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海外網
1987年，陳秀蘭（右）與“203組”的同事研討試驗。 受訪者供圖
陳秀蘭有兩個令她感到自豪的身份，一個是歸僑中共黨員，另一個是研究哺乳動物胚胎移植的專家。愛國與科研，是貫穿她人生歷程的兩條主線。
1951年，在印尼完成高中學業的陳秀蘭跟隨父親回到祖國，當年9月考入燕京大學生物學系。1955年畢業時，陳秀蘭來到中科院動物研究所遺傳組（後合併入中科院遺傳研究所）。從內蒙古荒漠的羊場，到國境邊陲的草原，她的實驗貫穿中國南北，攻破重重難關。她帶領“203組”開創了我國哺乳動物胚胎移植研究的先河。
在印尼19年，在祖國70年，今年89歲的陳秀蘭說，回國是她一生最正確的選擇。今後，為祖國做科普，她還能繼續再戰。
以下是她的自述。
“沙漠上，首隻胚胎移植羊誕生了”
1973年10月初，內蒙古鄂托克旗的三北羊場風沙滾滾，四下荒漠茫茫。我和研究組的同事從北京輾轉來到這裡，目的是尋找做胚胎移植實驗的卡拉庫爾羊。這種進口羊的羔皮品質優良，如果能實現本地育種飼養，會為當地牧民帶來增收的希望。可惜它的自然繁育率很低，羔皮等產量跟不上，當地亟須需找到增加卡拉庫爾羊數量的辦法。
上世紀70年代初，國內的家畜胚胎移植研究還是一片空白，應用於畜牧業生產更是無從談起。1973年，我被任命為中科院遺傳所哺乳動物胚胎移植研究組組長，承擔這一領域的科研攻關任務。當時，我剛看過京劇《智取威虎山》，其中代號“203”的剿匪英雄少劍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於是，我把研究組也稱為“203組”，寓意要像“打敵人”一樣，攻下哺乳動物胚胎移植的研究高地。
現實遠沒有戲劇中那般順利。大學時生物系教的內容有限，我們對胚胎學尤其是生殖系統知之甚少，一切只能從零開始。第一次解剖小鼠時，我們甚至找不到卵子。那時，我只能每天抱著外國文獻研讀，反覆與同事切磋探索，學一點，做一點，慢慢在未知中拓荒。
我們研究家畜繁殖，研究所裡卻沒有一隻牛或羊。那就先用小型動物做好預備實驗。我們先以家兔為實驗物件，給白毛雌兔（供體）注射促性腺激素，實現超數排卵，經過交配，取出胚胎，移植給黑毛雌兔（受體），最後成功讓黑毛兔生出了白毛仔兔。
“練兵”順利進行，下一步，就是到畜牧場上“實戰”。1973年11月底，寒風凜凜的三北羊場上，工作人員趕回兩隻可供實驗的羊。大家立刻忙碌起來，捆羊、剪毛、消毒、打麻藥，麻利地進行著實驗室裡反覆排演的動作。當時，夕陽西下，羊場裡沒有電燈，更沒有手電筒，四周眼看著要落入一片黑暗，可我們還沒來得及從供體羊輸卵管衝出來的溶液裡找到胚胎。我馬上建議拿鏡子固定在木杆上，把落日微弱的光反射到解剖鏡上。就這樣，憑藉反射的光線，我們找到了胚胎，並移植給了受體羊。
功夫不負有心人。1974年，第一隻胚胎移植的羊羔誕生了！“203組”的工作成功打響了我國家畜胚胎移植研究的第一槍。
“沒有進口儀器，我們就自制儀器”
想要進一步提高實驗的精度與深度，少不了各式各樣的精密儀器。當時組裡缺少經費，買不起進口儀器，許多實驗遭遇瓶頸。
但“203組”是一個敢闖敢幹的小組，全組人員協同作戰。我作為組長，同時也是黨員，一定要帶頭解決工作中的困難。沒有儀器，但我們懂得原理，只要開動腦筋，不怕做不出來！
在胚胎分割研究中，我們拿來酒精燈，把普通玻璃管燒紅、拉細，製成毛細玻璃管，作為分割胚胎的“刀”；再把顯微鏡上的兩個移動器組裝在一起，上下左右移動，當作顯微操作儀。利用這種簡易的自制工具，我們順利切割了奶牛胚胎，實現了人造的同卵雙牛犢。
