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皓作為蜀漢權宦，一貫被視作反面人物。在陳壽的刻意渲染下，黃皓甚至成了導致蜀漢覆亡的鉅奸大蠹。

（黃皓）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書 董允傳》

然而如果仔細梳理史料，便會發現黃皓對政局的影響微乎其微，其人心術、行徑也遠非陳壽所言般險惡。

黃皓甚至與姜維、陳祗、諸葛瞻等人保持了亦敵亦友的晦暗關係，可知他完全是個聽命於主上的工具人，即劉禪身邊的鷹犬，與歷史上的常見宦官並無二致。

從另一方面看，黃皓雖然遊走於蜀漢高層，但並未深度干預政務，不過是劉禪口中的“趨走小臣”。可知黃皓雖然無甚智勇，卻也不應該為蜀漢的滅亡負上太多責任。

後主曰：“（黃）皓，趨走小臣耳。”--《華陽國志》

本文想就黃皓的事蹟及歷史評價，探討其背後的時代背景與陳壽的修史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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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皓是否屬於“權宦”

黃皓在《蜀書》中無傳，事蹟零散分佈在《後主傳》、《董允傳》、《二主妃子傳》與《姜維傳》中。

有趣的是，在上述列傳中，黃皓均是以奸佞小人的形象出現。幾乎找不到任何正面評價或中立描述。

乍看之下，黃皓屬於豎刁、趙高一類的禍國奸宦，但仔細梳理黃皓的發跡史，又會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最重要的一處證據，就是黃皓的掌權時間。

《後主傳》記載，景耀元年（258），宦人黃皓始專政。

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蜀書 後主傳》

景耀是蜀漢倒數第二個年號，也是實際意義上的最後一個年號。蜀漢在景耀六年（263）夏季改元炎興，同年即被鄧艾所滅。

換言之，黃皓真正染指中樞，已經是在蜀漢政權的彌留之際。諸葛亮六出祁山，蔣琬、費禕休養生息，姜維九伐中原時，黃皓都沒有參與最高決策，直到九伐中原的尾聲階段，黃皓才“始專政”。

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

如果結合時代背景，會發現景耀元年（258）是魏將諸葛誕覆敗的同年，也是“淮南三叛”徹底宣告平定的同年。

（魏甘露）三年（即蜀景耀元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司馬昭）陷壽春城，斬諸葛誕。--《魏書 高貴鄉公紀》

這就意味著曹魏的內政已經趨於穩定，也預示著姜維的北伐前途更加黯淡，因此劉禪才需要改弦更張，改變對外策略，這也是黃皓上臺的大背景。

瞭解到這一背景，便可以看出黃皓並非獨立自主的權臣，而是替劉禪發號施令的工具。劉禪在幕後操縱黃皓，黃皓在臺前制衡姜維，屬於常見的君臣權術，並無甚新奇。

董允、陳祗對待黃皓的態度

《董允傳》記載，黃皓“媚上求榮”，被董允所憎惡，因此董允生前，黃皓官不過黃門丞。

（董）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黃）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蜀書 董允傳》

這是一條重要線索。

黃門丞的秩階極低，三百石，連縣令的級別都達不到。而董允死於蜀延熙九年（246），可知黃皓長期遭受貶抑，早年根本不可能干預朝政。

（延熙）九年，（董允）卒。--《蜀書 董允傳》

董允死後，陳祗代其為侍中。延熙十四年（251）尚書令呂乂死，陳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

陳祗上臺後“與黃皓互相表裡”，黃皓這才“始預政事”。

呂乂卒，（陳）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蜀書 董允傳-附傳》

（陳祗）與黃皓互相表裡，皓始預政事。--《蜀書 董允傳-附傳》

這裡需要特別注意一點，陳祗以朝臣身份交結宦官，本是宮廷大忌，卻未遭劉禪猜忌，反而被記載為“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可知陳祗交結黃皓，無疑經過了劉禪的默許。

