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別山，雄峙於國民黨首府南京與長江中游、重鎮武漢之間的鄂、豫、皖三省交界處，是敵人戰略上最敏感的地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1932年6月，蔣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口號下，把美帝國主義提供的一千二百萬美元“麥棉借款”作為軍費，調集了九十個師五十萬兵力,向紅軍幾個主要根據地大舉進攻。蔣介石親任“圍剿”軍總司令，併兼任鄂豫皖“圍剿”軍司令。他親自坐鎮武漢，兵分左、中、右三路，以左路軍對付湘鄂西根據地，而以中、右兩路軍共二十六個師同五個旅約三十餘萬人，另有四個航空隊，全力壓向鄂豫皖根據地。敵人磨刀霍霍，妄圖把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淹沒在血泊之中。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在第4次反“圍剿”中，雖經兩個多月的苦戰，殲敵萬餘人，但終未能扭轉戰局，主力撒離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為了儲存革命力量，紅二十五軍往鄂東轉移。

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高舉指戰員,高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幟，告別了大別山區由河南羅山縣何家衝出發,開始了長征。

就在紅二十五軍出發長征的前一天 ,紅軍總醫院天台山分院，奉命抽調七名男同志和五名女同志，臨時編成個看護班，由副院長吳子南帶隊，緊急向羅山軍部趕去，組建隨軍醫院。

看護班的同志連夜翻山越嶺趕到軍部後，立即與原隨軍部工作的醫務人員(其中有兩名女同志)組成了一個近三十人的隨軍醫院。這樣，隨軍醫院就有了七名女看護。她們是:周東屏、戴覺敏、餘國清、田喜蘭、曾紀蘭、張桂香、曹宗楷等。第二天，她們各自帶上一床夾被、兩雙草鞋和三天的乾糧,行進在紅二十五軍長征的行列裡。

部隊浩浩蕩蕩。七名女戰士人數雖少,但在這三千人的紅軍隊伍中,卻顯得格外惹眼。戰士們風趣地稱讚她們是“七仙女”參加長征。

後來由於怕她們七名女同志掉隊，就每人發八個大洋讓她們留在根據地。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決定，她們手裡攥著沉甸甸的大洋，心情十分沉重，急得都哭了。她們不願離開部隊啊！這一決定如同給她們每個人迎頭潑了一盆冷水。

年齡稍大的曾紀蘭說:“不對，我們不能留下，要隨大隊走。”

周東屏向來膽大潑辣。這時她乾脆把大洋往地上一扔，跟下達這命令的軍參謀長戴季英吵開了 ，“回去，回到哪裡去？我是逃出來參加革命的，難道還要我重新去當童養媳嗎？你沒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權力。”

周東屏一帶頭，其他女戰士的膽子也大了，一個個把大洋往地上一甩，上前和戴季英參謀長講理:“我們沒有家了,往哪裡去？”

“紅軍就是我們的家！”

“紅軍走到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

她們不管戴季英參謀長講多少理由，就是原地一坐 ,誰也不動。

就在這時,徐海東副軍長騎著馬過來了。這位窯工出身的紅軍將領，能征善戰，處事果斷，關心部下，平易近人，深受大家的愛戴。他見這邊吵吵鬧鬧的，以為出了什麼事情，就問戴季英:“這些女孩子是怎麼回事？”

“要跟隊伍走。”

“就她們幾個？”

“對，就她們七人！”

“不多，不多。這些女孩子，都經歷過最艱苦的考驗，她們既然有決心，就給她們一個鍛鍊的機會吧，又有何不可呢？”戴季英參謀長這回不說什麼了。

聽徐海東副軍長這麼一說，她們就像見到救星似的附上去，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當紅軍，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進的道路上，也決不向後轉！決不當逃兵！”

聽到她們的鏗鏘之聲，徐海東副軍長高興地說:“啊！革命性蠻堅決的嘛！”然後，他沉思片刻，果斷地把馬鞭向前一指:“快追趕隊伍去吧！”

頓時，她們個個破涕為笑。

徐海東說:“你們先別笑，參謀長叫你們留下也有道理。這次部隊走到哪兒、走多少天都不一定，情況比現在想象的要複雜困難得多，這可不比喝涼水那麼容易，你們大家思想上要有準備啊！”

最終七仙女從容的踏上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