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天橋始建於元代，《全元詩》裡即收錄有許有壬的《天橋夜月》詩。晚清詩人方濟川的詩注中也說：“天橋在元朝早已有之……為元代妓舫遊河必經之地。”當時天橋一帶水網縱橫，蓮葉田田，經常泊有小艇供遊人乘坐，宛如江南水鄉。
“龍鼻”以南 疏渠立碑
天橋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晉書·天文志》記載：“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亦曰梁，為天橋，主御風雨水道。”北京的天橋始建於元代，明初永樂帝遷都北京後，分別在天橋東南修建了天地壇，合祀皇天后土；在天橋西南修建了先農壇（山川壇），以祭祀神農、太歲。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築外城28裡，北京的中軸線由此延伸至永定門，天橋就成為中軸線上的交通要衝。
天橋兩側商賈雲集，酒肆林立。端午時節更是遊人如織，號曰“走橋避毒”，以祛百病；人們集於天壇壇根，進行走馬射柳比賽，這種風俗一直延至近代。
清代前期滿漢分治，回漢民等居於外城，各省舉子來京應考，亦多住外城。文人士子就近在天橋、陶然亭一帶宴飲遊樂，留下了很多詩賦筆記。康熙年間，曾將東華門外燈市移於天橋一帶，天壇道觀（神樂署）每年還舉行賞花盛會，使得天橋之地更加繁榮。
嘉慶年間首善全圖中的天橋
天橋為“天子”南郊祭祀通行專用，在中軸線上跨河而建。因位於東、西龍鬚溝正中，故天橋又有“龍鼻”之稱。
公元1790年，正值乾隆帝即位55年和80大壽之年。值此雙慶之期，乾隆帝下令在天橋以南，天壇、先農壇之間自北向南，各開出河渠三道，共六道河渠。利用挖掘出的土方在兩岸補植楊柳荷花，改善當地綠化環境，使得河堤美景盛極一時。
為了彰顯帝王的偉績，乾隆帝將疏渠的經過詳細記錄，於第二年刊刻《正陽橋疏渠記》碑一方；同時又將永定門外乾隆十八年的《皇都篇》和《帝都篇》御製碑進行了復刻，再次謳歌了北京的山川形勝和自己的乾隆盛世。兩碑仿照燕墩上的四方石幢形制，在天橋之南，各興建一座御碑亭加以圍護。這在乾隆《御製詩集》中得以印證：“正陽橋南至天壇石路兩旁夏多積潦。上年命於石路左右自北而南各疏渠凡三，渠中之土培以為山，周植樹木，用以潔壇垣而頤塗軌。御製文紀事與御製《皇都篇》《帝都篇》，勒碑建亭於渠之左右。”這次工程共耗費帑銀六萬餘兩。自此在天橋南端東西兩側，出現了一對方形碑亭，對稱設定。
嘉道年間 御碑被棄
嘉慶十一年（1806年）九月曾對天橋西側的《皇都篇》《帝都篇》碑亭進行維修：“頭停南面上層簷，添安六樣黃色筒瓦十三件，勾頭一件。下層簷添安筒瓦二件，勾頭二件……”據此可知，當時碑亭為重簷黃琉璃瓦方亭形制。嘉道年間詩人邵葆祺至此，留下了“四角亭深十丈碑，拜手如披郊祀志”的詩句。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教主林清所部教徒兵分兩路，衝進東華門、西華門。清廷火器營官兵千餘人投入反攻，天理教眾力不能支，歸於失敗。這次起義對朝廷震撼極大，嘉慶帝感嘆：“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甚至下“罪己詔”表示“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就連林清部眾留在內廷廣場西側隆宗門匾額上的箭頭都不許拔掉，以警醒後世子孫。
林清之變後，堪輿家說天理教起義與乾隆時疏浚天橋溝渠有關，破壞了國家的王氣，才導致了這場千古奇變。據檔案記載，欽天監何元富、許翰等人到天橋附近考察後回奏：“正陽門居北，位屬坎水，永定門在南，位屬離火……凡明堂總宜平坦正直，不宜有坑窪積水，洩明堂之氣。且永定門值離火之位，尤不宜積水，現在所有六處河渠似涉水火相爭。理宜將兩岸積土填實，六處河渠並凡有坑窪之處，均一律墊平。”
嘉慶二十年（1815年）二月，六道河渠被填平，並改栽種樹木。據歷史檔案記載，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天橋南側的兩座御碑亭也被拆除。兩座乾隆御製石碑被分別棄置於鬥母宮與弘濟院中“壓勝”。
1864年《普魯士特使遠東風景記錄》中的天橋與兩側碑亭基址
御碑重現 分於兩地
