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澳邁向“準軍事同盟”？

近期，日本與澳大利亞在日本西南部四國島以南地區開展了聯合海上軍事訓練。其間，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稻妻”號，對澳大利亞海軍護衛艦“瓦拉蒙加”號實施了基於安全保障相關法的“武器等防護”。這是日本首次對美軍以外的他國軍隊實施“武器等防護”。

作為美國重要的軍事盟國，日澳兩國近年來在安全防務領域合作不斷升溫，不斷邁向“準軍事同盟”。有分析認為，在美國實施所謂的“印太戰略”的背景下，日澳兩國在防務方面深化合作，不僅互有需求，也有迎合美國戰略的考量。

資料圖日本派遣“準航母”為美軍補給艦護航。新華社發

軍事合作不斷升溫

日澳強化軍事合作關係的意願由來已久。1976年兩國簽署《友好與合作基本條約》，從法律層面結束了澳日關係的敵對狀態，自此後雙方在安全防務方面簽署了大量合作協議，為兩國進行防務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

2007年3月，日澳發表《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這是日本戰後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簽署的首個防務合作檔案，並由此確立了外長和防長的“2+2”定期會晤，雙方軍事合作機制化得以確立。

2008年12月，日澳又簽署了《軍事防衛合作協議》，強調要擴大雙方在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框架下的合作範圍，展開軍隊人員交流、艦隊訪問及聯合軍演等多領域合作，為後來日澳軍事合作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基礎。

在上述協議框架下，日澳在軍事領域的合作日趨升溫，並實現了多個“首次”。2010年，兩國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議》，使得澳大利亞成為美國之外第一個與日本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2014年是日澳關係升級為“特殊戰略伙伴關係”元年，當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訪日，其間受邀參加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為自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之後參與日本這一最高級別安全決策活動的首位外國領導人；2015年，日本首次派出部隊參加美澳“護身軍刀”聯合軍事演習；2016年，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艦艇自太平洋戰爭後首次現身悉尼港；2019年，日澳首次舉行聯合空中演習“武士道衛士－2019”。

2021年10月10日，日澳再次就《互惠准入協議》進行磋商，討論建立雙方軍事人員互訪、開展訓練和聯合行動的法律框架。如果最終協議達成，澳大利亞將成為繼美國之後又一個與日本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自此，雙方在經濟、防務等領域合作的相關手續將大大簡化，極大地推動兩國“準軍事同盟化”的程序。

近年來，日澳在軍事合作中的共同利益點越來越多，合作機制和指揮一體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兩國不斷加強在高層互訪、國防技術合作、軍事裝備轉讓和情報溝通與分享等領域的合作，加大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的力度和深度。2020年11月17日，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不顧疫情影響，執意訪日，與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舉行會談。2021年10月5日，剛當選為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就透過電話方式率先與澳大利亞展開了首腦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準備此次“武器等防護”演習，日澳兩國早在2020年10月的防長會談中，就對相關事務展開協調，並於今年6月的日澳“2+2”會談中，日本正式將澳軍列入“武器等防護”物件名單，這些都極大推動了兩國軍事合作向縱深和多層面發展，使得兩國的軍事合作已經超越一般意義的雙邊交流，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階段。

2020年11月17日，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艦艇在阿拉伯海參加“馬拉巴爾”聯合軍演。（印度海軍網站資料圖片）

各取所需

日澳不斷深化軍事合作，既是兩國利益角逐的結果，也是提升各自在亞太地區戰略地位的需要，同時還受到了美國等外部力量的推動。

日澳加強安全合作有利於實現各自的國家戰略目標。對日本來說，加強對澳安全合作，不僅有利於其“擺脫戰後體制”，實現“正常國家”目標，同時也可藉機突破和平憲法限制，向海外派兵，更多地參與地區安全事務。

日本自衛隊高官表示，自衛隊希望在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有分析人士認為，在日本透過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後，政府開始加速推進與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多國間防衛合作”，日本擴張性防衛策略在“地域”上得以充分體現。

澳大利亞則希望透過加強與日本合作，提升其國防實力，同時藉助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增強同東亞各國的聯絡，凸顯“中等強國”地位，實現其在“亞太世紀”向亞洲靠攏的政治目標，提高其在亞太地區的參與度。

日澳在身份認同上具有很強的共識。兩國有著相近的地緣安全身份和價值觀，擁有強烈的西方國家意識，在進行軍事合作時具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同時，兩國都存在歐亞二元身份認同的搖擺性，都理解對方的“身份焦慮”，希望透過雙邊合作來體現自身防務的獨立性，降低與美國同盟中的不對等地位，提高安全自主性和地區話語權。

日澳軍事關係升溫也受到美國所謂“印太戰略”的推動。日本和澳大利亞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被稱作“南北雙錨”，是美國實施“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日澳加強防務合作，可以幫助美國構建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網路體系，更好地支援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行動。拜登上臺後，更強調構建基於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聯盟”，不僅鼓勵日澳加強雙邊安全合作，還透過搭建美日澳“三邊安全對話平臺”、美日澳印“四國合作機制”等拓展日澳軍事合作渠道，構建更加多元的地區安全秩序。

變數很多

儘管日澳兩國在軍事合作上動作頻頻，但由於受到目標追求、國內政策以及大國意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未來發展程序也存在諸多變數。

日澳關於加強防務合作的目標並非完全一致，兩國在具體安全事務中還存在諸多分歧。例如，日澳對自身在地區安全秩序中的定位並不相同，日本將自己定位為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的塑造者，澳大利亞更多地是想扮演倡導者和參與者，這些都會影響雙方防務合作關係的深化。此外，兩國的軍事合作還受到國內民眾的影響，一些有識之士對於兩國強化軍事合作也充滿擔憂。如日媒就曾指出，擴大“武器等防護”物件國可能會增加日本捲入武裝衝突的風險。

美國的態度對於兩國推進防務合作關係也有很大影響。美國一方面希望日澳兩國關係走近，幫助其分擔在亞太地區的“負擔”，另一方面又擔心兩國關係過分密切，從而影響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在無法充分預期和把握日澳結盟後可能走向的情況下，美國雖然會積極鼓勵日澳發展關係，但並不支援日澳真正走向軍事同盟。而沒有美國的支援，日澳兩國安全合作關係將難以持續深化，只能力爭建立一套範圍和深度都有限的合作機制。

軍事同盟需要在軍事安全領域內具備高度的利益一致性，同時有明確的合作與承諾，以及外部存在明確的威脅等。目前的日澳兩國關係顯然還不具備上述要素特徵。此外，兩國能否結成軍事同盟，還受制於美國推行所謂“印太戰略”的決心與能力，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等外在因素，而並非僅取決於兩國的戰略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