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展開了廣泛而又深入的合作。
巴基斯坦更是我國“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節點國家，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專案。
兩國不僅在國家層面互動頻繁，民間關係也友好發展，我國網友親切稱呼巴基斯坦為“巴鐵”。這些都充分表明中巴關係之緊密。
然而，在歷史上，中巴之間也存在過爭端。但是，恰恰是中巴邊界爭端的解決開啟了兩國的友誼。
這場事件不僅影響著中巴關係，也深刻牽動著近鄰印度和萬里之外的美國。
這其中有著怎麼樣的往事？各方又緣何捲入、扮演著何種角色、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60年前的這場爭端又為現實留下了什麼樣的經驗？
一、塵封的記憶：中巴邊界爭端往事
我國與巴基斯坦曾經的邊界爭端核心問題在於今天的巴控克什米爾地區，而這一問題的形成既與歷史上英國對我國西部領土的侵略擴張有關，也離不開英國殖民者實施的“印巴分治”政策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干涉下，逐漸淪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列強之間為了殖民利益也充斥著合作、競爭與對抗。
1865年，英屬印度佔領克什米爾，並在此後不斷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滲透和控制。
中國清政府和俄國在這一地區同樣存在著利益訴求。
但英國與俄國在沒有清政府參與的情況下達成了私分領土的非法協議。
1899年3月，英國駐華公使向中國清政府提交了一份照會，單方面劃定了英屬印度克什米爾與新疆的邊界，然而這一邊界並未得到中國清政府的同意。
隨著1911年-1912年，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中退出歷史舞臺，這一邊界問題便被遺留下來。
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與部分鄰國相繼建立起外交關係，如何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邊界問題才被提上日程。
如果說清政府的孱弱無力使得邊界問題不得不成為歷史遺留問題，那麼英國結束殖民統治的“印巴分治”政策則進一步將其複雜化。
1947年，英國政府結束其在南亞大陸上的殖民統治，巴基斯坦與印度分治。
然而，有著充當“攪屎棍”傳統的英國，並沒有讓南亞大陸隨著自己的離去而歸於平靜，克什米爾的歸屬成為他們留給印巴關係最不穩定的因素，印巴兩國針對這一領土爭端展開數次戰火紛爭，克什米爾地區成為南亞名副其實的火藥桶。
然而，中國與巴基斯坦在處理雙方在這一地區的邊界爭議時卻表現得平和順利，這得益於中巴雙方都有推動解決爭議的動因與和平解決的意願。
對於巴方而言，20世紀60年代，巴基斯坦與印度關係再次緊張。
雙方在1947年分治之後就克什米爾問題長期不和。
1956年11月，印度改變了對克什米爾問題的根本立場，對外界宣稱克什米爾問題已得到根本解決，沒有進行全民公投的必要，這使得克什米爾問題陷入僵局，兩國關係跌入谷底。
1961年，中國駐巴使館報告認為，“巴印關係半年來主要表現是緊張”。
其次，未能在美國和蘇聯得到支援，也是推動巴基斯坦迫切解決與中國邊界爭端的重要動力。
儘管美國與巴基斯坦在20世紀50年代結為同盟，但美國並未考慮巴基斯坦在印巴之爭中的利益，並且提供給巴基斯坦的各類援助附帶了嚴苛的軍事、政治和經濟要求。
而蘇聯更是在印巴衝突中，明確站在了巴基斯坦的對立面。兩個超級大國的行為使得巴基斯坦缺乏安全感，需要儘快穩定與周邊其他國家的關係。
對於中方而言，中巴邊界爭端既是我國解決與鄰國邊界問題的重要一環，也是改善我國國際環境的重要一步。
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國的外交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來自各方的壓力不斷增多。
中美依然對立，中印關係惡化，中蘇裂痕擴大，“中國要解決邊界問題，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安定四鄰，爭取國際形勢的緩和，使中國有一個國際和平環境，以便於進行建設。”
中巴兩國在各自國內外形勢的推動下加快了雙方解決邊界爭端問題的步伐。
邊界爭端的核心問題在於克什米爾地區，這意味著中國在解決同巴基斯坦的邊界問題時要避免捲入印巴之爭當中。
