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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黨的工作重心為何轉移到蘇區和紅軍？

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有了一個較明顯的轉變。1930年以前，由於幾任中共中央領導人始終迷戀於俄國革命的經驗，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相信過分看重農村根據地的工作是“割據保守觀念”，因此投入的力量十分有限。

包括對已經開始具有一定規模的工農紅軍，中共中央也因其農民軍隊的性質而不那麼重視。先是根據中共六大精神，使其儘量分散，後又出於奪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需要，要求其配合城市工人暴動集中攻堅，始終未能真正有意識地去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強大的紅軍。

1930年春夏，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開始重視中國新興的紅軍及農村根據地，到這一年10月已經明確提出應當在有紅軍拱衛的農村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武裝割據的設想。

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也因此開始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大力發展紅軍、鞏固地擴充套件根據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加強了對紅軍及蘇區工作的指導。但是，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存在時間很短，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基本上還是由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逐步實現的。

四中全會後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得益於共產國際自1931年1月起的一系列電報指示。在這些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大力督促中共中央務必加緊選派得力幹部到各主要蘇區去，組成以集體領導的方式進行工作的中央局，同時務必成批輸送軍事人員及工人到蘇區去加強其軍隊戰鬥力，改組其各級領導成分，且再三要求儘快召集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中央政府。

因此，中共中央於2月以後不能不陸續從各大城市中選派了大批幹部分赴贛西南、贛東北、湘鄂西、鄂東北鄂豫皖等各個根據地，並按照國際指示，把60%的黨務人才統統派遣到中央蘇區去。

把大批黨的各級幹部和城市工人骨幹派到蘇區去，無疑對城市工人運動及中心城市的地下工作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影響。但共產國際這時顯然更寄希望於蘇區紅軍的發展，而把城市工人運動的發展看成是一個相對長久的工作。

至當年4月份得到的統計數字，全國黨員總數除蘇區外，僅有不足11500人，城市中黨員僅4000人左右，其中工人黨員不足一半，受共產黨領導的有組織的工人，除滿洲外，尚不足1000人。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的減少。

上海赤色工會會員數從2月至4月不足兩個月，就進一步減少了200餘人，即從513人減少到只有300人左右。這樣一來，由於工作的停頓、組織的分裂、幹部的減少以及懼於對“立三路線”及“調和路線”的批判，思想方式更加僵化等種種複雜原因，共產黨所領導的城市工人鬥爭規模迅速開始萎縮，群眾基礎越來越小，以至漸漸黨的工會組織已成為空架子，不得不在遠東局的督促和資助下透過在工廠周圍開辦茶館、夜校等消極方式，重新去接近和影響工人群眾。

與此相反，國民黨僅在上海就已建立起120多個大小工會組織，他們透過支援各工廠工人的經濟鬥爭以及反帝鬥爭，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勞動立法等等，動輒就可以發動起數千工人的示威遊行。而共產黨人卻逐漸失去組織大規模群眾鬥爭的各種條件，竟不得不透過強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級黨員幹部及群眾骨幹冒險舉行各種集會來顯示自己的存在。

1931年，共產黨在紅軍、蘇區及其政權建設方面取得的進展，幾乎是同它在城市工作方面影響力的縮小一樣明顯的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紅軍在江西根據地連續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軍發動的三次“圍剿”，殲敵數以萬計，將贛西南與閩西根據地聯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包括4個縣區，擁有數十萬人口和5萬主力紅軍的相對穩定的中央根據地。

與此同時，閩浙贛、湘贛、湘鄂贛、鄂豫皖及湘西根據地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全國紅軍已達到10萬人以上，其所控制的區域已有數萬平方公里。

2、共產國際緣何突然對紅軍重視起來？

共產國際過去曾反對紅軍集中，對建立和保持農村根據地不抱任何幻想。因為他們當時“覺得在一個農民區域中，若集聚了那麼多不生產的群眾、紅軍，雖然他們再紅些，再數倍的紅，但他們終是些活的人，需要飲食的”。結果他們必然“是農民之一個很大的負擔”，最終難免要和農民“發生相當的誤會”。

所以，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認為，必須將紅軍分散到各個地方，“經相當的時間再轉一個地方，到這個地方住一些時(候)，殺一殺土豪劣紳，吃一吃飯，喝一喝雞湯，再到另外一個地方”，“照樣的殺土豪，吃雞，過了相當時間之後再前進”。

然而，隨著斯大林對中國紅軍作用逐漸重視，以及人們對中國革命特點的逐漸瞭解，共產國際在1930年以後明顯改變了前此的看法，開始確信在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透過建立農村根據地和集中紅軍一步一步向外擴張的方法，來推進革命，直至“以農村暴動包圍城市(包括較大的和最大的城市)”，最後“由起義工人和紅軍去奪取這些城市”。

