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0日，在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中，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對一批罪大惡極的惡霸、流氓地痞、特務等進行了宣判，在這群被五花大綁的人中，有一名身材高大、戴著金絲眼鏡、面相清癯卻臉色蒼白的中年人顯得與周圍的人渣格格不入，他就是晚清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小兒子，原汪偽政權的武漢市市長張仁蠡。在這次判決中，他也被判處死刑，和一群罪犯一同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52歲的張仁蠡在死前為自己3年前的一個決定後悔不已，認為正是自己當年耍小聰明，才落到今天這個下場。那麼這個漢奸在死前究竟在後悔什麼呢？讓我們從頭說起。
本文主角——張之洞第十三子張仁蠡
1900年正是庚子年，這一年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組成所謂的“八國聯軍”，對中國發動了又一次大規模侵略戰爭。就在氣數將盡的滿清王朝風雨飄搖之際，已經年過花甲的清末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又添了一個兒子，這也是他13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其年歲比張之洞的長孫還小得多），張之洞給這個老么起名為張仁蠡。
張仁蠡的童年生活過得是錦衣玉食，從不知人間疾苦。但榮華富貴隨著張之洞在1909年去世而風光不再，隨後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張家作為前朝“遺老遺少”，雖然沒有遭到清算，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家世的巨大變化給年幼的張仁蠡的心理造成了強烈的衝擊，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張仁蠡就下決心有朝一日要重新“光耀”張家的門庭，這個心願如同魔咒一般地糾纏著他，使他不能自拔，最終走上了一條自我毀滅的不歸路。
張仁蠡從小就腦子活絡，很有幾分聰明，他長大後考上了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後靠著父親的餘蔭，在當時北洋政府所屬的教育部門混了個職務。但在教育部門混是沒辦法“光宗耀祖”的，不安分守己的他辭去了公職，開始在各派勢力之間遊走，但在舊中國那個外有帝國主義節節進逼，內有軍閥混戰的年代，他始終只能在官場的底層沉浮。
張仁蠡的五哥張燕卿（又名張仁樂）“飛黃騰達”的經歷卻似乎為他打開了另外一扇門。張燕卿在1931年上半年還不過是長春市政籌備處處長兼吉林省實業廳廳長，但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後，張燕卿主動附逆投敵，積極參加了建立“偽滿洲國”的活動，他賣國行為得到了日本人的高度讚賞。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偽滿洲國成立的第二天，日本人就任命張燕卿為所謂“偽執政府內務官兼實業部總長”，並很快就升任偽“實業部大臣”。1935年5月，張燕卿更是撈到了偽“外務大臣”的要職，成了“偽滿洲國”內權勢滔天的人物。
張仁蠡的哥哥，也是拉他下水當漢奸的張燕卿（又名張仁樂），他曾經一度出任“偽滿洲國”的所謂“外交大臣”
殷汝耕
看著哥哥“平步青雲”，張仁蠡也不禁蠢蠢欲動。他的“機會”很快就來了！日本侵略者在1935年11月25日策動漢奸殷汝耕在在冀東成立了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張仁蠡立即打蛇隨棍上，與殷汝耕同流合汙，為日本人效犬馬之勞。他的“忠心”果然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當上了偽“民政廳長”，終於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升官”，從此開始了他的漢奸生涯。
就任偽“武漢特別市“市長的張仁蠡
張仁蠡（左一）和軸心國方面的義大利武官一同參加日本人舉辦的酒會