民國時期著名史地學者張次溪在《天橋一覽》序言中寫道：“聞父老言，橋之兩側，舊各一亭，內有方石幢一。咸豐年猶在，至同治，其一移橋東某寺。又一置橋西鬥母宮，至今尚存。迄光緒間，僅餘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則並基址亦渺不可尋矣。”張次溪先生記錄的這段舊聞與檔案記載有出入，其中提到橋東某寺為今紅廟街78號。該院即為僧廟弘濟院舊址，俗稱紅廟，建於清順治年間，該院南側的石幢就是現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正陽橋疏渠記碑。
張次溪先生提到的天橋以西之鬥母宮現已不存。在今永安路東口路北59路公交車站北側，有一條死衚衕，名為永勝巷，即原鬥母宮的西夾道，由此可以大致判斷出鬥母宮的位置。
鬥母宮為道觀，康熙三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二年敕修。該觀在《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光緒順天府志》等北京歷史文獻中均有記載。民國初年，鬥母宮改建公共浴池，乾隆《皇都篇》《帝都篇》石碑被挪至先農壇北壇根。1935年《晨報》記載：“先農壇石幢，舊在前門外天橋西路北之鬥母宮內，因便於儲存，乃移置於先農壇外壇之壇牆下。後外壇拆除，古柏地畝皆標賣，乃又將幢石遷移於內壇。”
鬥母宮之石幢移至先農壇內壇儲存後，幢頂、幢身、幢座，被分別拆卸，散倒於地，新中國成立後被埋入地下。2004年底，該幢終於在先農壇北壇門附近的京青食品廠院內重見天日，現置於首都博物館東北側廣場上。
另外1750年《乾隆京城全圖》所繪鬥母宮、弘濟院的位置亦分別與今永勝巷、紅廟街78號院的位置相符，印證了張次溪先生所言。
1864年《普魯士特使遠東風景記錄》中出現了最早的天橋形象。從版畫中可以看到，天橋為單梁雙欄石拱橋形制，橋寬至少十餘米。橋南兩側地面翻起，石板零落，隱約呈方形輪廓。這有可能就是道光年間遷移兩座御碑亭後留下的痕跡，與張次溪先生所言“光緒間僅餘二亭之三合土基址”相印證。
開渠立碑是乾隆皇帝對北京南中軸線的一次重構。乾隆帝仿照唐代洛陽天津橋的設定，在天橋南側開渠六道，並設定東西碑亭，為日月天漢表勝之象。
這對石碑是北京中軸線上重要的文化遺產，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乾隆為什麼要開渠立碑？
乾隆皇帝耄耋之年親自主持完成了這項京師南中軸路的改造工程，其目的是“奠經塗以鞏皇圖”，“開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乾隆皇帝對自己一生的功業頗為自負，這次改造工程也是“昊蒼鴻眖”，天授君權的意志體現。
南城是“明堂”（天壇及先農壇）所在，“明堂”是南郊舉行國家祭祀大典的最高禮儀場所。清代《大駕鹵簿圖》反映了這一盛況，三千餘人的祭天隊伍由紫禁城出發，浩浩蕩蕩，進入天壇。前有瑞象前導，大象背馱寶瓶，寓意“太平有象”，中有五輅（玉、金、象、革、木五種大車）儀仗，後有鼓樂隊、兵旗隊，最後是36人抬的皇帝御輦，兩側還有前呼後擁的侍衛護軍、文武百官等。整個隊伍綿延數里，盛大煊赫。這麼重要的地方，自然需要環境整治，這次改造後乾隆帝認為“風沙弗致，堙壇潔清昭敬且愜觀瞻”。
南象徵著萬物競相生長的繁榮景象。天子御極，面南背北，君臨天下，即面對繁華市井、“國家豐豫之景”，這正是“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的意義。永樂定都北京之後，於正陽門外開闢廊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形成今天前門南大街的格局。清《日下舊聞考》雲：“今正陽門前棚房比櫛，百貨雲集，較前代尤盛。”即言清朝“嚮明而治”功逾前朝。唯嚮明而治、國家豐豫，才能江山永定——嘉靖帝增築京師外城，命名中軸線南端新築之城門為永定門，即為此意。
乾隆皇帝這次開渠，對南城的市容環境、商業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此後30年間，南城地區“天橋南望風埃小，春水溶溶到酒邊。”“九衢車馬去如織，更無過客停吟鞭。”
但是隨著“林清之變”的發生，這六條水渠和碑亭相繼被拆除，然清朝的國運並未改變。
（作者單位：北京市古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