1962年5月，在經歷了前期的多次照會和復照後，中巴兩國共同發表同意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的新聞公報，這標誌著雙方進入到談判的準備階段。
1962年10月-1963年3月，兩國在經歷近5個月的關鍵談判階段後，同時發表聯合公報，雙方確定了邊界線的走向和標準，為下一階段勘界、標界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
1963年5月-1965年3月，中巴邊界談判進入具體執行實施階段，兩國於3月26日在《邊界議定書》上簽字，這標誌著中巴邊界爭端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得到順利解決。
二、印度：中巴邊界爭端解決的阻礙者
面對中巴在解決雙方邊界問題上的順利進展，印度是最為著急上火、感到不安的國家。
首先，中巴邊界談判對印度帶來的直接影響在於，其宣稱的“克什米爾歸屬印度，這一問題已經得到完全解決”將受到沉重打擊。
在國內，將會影響其政權穩定；在國際上，其地區大國形象將受到質疑。
其次，中巴邊界爭端的順利解決為中巴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機，這是印度不希望看到的。
中巴邊界爭議的解決使得兩國都可以騰出精力對付印度，兩國甚至可以在與印度發生衝突時成為彼此的後盾，印度在軍事上的戰略縱深優勢將不復存在。
再次，印度在克什米爾地區的優勢也將隨著中巴邊界爭端的解決而被削弱。
彼時正值中印關係惡化，中方必將透過向巴基斯坦提供幫助來實現對印度的警戒和遏制。
此外，克什米爾地區的歸屬關乎到印度能否實現其稱霸南亞的戰略目標。
倘若失去克什米爾這一戰略緩衝地帶，新德里將直面中國的軍事威脅。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印度在中巴解決邊界爭端的過程中積極充當“阻礙者”的角色，並且對中國和巴基斯坦採取了不同的對策。
對中國，印度採取“照會式外交”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議。
在中巴邊界談判的三個階段，印度先後9次向中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對中巴邊界談判極力阻撓。
然而9次照會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克什米爾屬於印度，中巴之間不存在邊界，中巴之間的邊界談判是無效和‘非法’的。”
中國政府對印方的歷次照會都據理反駁，在多次回覆闡明自己的立場後表示將不會再對此類照會予以答覆。
對巴基斯坦，印度則採取了更為綜合的手段。
首先，在外交上，印度同樣以照會抗議的方式向巴基斯坦表示嚴正抗議。
其次，在輿論上，為獲取國際社會的支援並使自己的外交行為和軍事意圖具有合法性，印度進行了有利於自己的宣傳，同時向巴方釋放虛假的善意，表示願意就克什米爾問題進行談判。
第三，在外交照會和輿論“煙霧彈”之下，印度在軍事上也有所行動，即妄圖透過軍事幹預克什米爾，形成既定事實來阻斷中巴談判、破壞已有談判成果。
儘管印度對中巴兩國採取不同的對策進行多方阻撓，但在平等互信、相互尊重的合作基礎之上，中巴兩國共同推進邊界談判順利進行，並最終實現了邊境問題的解決。
三、美國：干預邊界談判的局外人
如果說印度作為克什米爾問題的利益相關方和南亞大陸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而介入到中巴邊界談判之中是尚可理解的，那麼美國這一遠在地球背面的國家卻為何積極干預談判？
一方面，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敵視態度，封鎖和遏制是其對華戰略的主旋律，這種情況並未在20世紀60年代有所改變，雙方的對立依然嚴重。
1955年，美國糾集一批國家牽頭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意圖打造出一個亞洲版的北約，中國是其直接針對物件。
但美國認為，在海上方向構建層層島鏈無法完全封鎖中國這樣一個擁有綿長陸上國境線的國家，南亞方向的陸上封鎖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自然不願看到巴基斯坦與中國關係的提升，這無異於為中國衝出圍堵提供了突破口。
另一方面，美國在南亞也存在自己的利益訴求。
從南亞大陸北上即可深入中亞腹地，直面蘇聯；南下即可控制印度洋航線，掌握全球貿易命脈；同時南亞本身也擁有豐富的人力與物力資源。
因此，美國對南亞抱有較高的期望和訴求。在美國的南亞戰略中，印度和巴基斯坦既是其圍堵遏制中國的兩顆棋子，也是其實現南亞戰略的關鍵幫手。