1938年底武漢淪陷後，張仁樂向日本人推薦張仁蠡出任偽武漢市長。1939年4月初，張仁蠡興沖沖地跟著日本特務機關的淺見大佐由北平來到武漢，在侵略軍的扶植下，粉墨登場。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組建偽政權後，張仁蠡就立即投靠了汪精衛。汪精衛對張的攀附非常高興，委任他為偽“國民黨中央委員”。1943年10月，由於漢奸內部的派系傾軋，張仁蠡轉任偽天津特別市市長、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1945年2月，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後的大反攻，張仁蠡在偽政權搖搖欲墜之際辭職，隨後他回到北平當起了寓公，妄圖以這種“隱居”的形式來逃避即將到來的清算和審判。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成立了肅奸委員會，以懲辦那些認賊作父的大小漢奸。軍統頭子戴笠負責肅奸委員會的工作，戴笠雷厲風行地逮捕了一批漢奸，作為先後擔任了武漢和天津偽市長的張仁蠡自然也沒逃脫，和他哥哥張燕卿一同被鋃鐺入獄。根據張氏兄弟在淪陷期間的所作所為，兩人被國民政府法庭判處死刑。
但張家畢竟是名門望族，也算是有門路的，另外張家兄弟也撈了不少錢，在這關鍵時刻，他們到處大把撒錢託關係找門路。最終張仁蠡用重金買通了戴笠，於是戴笠便散佈輿論，稱張仁蠡在武漢期間，雖然罪行累累，但也修建了諸如防洪大堤等一系列民生工程，頗有建樹，因此“將功折罪”改判其無期徒刑。
保住了性命後，張仁蠡還不滿足，他不想在監獄裡待一輩子，他要“獲得自由”。於是他繼續大把地向北平相關當局砸錢行賄，悄悄給自己辦了個保外就醫，僅僅蹲了兩年大獄就逃脫制裁、逍遙法外。出獄後，張仁蠡就蟄伏在北平的寓所，靠著他盤剝淪陷區人民的民脂民膏，過起了“大隱隱於市”的日子。
但他的好日子沒過多久，隨著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國統區的有錢人紛紛想辦法外逃，但張仁蠡認為自己已經是蹲過大牢了，之前的罪惡已經算是翻過去了，因此沒有很在意，抱著僥倖心理留在北平。相比之下，他哥哥張燕卿倒是在被保釋出獄後就立即逃往日本，算是躲過了清算。
北平和平解放，起義的國民黨軍向解放軍移交防務的場面
北平和平解放後，張仁蠡繼續過著深居簡出的日子，靠著家裡的萬貫家財，依舊過著逍遙的日子。但他的好日子很快就到頭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場席捲了全國的鎮反運動，聲稱“居家反省”的張仁蠡再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局在對轄區內的人員進行戶口調查時，發現了曾經擔任偽武漢市市長和偽天津市市長的張仁蠡。公安機關立即與武漢和天津的人民政府取得了聯絡，獲取了大量張仁蠡在擔任偽職期間的賣國求榮，協助日偽鎮壓抗日運動，搜刮民脂民膏的證據。與此同時，武漢人民在得知張仁蠡在北京的訊息後，紛紛寫信給人民政府，要求對張仁蠡予以嚴懲。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採取行動，將在家裡躲藏的張仁蠡拘捕到案。張仁蠡在歸案後，在審訊中他極力為自己的罪行進行狡辯。他把自己美化成一個“子承父業”，為“武漢民眾謀福利”的“好官”，他還洋洋灑灑地舉出了自己在武漢期間的“政績”進行辯護。他聲稱自己在1939年至1940年間，在武漢修了以自己父親命名的“張公堤”，同時還修築了長豐被垸，還在斫口至集家嘴河邊，修了一道3700多米長的石砌防洪堤，同時還拓寬了利濟路、武勝路，還沿著河邊修了一條可通行汽車的石子路。
為了說明他“關心”武漢民生，他還特地舉了個例子。1940年5月12日，時任汪偽所謂“行政院”副院長兼所謂“財政部長”的周佛海到武漢，他與張仁蠡在漢口黃陂路的五花賓館貴賓廳會晤。在會晤中，周佛海要求張仁蠡將漢口煙土稅、菸酒稅和鹽稅的一半上交，張仁蠡以漢口堤防工程耗資巨大為由拒絕了這一要求，因此張仁蠡認為他對周佛海的“硬頂”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武漢民眾的負擔，有功於武漢。
周佛海
張仁蠡還宣稱自己在擔任武漢偽市長期間大力禁毒，他曾經在媒體和許多公開場合宣稱，凡是偽市政府人員，有吸食鴉片或其他毒品者，必須立即到市醫院戒毒，否則一但被發現，將會被立即免職。
張仁蠡侃侃而談他的這些“政績”，希望以此來脫罪，熟讀“六法全書”的他更是拿出當年國民政府已經將其定罪並允許他“保外就醫”的往事拿出來，認為不能“一罪兩罰”，企圖矇混過關，逃脫懲罰。