（陳）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蜀書 董允傳-附傳》

換言之，自延熙十四年（251）開始，黃皓實際成為劉禪刻意提拔的內廷宮使。

那麼陳祗掌權時（251-258），黃皓的地位有多高呢？其實並不高，僅僅是從黃門丞升遷為黃門令，秩階從“三百石”升到“六百石”。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續漢書 百官志》

黃皓真正發跡，實際是在陳祗死後（258）。景耀元年（258），黃皓從黃門令一躍而成中常侍、加奉車都尉，開始操弄權柄。

（陳）祗死後，（黃）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書 董允傳-附傳》

所謂的“中常侍”，其實就是宦官版的“侍中”，二者的秩階、員額，執掌完全相同，唯有服飾不同（見《通典》）。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續漢書 百官志》

中常侍……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續漢書 百官志》

由於魏、蜀、吳三家的官制略有差異，因此對“中常侍”的稱呼也有不同。

曹魏稱之為“散騎常侍”，廢宦官，用士人。孫吳稱之為“散騎中常侍”。蜀漢承襲東漢舊制，沿用“中常侍”的故稱。

注：官制史源，見《通典》，相關論述見黃惠賢《曹魏侍中機構的發展和變化》。

至於奉車都尉，屬於常見的加銜，與駙馬都尉、騎都尉並稱為“三都尉”，指代跟隨乘輿鑾駕的近臣。

陳祗死後，黃皓為中常侍、奉車都尉

比較有趣的一點，在於陳壽的敘事方式。

陳壽刻意渲染了陳祗交結黃皓的事情，卻對陳祗抑制黃皓權力的事情（黃皓在陳祗在世時，官止黃門令）草草略過，還把陳祗的事蹟附於《董允傳》之後，以作對比，似乎是藉此非議陳祗。

從字裡行間來看，陳壽對陳祗的態度相當不友善，雖然未詳二人的具體恩怨，但這種略顯刻意的敘事方式，明顯夾帶了私人情緒。

透過上文分析，可以明確看到，無論是董允還是陳祗，都在盡力遏制黃皓的發跡，因此陳祗遠遠談不上奸險。

更重要的是，陳祗之所以交結黃皓，也是為了揣摩上意（即“上承主指”），藉以更好地服務劉禪。

陳祗、姜維、黃皓三者的關係

陳祗掌權（251）後兩年，大將軍費禕遇刺（253），衛將軍姜維上臺，自此開啟了“九伐中原”的漫長征途。

姜維上臺後，與陳祗結成了內外同盟。

彼時的姜維率眾在外，陳祗則利用尚書檯的權勢作為姜維的後盾，兼顧協調異見人士（比如阻撓北伐的譙周）；而與陳祗“互相表裡”的黃皓，則負責溝通上意，傳達天聽。

大將軍姜維雖班在（陳）祗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蜀書 董允傳-附傳》

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譙）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蜀書 譙周傳》

實際在陳祗領尚書事的八年中（251-258），姜維、陳祗、黃皓三人可以視作同一條戰線的盟友，當然，其背後離不開劉禪的支援。

劉禪、陳祗支援姜維北伐，與時代背景相關。

陳祗掌權的八年（251-258），與曹魏“淮南三叛”的時間（251-258）完全重合。而夏侯霸入蜀（249），也帶來了“司馬懿營立家門，未遑外事”的重要訊息。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徵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漢晉春秋》

夏侯霸曰：司馬懿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彼時的蜀漢君臣均認為，可以趁著曹魏內亂，進伐關中。因此在劉禪的默許與支援下，姜維才能屢屢北伐。