而這樣一來，在根據地大致建立起來之後，政權建設及經濟建設的問題，自然應當得到格外的重視。

可以肯定，共產國際這時對於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及經濟建設、軍事工作等等，都是極為關切的。自1930年10月共產國際提出把蘇維埃政權立即建立到有紅軍拱衛的農村根據地去之後，它就一直在不斷地催促中共中央儘快召集各地蘇區代表會議推舉代表，以便儘快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產生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1931年初，它甚至親自為中國蘇維埃起草了《土地法令草案》、《勞動法草案》、《關於經濟政策草案》《關於紅軍問題決議草案》，以及有關蘇維埃組織建設等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檔案。同時，它還專門為中共中央軍委派來了軍事顧問，以便可以就近指導中國紅軍應付大規模的戰爭。

1930年底，注意到紅軍已經有能力進攻像長沙這樣的大城市，國民黨南京政府開始調集兵力發動對紅軍的大規模軍事“圍剿”。面對這種情況，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們也一度注意到形勢的嚴峻。為此，他們在提出紅軍“應最高限度的堅決的去執行”擊潰敵人實力，以實現建立湘鄂贛整片蘇區的中心任務的同時，也一再叮囑紅軍務必採取靈活的戰略戰術。

如“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擊潰敵人的主力。當著敵人大舉包圍，我們必須利用敵人的弱點，擊潰敵人的一方。如能誘敵深人，聚而殲滅他，這也是可採用的策略”。

“我們要紅軍主力軍打破遊擊主義的傳統，但我們決不是主張放棄游擊戰術的運用”。“如無勝利的把握時，即不應採取決死的戰鬥，並且隨時要注意到在必要時有退卻的可能”。“總之不應執著一端，而固守某一辦法成為不可改變的定理”。尤其不應忘記，“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據此，他們甚至預先就為主力紅軍放棄現有根據地安排好了退卻的方向和地域。這說明，共產國際開始時對形勢的估計，還是比較現實的。

3、攻打大城市決策的緣起

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夠在華中、華南幾省交界的偏遠地區存在，有著極其特殊的政治的和地理的背景。這首先是由於中國地域廣闊，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又極不平衡，多數地區，特別是遠離中心城市的偏遠農村和山區，不僅交通阻隔，而且始終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狀態之中，便利於造成割據的局面。

而由於自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處於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南京國民黨政府建立以後，這種情況仍未發生太大的改變，各種政治軍事勢力或致力於爭奪中央政權，或致力於防衛某交通要道及城市，很難有更多的實力把其統治伸入到其所佔區域的偏遠角落，這就更進一步為共產黨人進行武裝割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在閩贛湘鄂幾省交界地區建立根據地，仍有諸多不利因素。

首先，根據地雖處於幾省偏遠地區，但仍屬中國心臟地區，對國民黨的統治及國家整個交通大動脈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構成嚴重威脅。因此，中央政府一旦獲得機會，勢必要以大力加以清剿。這就使得根據地和紅軍不能不經常處於戰爭之中。

其次，由於敵人志在必得，戰爭越打越大，紅軍勢必不斷擴充，而根據地亦須不斷擴大才能滿足紅軍在人員及物資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但根據地越擴大，必然越接近交通幹線及主要中心城市，從而更加加劇國民黨的恐懼，使戰爭愈發擴大和殘酷。如此則必然形成惡性迴圈，迅速造成總決戰的局面，使既無足夠物質準備，又無必要的迴旋餘地的紅軍很快陷於困境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使紅軍保持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並以“保全紅軍實力”為原則，而不以死守一地為原則，確有重大意義。事實上，過去紅軍正是在這樣一些軍事思想指導下成功地生存和發展起來的。然而，自從共產國際三番五次地主張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付諸實施之後，繼續著重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很快就變得不那麼現實了。

因為，所謂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問題，就是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問題。而所謂蘇區，根據地等等，實際上也就成了蘇維埃共和國現有的區域和領土。土在國存，土失國亡，人們因此很難再單純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了，一切都難免要政治化。紅軍的進退勝敗，將不再是軍事問題或實力消長及存否的問題，而將成為整個國家的命運問題。

也就是說，全國蘇維埃政權問題的提出，不可避免地會使紅軍和蘇區，特別是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被一種政治的和地域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縛起來漸漸失去靈活和流動的可能性。不僅如此，政權和國家觀念的提出，還必然要激起人們進攻和決戰的強烈心理，從而再度激發人們內心深處的激進情緒，以至日漸對形勢發展、敵我力量對比，以及階級關係的狀況等等，發生“左”的估計。

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責令“江西中央蘇區必須在八一以前開成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的同時，明顯地開始主張改變前此軍事上的靈活策略，要求紅軍必須“日益向外發展，日益擴大他的領域而威脅著中心城市”，必須致力於“擊破敵人主力以至完全消滅他們”，“即使紅軍在其它根據地區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敵人以極大部隊壓迫較小集團的紅軍，紅軍也不能遠離根據地去躲避”，必須以堅壁清野和群眾游擊戰爭的辦法去困擾敵人，抽調出紅軍主力“來給敵人以不及預料的反攻”。