但他的痴心妄想在軍管會審訊人員出示的大量有力證據面前被無情地粉碎了。針對他吹噓的“建設有功”之說，審訊人員點出了他在修建工程期間，透過勾結奸商，盤剝民工口糧和工資，以及在建材方面以次充好，以此大量收受賄賂，貪汙防洪工程款項。透過貪汙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張仁蠡就聚斂了鉅額的財富，使他能夠在武漢、天津和北京等地購置了多處豪宅，以及大量的古玩字畫等。他甚至還也能力以“饋贈”的名義向汪精衛等大漢奸贈送珍貴的字畫以行賄，用於鞏固自己的地位，過著奢靡的生活。
此外他在武漢淪陷時期，積極配合日軍有計劃地對城內和武漢周邊的抗日活動進行殘酷鎮壓，妄圖透過製造“無人區”來切斷武漢三鎮和周邊抗日根據地的聯絡，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放火燒燬靠近游擊區和根據地的居民區。最多的一天，武漢的日偽軍警竟一次對10多處居民區縱火，結果大火連續延燒了七天七夜，白天濃煙滾滾籠罩在長江上，夜晚火光映紅了武漢夜空。據不完全統計，在日偽統治武漢時期，僅漢口一地就有4.3萬間民房被燒燬，使3萬多戶共12萬人無家可歸。
張仁蠡為首偽武漢市政府，秉承日本帝國主義“以華制華”的政策，極力推行奴化教育，為了討好其主子，張仁蠡下令將江漢關鐘樓的時鐘撥快1小時，以便和東京時間一致。同時強制在每天下午新17時（即原來的16時）就實行宵禁，不準隨意在街上行走，違者輕則逮捕問罪，重則格殺勿論。日偽就是妄圖用這種恐怖手段來限制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強化對武漢的控制，在此過程中，張仁蠡甘當侵略軍的馬前卒，起到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日偽統治期間的偽“漢口市政府”大樓
此外張仁蠡還以偽“市政府”的名義，強迫武漢的各類院校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揚所謂的“中日親善，共存共榮”，企圖從思想上麻醉和毒害青少年，以加強“中日文化交流”為名開展奴化教育。為了加強對青少年的日語、日本文化的灌輸，他還大肆調整學制年限，加重了初等教育階段佔學制的比重，將原來的教科書一律代之以鼓吹“東亞一體”、“大東亞新秩序”等內容的教科書，同時將日語定為“國語”，在學校內不得懸掛中國地圖，也不得使用“中華”等字樣，凡是可以激發學生愛國思想的內容都在教科書乃至市面上的書籍中被刪除。
為了確保奴化教育能夠推行下去，張仁蠡還往學校裡派遣所謂“學監”，專門監視教職員工日常的教學工作，如果發現有進行所謂“超綱”的教育，則立即會告知偽警察、特務機關對其進行抓捕，並進行殘酷拷問和刑訊，以達到“震懾”其他師生，不敢再有違反奴化教育的言行。
張仁蠡擔任偽武漢市長期間，極力巴結日本侵，圖為他強迫武漢人民參加日軍發動“七七事變”三週年的紀念大會
至於張仁蠡的“禁菸”一說，審訊人員舉出大量人證物證，證明張仁蠡自己就有很大的鴉片煙癮，但為了掩人耳目，他平時在公開場合經常雪茄不離口，試圖用雪茄的味道遮蓋嘴裡的鴉片煙的味道。平日裡，他即使是在親信面前，也從來不像其他偽官員那樣在煙榻上談論公私事情。因此不知其內情的人誤認為張仁蠡“禁毒”雷厲風行，甚至認為他本人不吸鴉片，其實吸毒比誰都多，只不過善於偽裝罷了。
張仁蠡在任職期間，還積極響應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的需要，為了滿足其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需要，配合日寇對武漢的公私財物進行了瘋狂地掠奪。如他將父親張之洞費盡心機搞起來的漢陽兵工廠、漢冶萍公司等眾多廠家的大型工程機械、機器裝置、鋼鐵等全部拆掉並交給日本人運回日本，甚至還在許多工廠的廢址上搜刮廢鋼鐵以供日軍使用。此外偽政府還配合日軍在民間以強買強賣的形式蒐集金屬，以供其製造軍火。
張仁蠡以上的這些主要罪行給武漢人民帶來的深重的災難，使得無數同胞家破人亡，不得不背井離鄉，更多的人則不得不在侵略者的鐵蹄悲慘地求生，至於他其他的罪行更是罄竹難書，張仁蠡面對鐵證失去了其往日誇誇其談的神氣，不得不承認了軍管會幹部指控他的各項罪行。至於他聲稱的所謂國民政府將其“保外就醫”的手續，軍管會也透過調取敵偽檔案，證實了張仁蠡是透過行賄的不正當手段，先是獲取了國民黨政府所謂“最高法院”的“法外開恩”，將其死刑改為無期徒刑，再透過賄賂法務部的暗箱操作，使其只關了2年多就得以被釋放，在這些證據面前，張仁蠡終於再也不談什麼“一罪兩判”了，只得最終低頭認罪。
1951年5月20日上午，在經過公開審判後，北京市軍管會判處張仁蠡死刑，並且將其和一批罪大惡極的案犯一同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張仁蠡這個民族敗類，終於得到了其應有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