實際陳祗死後（258），姜維的北伐大業便基本中斷，連軍權都險些被褫奪；最終被迫出屯沓中，以躲避政敵的攻訐。

（姜）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蜀書 姜維傳》

誠如前文所述，陳祗去世、黃皓專政、諸葛誕覆滅，均發生在同一年（258），這實際也是魏、蜀外部環境發生劇變的一年。

諸葛誕的覆滅，意味著曹魏再也不用擔心東線的叛亂，也便因此騰出手來征伐益州。

照此論之，即使陳祗沒有死於景耀元年（258），以他“上承主指”的性格看，恐怕他也不會再繼續支援姜維無休止的北伐。

換言之，黃皓上臺之後（258）鉗制姜維，其背後乃是劉禪的授意。彼時的黃皓，就相當於此前的陳祗，他們均是皇帝的代言人。

只不過由於姜維一心北伐，還沒有來得及轉換思維，因此才會出現君臣政見不合的情況。

簡而言之，陳祗、黃皓始終都是帝黨，姜維則是堅定的北伐派。劉禪早年支援北伐，所以顯得陳祗、黃皓、姜維三人意見統一；劉禪後期打算停止北伐，姜維便因此顯得格格不入。

黃皓、諸葛瞻、閻宇等人的關係

《華陽國志》記載，景耀四年（261），諸葛瞻以衛將軍身份平尚書事，荊楚集團的董厥、樊建等人共入中樞。

景耀四年，（諸葛瞻）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蜀書 諸葛亮傳》

（董厥）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蜀書 諸葛亮傳》

東晉學者孫盛記載，諸葛瞻等人上臺之後彈劾姜維，打算把他召還成都之後軟禁，削奪兵權。

（諸葛）瞻、（董）厥等以（姜）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異同雜語》

有趣的是，此事在《蜀書》中卻有另一番寫法。

在《姜維傳》中，此事的發起者乃是黃皓。黃皓甚至擬定了姜維的替代人選，即右將軍閻宇。

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黃）皓協比，而皓陰欲廢（姜）維樹（閻）宇。--《蜀書 姜維傳》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既然諸葛瞻、董厥、樊建、閻宇、黃皓等人在廢黜姜維的意見上如此統一，那是否能夠說明，諸葛瞻等人是黃皓的盟友呢？

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

因為諸葛瞻死前（263），曾恨恨地表示自己“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因此無顏返成都。可見諸葛瞻與姜維、黃皓的關係，遠遠談不上友善。

（諸葛）瞻曰：“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元和郡縣誌》

實際諸葛瞻與黃皓之所以在“廢黜姜維”的問題上採取一致立場，乃是出於不同的政治考慮。

諸葛瞻、董厥、樊建等荊楚集團的少壯派，更多是出於集團利益的考慮。諸葛氏雖然祖籍徐州琅琊，實際一直被視作荊楚集團的一員；他們與涼州出身、曾為魏國將領的姜維，終究存在一定的心理隔閡。

至於黃皓，主要是秉承劉禪的旨意。早在景耀元年（258），劉禪便已無意北伐，他提拔諸葛瞻等人制衡姜維，也是希望藉此改弦更張。

這便可以解釋，為什麼姜維在聽到黃皓“廢維樹宇”的計劃時，氣得勃然變色，還上疏劉禪要求處死黃皓。

（姜）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華陽國志》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黃皓給姜維“陳謝（道歉）”之後，姜維之後又透過黃皓遊說劉禪，最終出屯沓中，躲過了潛在清洗。

後主敕（黃）皓詣（姜）維陳謝。（姜）維說（黃）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華陽國志》

姜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

這裡不難看出，姜維之所以平安落地，乃是透過黃皓的關係；可見黃皓與姜維之間並無私人恩怨。

換言之，姜維上表要殺黃皓，乃是演給劉禪看的一種姿態；黃皓允許姜維出屯沓中，也是在藉機向姜維傳達劉禪的態度。黃皓實際是作為君臣之間溝通的橋樑，遠遠談不上奸佞邪僻。

陳壽的個人意志與黃皓的形象問題

透過上文論證，可以清楚看到，黃皓髮跡很晚，而且主要是充當替皇帝傳遞旨意的內侍，並無明確的政治立場，更談不上干預朝政，與史書上的尋常宦官並無二致。

黃皓之所以在《蜀書》中被描述得如此不堪，與陳壽的個人意志有關。

需要特別注意，陳壽在蜀漢仕宦期間，與黃皓的私交相當不睦，這給了他汙衊黃皓的充分理由。

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陳）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晉書 陳壽傳》