就在中共中央雄心勃勃地重新主張佔領一兩個頂大的城市之際，國民黨兩廣軍隊聯合發動了討蔣戰爭，日本關東軍又悍然攻佔了東北瀋陽等地，蔣介石第三次“圍剿”也受挫而終，雖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領導機關這期間受到沉重打擊，臨時中央宜告組成，但是，由年僅24歲、剛從莫斯科回國不到一年的留蘇學生博古領導的這個新的權力機構，進攻的慾望明顯較前中央更強。

他們更是充滿激情地聲稱：

目前中國千百萬勞苦群眾的革命怒潮突飛猛進，正在使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趕死的鬥爭”。“在這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中，不論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任何卑鄙行為與惡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們已經註定了的死運。”

為此，他們要求紅軍立即“儘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並“在政治軍事勝利的條件，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很快，他們抓緊指導蘇區中央局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了醞釀已久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趕在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宣告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蘇維埃中國的成立，無異於向國民黨中國發出決戰和進攻的政治號令。臨時中央宣稱：目前客觀形勢“極端勝利”，因此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須是“今天行動的總方針”。在此總任務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蘇區必須與湘贛邊蘇區“完成一片”，“然後與湘鄂贛、贛東北兩蘇區密切的聯絡起來，造成包圍南潯線以爭取江西省首先勝利的形勢”。

“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使皖西北與鄂東蘇區與鄂豫皖中心區完全打成一片，並與鄂北鄂西密切聯絡起來，造成包圍京漢路南段與威脅長江的整個局面。”總之，“必須最堅決的毫不畏懼的對於我們的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任何放棄現有根據地的企圖應受到嚴厲的打擊，“保守和等待，是蘇維埃運動前進的罪人"。

應當看到，臨時中央這時提出的“奪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方針，並不完全是對突出強調城市中心論的“立三路線”的簡單複製。他們至少暫時還沒有走到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地步，還沒有像李立三那樣堅信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必然緊接著全國總暴動乃至引發世界革命，還沒有妄乎所以到命令紅軍可以離開根據地去奪取大城市。

4、攻打大城市決策的國內外背景

這時，最讓臨時中央感到振奮的因素有二。

第一，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

“1929年美國的債券價格指數約為200-210，1932年已下跌到3一40。同時期商品價格一般下跌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世界上主要工業製造業國家的生產各種製造品都縮減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1932年的世界貿易值只及三年前的三分之一”。

這一空前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在共產黨人看來，不僅從一個側面驗證了共產國際“六大”所指出的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預言和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的理論，而且似乎到處推進著革命高潮，使“深刻的革命危機”在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也“迅速成熟”。”

第二，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悍然發動了奪取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界民眾掀起的空前強烈的反日運動。

這場以罷工、罷課、抵制日貨、進京請願、組織反日團體和廣泛宣傳抗日主張為主要鬥爭形式的反日運動，與蔣介石南京政府“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聯的公理判決”的解決方針相矛盾，因此不斷與南京政府發生衝突，甚至出現了搗毀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和毆傷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等重要官員的情況，許多重要城市陷於混亂，就連蔣介石也被迫辭職下臺。

這種情況自然也被臨時中央看成是革命危機正在成熟的重要標誌，他們深信：群眾鬥爭已經“走上了直接反國民黨的衝突”統治階級的崩潰正在到來。

不能否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給了社會主義運動及其共產黨人一個大好的宣傳時機。

而由於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三省，群眾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尖銳對立，也存在著引導群眾走上反國民黨的革命道路的某種可能性。

據1932年2月中共上海黨組織統計，此前上海有黨員700餘人，至4月統計已達1200人左右；至10月統計，竟增加到2726人。可見這一階段革命的影響確在急劇地擴大。甚至，由於南京政府的內戰政策和排斥異己的作法，相當一批國民黨人也開始同蔣離心離德，馮玉祥等人並且還秘密與共產黨人聯絡，一些高階軍官也密謀發動以聯共抗日反蔣為目的的兵變。

這些都使苦於應付國民黨強大軍事壓力的共產黨人面臨著某種轉機。但是，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顯然對此不感興趣。他們既不準備利用各種反蔣勢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屑於接過中間階層的“停止內戰”的口號來打擊蔣介石南京政府，爭取和團結更廣大的民眾。他們甚至於固執地認定：

“一切國民黨的派別，都是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壓迫與屠殺民眾的能手”。而所有中間階層及其在野派別，都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

對於臨時中央“九一八”事變以後所採取的策略，共產國際顯然是支援的。不僅如此，當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滬會戰發生生時，共產國際甚至頭腦發昏地認為另一個十月革命的情景開始在中國出現了，因而把外國人侵當成了共產黨人推翻國民黨政權，實現自己革命目標的大好時機。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開對日宣戰，但其真正目的卻是要以此號召群眾，“積極進行革命戰爭，奪取中心城市，來摧毀國民黨的統治”。

臨時中央明確認為：

“現在全國力量的對比，是已經與三次戰爭時不同了的，是更有利於紅軍的發展，有利於革命的。目前應該採取積極的進攻策略，消滅敵人的武力，擴大蘇區，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而臨時中央的指示到了蘇區中央局，也就變成了“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的更加直接和大膽設想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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