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為國有，定為國策……
1911年，大清帝國已經是風雨飄搖，鉅額的戰爭賠款，加上王朝的腐敗，使得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已經到了飢寒交迫以至於難以忍受的地步。當時的直隸省諮議局議員曾上奏“今日中國之貧窘，達於極點。”
此時的清政府，外債壓力已經達到了驚人的兩億四千六百萬兩白銀，相當於清廷兩年的稅收，意味著即使不算利息，也要兩年的時間才可以還清。鉅額的債務和每年都要支付的利息，成為了沉重的壓力，當時在清廷主掌朝政的監國攝政王載灃為了能夠償還外債，在當時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的主持下，向當時的英美德法四國簽訂了借款六百萬英鎊的合同。
錢當然不是白借的，當時的清政府已經抵押了關稅和鹽稅來償還庚子賠款，要想借到更多的錢，就只有把路權拿來作抵押了。
當時的中國很多地方都修建了鐵路，尤其是四川，修築鐵路的資金來源於“川民按畝加捐，巧筋擊髓而來。”當時的四川民眾，可以說各個都是四川鐵路的股東。清廷宣佈將鐵路收歸國有，老百姓還高興了一陣子，以為經營不善的商辦鐵路從此收回國有，老百姓的投資可以收回了，但是等來的卻是政府要將鐵路抵押給外國人的訊息。
借款本是為了“專備考訂幣值，振興實業，以及推廣鐵路之用。”但是凡事到了清廷那裡總會變味，晚清吏治腐敗，苛捐雜稅一年比一年高，再加上年年爆發的天災，民變的次數也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度，再次情況下，鐵路收歸國有直接戳中了四川民眾最敏感的神經。
以當時大清帝國的國力來說，修建鐵路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簡單和輕鬆的事情，民間經營不善，缺乏資金和技術，清廷在1911年五月九日的上諭中明白無誤地說“辦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帳甚巨,參追無著；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民間資本的進入，並沒有改變鐵路的運營狀況，但是民間對於鐵路的投資熱情卻是有增無減，不管是走卒小販還是平日裡賣苦力的勞工，一旦有機會，都會爭先認購股票“舉國若狂，民氣之感奮，實所僅見。”
本來國家收回鐵路是一件好事，如果清政府真的有心願意認真修建好那也沒有關係，問題是攝政王載灃已將路權抵押給了外國，以此換取六百萬英鎊的借款，川民費勁心血修建完成的鐵路，實際上變成了洋人的資產。修建鐵路的花費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如今就連這血汗錢都拿不回來，也難怪民眾要抗議了。
四川成立了保路同志會，會場上，說到鐵路收回，大家相顧揮淚，以至於嚎啕大哭，“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我們要反對，我們誓死反對啊。”四川布政使王人文派兵彈壓，但是前來彈壓的清軍官兵也被會場的氣氛感染而流淚不已。
面對嚴酷的局勢，清廷宣佈部分省份可以歸還，或歸還一部分，或許是財政的原因導致不能歸還，四川政府再堅持不能歸還的情況下，宣佈可以透過加徵稅來籌款還錢。四川的老百姓當然不願意接受，“若以川人之款，還諸川人，川人絕端反對。”
四川總督趙爾豐
但是和外國的合同已經簽了，對於載灃來說，這些不過是一些暴民惹是生非，因此要求總督趙爾豐繼續修路，不要理會川民的抗議，遇到反抗就進行鎮壓。
手無寸鐵的川民，為了反抗，他們抬出了光緒皇帝的靈位。
這位在百日維新中被慈禧軟禁的傀儡皇帝，因為一句“庶政公諸輿論”再次被四川民眾請了出來，一時間，在成都請願的民眾，還有成都的市民，家家戶戶都在門前擺上光緒皇帝的靈位，排位上寫著“在天之靈，毅然立憲”的字條，家家戶戶香火繚繞，前來鎮壓的官兵不得不下馬步行，因為沒有人敢在先帝的面前表示不敬。街道上搭設了蓆棚供奉光緒的靈位，兩邊寫著“庶政公諸輿論，鐵路準歸商辦。”
四川的民眾就用這種古樸但卻有效的方式抗議，不得不說，這種做法真的起到了效果，總督趙爾豐急的沒辦法，給清廷連續發出電報，但是發出的電報“久無迴音”。此時的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根本就沒來上班，他正因為四川鐵路沒有狠狠撈一筆鬧情緒呢。
眼看事情越鬧越大，清廷下了嚴厲的諭旨，命令湘、滇、鄂、粵，黔、陝六省官兵傾盡全力去四川鎮壓。
這其中包含湖北的新軍，湖北和湖南的兵力調走後，兩湖一帶兵力空虛，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機會，孫中山曾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