其實黃皓的醜行，大多禁不起推敲。以下針對黃皓的惡行記載，分別論述並加以辯誣。

（1）亡國責任問題

蜀漢既然是淪亡之國，那麼後世修史時，便需要找出一個反面人物承擔這個責任。

這種反面人物的選擇標準是有慣例的，一般被授予“後宮女眷”或者“內侍宦者”。出於與陳壽的私人恩怨，黃皓很自然地承擔起這個角色。

實際蜀漢滅亡，最大的責任在於三人：其一是劉禪、其二是姜維、其三是諸葛瞻。

問題在於，劉禪是陳壽的故國之主，作為蜀漢計程車大夫，陳壽於情於理都不應該對其口出惡語。

另外，陳壽曾經做過姜維的主簿，出於“為尊者諱”的考慮，也實在不好意思將亡國之禍推給姜維。

（陳壽）初應州命，（為）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華陽國志》

大概是念及舊日情分，陳壽在《姜維傳》中對傳主頗多回護，公開讚美姜維的樸素作風，還借用鍾會的話來誇獎姜維的文韜武略。

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蜀書 姜維傳》

（鍾會）謂長史杜預曰：“以（姜）伯約比中土名士，（諸葛）公休、（夏侯）太初不能勝也。”--《蜀書 姜維傳》

鍾會盛讚姜維

至於諸葛瞻，與陳壽家族頗有宿怨。陳壽之父曾被諸葛亮施加髡刑，陳壽本人又曾被諸葛瞻輕視怠慢。

（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晉書 陳壽傳》

有鑑於此，陳壽存在詆譭諸葛瞻的理由。不過司馬炎曾公開讚美過諸葛亮，還授意陳壽編纂了《諸葛亮集》。

（武）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指諸葛亮）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漢晉春秋》

在此背景下，陳壽也不敢公報私怨，對諸葛家族有所非議。只好將亡國的禍水，盡數推給了黃皓這個與自己有仇的宦官。

（2）劉永失寵問題

陳壽對黃皓的汙名渲染，可謂不遺餘力。他甚至把劉永（劉備庶子）與劉禪的關係惡化問題，也推給了黃皓。

（劉）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蜀書 二主妃子傳》

實際按照《二主妃子傳》記載，劉永與劉禪關係冷淡，“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完全就是劉永自己的問題。

因為黃皓掌權一共僅有六年（258-264），換言之，劉永被疏遠時，黃皓僅僅是個黃門丞、最多不過黃門令。如此身份，怎麼可能干預得了皇帝的家事？

（3）徵信鬼巫問題

《姜維傳》記載，魏軍伐蜀時，黃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最終導致了蜀漢覆滅。

（黃）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蜀書 姜維傳》

實際這番記載完全是避重就輕，信口雌黃。

因為在黃皓“徵信鬼巫”之前，姜維便已率領主力屯駐在外，抵禦鍾會；在“徵信鬼巫”之後，劉禪又派遣廖化、張翼、董厥等人援助姜維。

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劉禪）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蜀書 姜維傳》

照此記載，“徵信鬼巫”的意義何在？

此記載最可笑之處，便是所謂的“群臣不知”。彼時姜維率眾在外，或許不知；諸葛瞻、樊建在內錄尚書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對此重大的決策一無所知。