美國更希望看到印巴聯合對付中國。但中巴邊界談判不僅會化印巴聯合於無形，而且會間接促進中巴聯合反印，從而打亂美國在南亞的一系列部署。
由於美國原本就對中國採取了封鎖圍堵措施，因此在干涉、破壞中巴邊界談判時，美國更多將精力放在巴基斯坦身上。
在具體政策上則是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一邊政治拉攏、提供經濟援助，一邊適時施加壓力。
1961年3月，美國主動決定提前時任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的訪美日程，並予以隆重的接待，以此來表現對美巴關係的重視。
並且，為避免中巴關係進一步密切以及印巴矛盾擴大，美國從未放棄將印巴拉回談判桌上的嘗試。
在經濟援助方面，美國加快兌現許諾給予巴基斯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例如，在1962年5月，中巴發表關於邊界談判的新聞公報後，美國將一筆4500萬美元的貸款提前發放給巴基斯坦。
在給予巴方好處的同時，美國也在國際社會輿論中向其施加壓力。
根據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解密的一批檔案文獻和相關資料，1962年10月，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美帝想間接撮合印巴‘聯防’並調和克什米爾糾紛，以達到既全力支援印度反華又不得罪巴方、‘不致分散精力’的目的。
因此，在尼赫魯要求下，肯尼迪即聯合英國向巴施加壓力，要巴保證‘不破壞克什米爾的印巴停火線’、‘不使印度為難’。”
1963年，在美英推動印巴會談宣告失敗後，美國邀請時任巴基斯坦外長布拖訪美，直接向其施加壓力。
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輿論等層面對巴基斯坦施加影響，然而，巴基斯坦頂住了來自超級大國的壓力，與中國穩步推進邊界談判，使得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得以妥善解決。
四、中巴邊境爭端解決中蘊藏的大國外交智慧
縱覽中巴邊界爭端的解決全過程，不論是開啟邊界談判的前期準備，還是邊界談判過程中雙方對外部干擾的處理，其中蘊含的歷史經驗仍可為處理現實爭端提供參考和借鑑。
首先，中巴在邊界談判過程中始終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重要指導性原則，這奠定了談判的基礎。
周恩來總理於1953年12月會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這一重要原則，然而多年後，中印卻因邊境衝突爆發了局部邊界戰爭，中巴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實現了邊界爭端的和平解決，這也算得上是歷史給我們開的一個玩笑。
針對克什米爾問題的複雜性，中巴兩國以簽訂臨時性邊界協定的方式妥善解決爭議，既解決了中巴之間的爭端，又避免捲入印巴衝突，充分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涵。
其次，中巴在邊界談判中以“平等合作、互諒互讓，和平友好談判”為方針，以平等促合作，以互諒互讓，以和平友好求成果共贏，最終實現爭端的順利解決。
這一原則也在中緬、中尼、中朝、中蒙、中阿之間邊界問題的解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中巴在邊界談判中都遇到了來自外部力量的阻撓和破壞，兩國共同頂住壓力、攜手共進，堅持捍衛國家利益與尊嚴，使得邊界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
尊重事實、堅持真理、捍衛利益、毫不動搖，這是中巴邊界談判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參考文獻：
1、劉甜甜：《中巴陸上邊界問題的解決及邊海合作面臨的挑戰》，《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8-156+160頁。
2、韓曉青：《中國與巴基斯坦解決雙邊陸地邊界問題外交談判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91-99+127-128頁。
3、韓曉青、齊鵬飛：《中國和巴基斯坦邊界談判的歷史程序與啟示》，《理論學刊》，2011年第3期，第101-10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