說是 “ 本色” ， 朱德的農民裝束已成為一種符號標誌， 它是 “ 有意味的形式” ， 它載明瞭一種土生土長的特性，在我們後人看來， 朱德正是從千千萬萬的普通農民中成長起來的偉大軍事家， 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農民裝束表過了他對農民的偏愛和認同， 實踐著寓偉大於平凡的諾言， 我們從他的平凡無奇的農民打扮中看到的不僅是一個“ 伙伕頭” ， 而且還有一種“ 根性” ， 一種“ 苟富貴勿相忘” 的尋根意識， 一種終生不能擺脫也不願遺棄的 “ 出生印跡” ……朱德不愧為傑出的農民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