退一步來說，即使姜維、諸葛瞻等人確實不知，那陳壽又是如何知曉其中內情的？

概而論之，所謂的“徵信鬼巫”之事，無非是陳壽出於私人恩怨，欲增黃皓之惡，故意為之，可信度極低。

其實陳壽在歷史書寫中摻雜私人情緒，裴松之在為《三國志》做注時已經注意到，他在《孫奮傳》中便明確提到了這一問題。

至（孫）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孫）皓之禁錮矣。此雖（陳壽）欲增（孫）皓之惡，然非實理。--裴松之

（4）賄賂鄧艾問題

陳壽記載，鄧艾進駐成都之後（263），本來打算殺死奸宦黃皓，但黃皓“厚賂鄧艾左右”，因此得免。

及鄧艾至蜀，聞（黃）皓奸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蜀書 董允傳-附傳》

黃皓厚賂鄧艾左右，得免

實際這番記載也明顯失真。

因為鄧艾破蜀後，驕矜滋甚，不僅收繳了全部府庫財貨，還擅自封劉禪為驃騎將軍，甚至想封劉禪為扶風王。如此做派，最終驚動了司馬昭。

（鄧艾）承製拜（劉）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都尉）、諸王駙馬都尉。--《魏書 鄧艾傳》

（鄧艾）以為可封（劉）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文王（指司馬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魏書 鄧艾傳》

彼時成都一片混亂，跟隨魏軍西征的龐會（龐德遺孤），甚至藉機公報私仇，屠滅了關羽留在成都的後裔。

龐德子（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蜀記》

在如此高壓的環境下，黃皓家中的財物也必然被收繳殆盡，他又拿什麼來“厚賂鄧艾左右”？

其實陳壽這番記載，可謂一石二鳥。一方面塑造了黃皓的貪鄙形象；另一方面也配合西晉官方的定調，佐證了鄧艾的“不臣之跡”。至於事件的真實性，則實在很成問題。

小結

誠如開篇所言，剝離陳壽的修史背景，可以看到黃皓並非禍國亂政的奸宦，而是秉承上意的內侍。

也正是因為黃皓始終都是作為劉禪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他才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取向。

劉禪支援北伐，黃皓便與陳祗、姜維互為表裡；劉禪改弦更張，黃皓便扶持閻宇，替代姜維。

可見黃皓的一切行為，都是奉承劉禪的旨意。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姜維前腳欲殺黃皓，後腳便與黃皓和解，還在黃皓的運作下“出屯沓中”。

瞭解到這一背景，便可以發現黃皓並無明確的政治主張，雖然他與姜維、諸葛瞻等人的關係時陰時晴，但卻不屬於同類人物。

有趣的是，由於陳壽的敘事傾向問題，黃皓這個長期擔任黃門丞的宦官，竟被塑造成蜀漢滅亡的主要責任人，這當然是出於“為尊者諱”的政治考量。由於劉禪、姜維、諸葛瞻等人出於種種原因不能被徹底醜化，那犧牲一個宦官也便合情合理。

諸葛亮、董允、陳祗掌權時，均秉承“抑制宦官勢力”的政策；曹丕生前也曾貶抑宦官，重用士人（汲取東漢滅亡教訓）。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魏書 文帝紀》

曹丕：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

可知無論在在蜀還是在魏，宦官都屬於遭到打壓的群體。因此陳壽“貶低宦官”的行為，不僅可以公報私仇，還十分符合當時的輿論要求。

從某種意義上講，劉禪對黃皓的評價最為精洽，即“趨走小臣”。

後主曰：“（黃）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指姜維）何足介意！”--《華陽國志》

此話是劉禪在和解姜維與黃皓的矛盾時所說。其實也是在提醒姜維，政令的變化、官位的升降，乃是出於皇帝的意志，黃皓僅僅是個傳達者而已。

概而論之，黃皓身上的種種汙名，其實都源自特殊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環境，至於黃皓其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力。黃皓無大惡，卻獲得與身份不相稱的巨大罵名，也可以算是歷史的黑色幽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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