在冷凍胚胎實驗中，胚胎的溫度需要以每分鐘0.3℃的速度從室溫緩慢降至-196℃，最後放入液氮儲存，這一過程需要用到冷凍儀。當時，且不論冷凍儀能否研製出來，單單一個可以顯示-196℃的溫度計就難以找到。我們終於輾轉在一家單位找到了合適的溫度計，連忙用來開展實驗。參照冷凍儀的原理，我們把裝有胚胎的安瓿瓶放入一個廣口保溫瓶，在廣口保溫瓶內加入培養液，再放入溫度計與攪拌器，然後一點點加入液氮並不斷攪拌，同時雙眼緊盯溫度計，直到讀數緩慢降到-196℃，再把安瓿瓶取出，放入液氮罐儲存。整個過程耗時四五個小時，攪拌與觀察一刻不能停。正是用這種“土辦法”，我們在1979年實現了家兔胚胎的冷凍。此後，又與上海奶牛公司第七牧場合作開展了奶牛胚胎冷凍的實驗，於1982年獲得了胚胎解凍移植後出生的3頭小牛。
慢慢地，“203組”摸索出了一條道路。實驗物件上，我們從家兔拓展至羊和牛，把奶牛胚胎移植至黃牛，增加優良奶牛數量；研究內容上，實現從鮮胚移植到凍胚移植、從卵子體內受精到體外受精的進步；實驗場地上，北至內蒙古海拉爾，南至海南儋州，西達新疆石河子，東至安徽白米山，我們走遍了中國東西南北；技術普及上，我們先後召開四屆研討會及培訓班，推廣胚胎移植技術，許多基層畜牧工作者都為這項新技術的應用感到振奮。在此期間，我們承擔了“六五”“七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及“863”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4項課題，並且時刻準備在科研道路上繼續闖關奪隘。
“感謝黨和祖國，讓我一展報國願望”
能吃苦、不怕累，這是我父親在印尼參與抗日鬥爭時教給我的寶貴作風。這種家風始終鼓舞著我，在科研生涯中不懈奮鬥。
1978年7月，根據中法兩國互派科學家訪問的協議，農業部選派了10名中國科學家赴法國考察。我很幸運地成為中科院推薦的兩名科學家之一，也是考察團唯一一名女性。法國同行感到很驚奇，一位女性怎麼做家畜胚胎移植的苦研究？我回答說，男女都一樣，女性也很能幹。
我深知，研究胚胎移植技術，能提高我國優良母畜的繁殖潛力，為生產帶來更多效益，也為人類“試管嬰兒”研究打下紮實的根基，是一道關乎國計民生的大課題。承擔好科研攻關的使命，就是在用實際行動回饋國家的培養。
作為一名歸僑，我明白“僑”這一個字，飽含愛國心。1952年大學期間，我就加入共青團，向組織靠攏。1955年剛參加工作時，我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9月25日被批准入黨，至今黨齡已有65年。在黨的教育下，我逐漸堅定信念，要把一腔報國熱情揮灑在祖國建設的事業上。科研生涯中，我有很多次出國定居的機會，但我都拒絕了。永遠跟黨走，我是鐵了心的。
1994年，我滿60歲退休後，決定繼續編寫科普書籍，為年輕人開啟一扇生殖科學的大門。1999年，我編寫的克隆話題科普讀物《多莉不再孤獨》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此外，我又自編或合編了10本科普書。只要身體允許，我還會繼續寫下去。
今年，我剛剛收穫了“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與中科院遺傳發育所“優秀共產黨員”獎。兩項沉甸甸的表彰握在手中，我充滿力量。今年我89歲了，對於回國，我從不後悔。衷心感謝黨和祖國，讓我得以在科研和科普的天地，一展報國願望。
本報記者 林子涵《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1年07月19日 第 06 版）
責編：王西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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