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小弄堂，一間小屋子，一個書報架，一群年輕人……想當年，手捧銀行“金飯碗”的青年後生，就是在這樣的簡陋環境裡聚在一道，燈火盈盈，書聲琅琅。讀書會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一般，點亮他們思想的星火，接受革命的啟蒙。
01 中南銀行的“漁光村圖書室”
中南銀行是近代所謂“北四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四家成立初期主要經營範圍在華北地區的大銀行）之一，是近代海外華僑回國投資創辦的最大的銀行。
鎮寧路西側的漁光村，為昔時中南銀行的員工宿舍，以“左翼”進步電影《漁光曲》命名。1938年9月，中南銀行第一位地下黨員華家騄調查後覺得，住在單人宿舍裡的青年職員，職級相同，年齡相仿，思想相近，關心抗戰形勢和命運前途，喜歡讀書看報交流感想，漁光村是開展群眾工作、擴大黨組織影響力的好場所。於是乎，以豐富員工業餘文化生活為由，向銀行方面借來了書櫥和傢俱，申請了補貼經費，訂立了閱覽章程，宿舍圖書室就這樣張羅起來了。
漁光村
圖書室除了購置金融經濟類的書籍，還有意識地選擇了一批進步書刊，如斯諾的《西行漫記》和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等，很受讀者歡迎。他們把這些紅色讀物分拆成幾個小冊子，包上新的封面出借，既增加了隱蔽性，也提高了流轉效率。華家騄又聘請中南銀行襄理兼八仙橋辦事處主任陳光庭擔任圖書室監察，使地下黨領導的群眾組織取得了合法地位，個別中高層管理者也來借閱圖書、參加文體活動了。
每到夜晚，漁光村裡，燈火盈盈，書聲琅琅。圖書室以黨員為核心，於暢述讀書心得中傳播革命真理，從中發掘積極分子，把一些作風正派、熱心公益、有群眾影響的銀行員工團結到黨組織周圍，陸續發展了若干名黨員。
1941年12月，日軍悍然佔領租界並強徵漁光村宿舍，勒令職工遷移。形勢所迫，華家騄趕緊將進步書刊藏匿起來，其餘書刊捆紮後運送到漢口路中南銀行6樓，繼續供行內員工借閱。
漢口路110號中南銀行總行舊照
02 浙江實業銀行的“合作讀書會”
浙江實業銀行是近代所謂“南四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新華銀行）之一。在“左翼”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浙江實業銀行幾位在學校裡就已接觸到一些進步思想的練習生，在記賬算賬之餘組成“合作讀書會”，自掏腰包購買各種書籍，滿足求知慾望。他們閱讀和討論的作品選題相當廣泛，從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譚嗣同的《仁學》，到托爾斯泰的《復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在苦悶憂愁的漫漫長夜裡尋求光明與出路。
讀書會里學過世界語的郭味回、馬寶鍔，還把他們透過外媒獲悉的世界無產階級抗爭、工農紅軍萬里長征勝利等訊息進行分享，使會員對國家的命運前途重新燃起希望。
浙江實業銀行行員宿舍所在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葆仁裡地圖
成立於1936年10月的上海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簡稱“銀聯”）由張人俊、張困齋等20多人發起，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團體。在“銀聯”活動中受到中共地下黨員張困齋培養教育的陳業善，經介紹成為浙江實業銀行的第一位共產黨員。“合作讀書會”的效應，也由此延伸到這家銀行的單身行員宿舍所在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葆仁裡，黨支部利用這個陣地作為青年行員活動中心，每星期舉行一次學習討論，在黨員和積極分子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還傳閱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這些精神食糧，成為年輕職員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裡堅持戰鬥的力量源泉，其中有兩位還先後遠赴解放區投身革命。
張困齋，“銀聯”發起人之一。上海解放前夕不幸犧牲，與李白、秦鴻鈞並稱為“電臺三烈士”
1937年9月7日，上海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填寫的上海市抗敵救國團體登記表（上海市檔案館藏）
03 新華銀行的“星火讀書會”
新華銀行也是“南四行”之一。在共青團和“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與推動下，新華銀行曾經建立過一個“左翼”秘密組織——“僱員協會”，團結一批進步職業青年，學習共產主義思想，結合僱員的日常生活問題開展鬥爭，並出版了秘密刊物《僱員生活》，從此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新華銀行舊照
1939年，新華銀行建立了地下黨支部，翌年黨組織召集積極分子成立了“星火讀書會”，定期舉行活動，閱讀進步書刊，邀請“左聯”作家授課，切磋交流文學寫作體會，要求會員每月寫一篇習作，互相傳閱提出意見，活動地點大多在新華銀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辦事處。
“孤島”時期，物價飛漲，而工資卻紋絲不動，民眾苦不堪言。黨支部暗中通聯，“星火讀書會”成員秘密商定發動了一次聯名請求增加薪津的鬥爭，擬稿、刻印並將聯名請求加薪的呼籲書分發至各部門及辦事處。“一石激起千層浪”。請願書一呼百應，簽名者絡繹不絕。新華銀行管理層迫於群情激憤，只好同意加薪。但是這次鬥爭後，受到當局盯防，“星火讀書會”的活動更加隱蔽了。
04 金城銀行的“愚園路同德會”
1939年秋後，敵偽勢力對上海租界的滲透日益加強，上級黨組織揆情審勢，決定把群眾工作重點由參加“銀聯”召集的活動為主，“化整為零”逐步轉向在各家銀行內部分頭組織，這樣更有利於聯絡群眾和隱蔽力量。於是，在“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銀行，由“銀聯”的活躍分子建立了一個進步組織——“愚園路同德會”。“同德會”取得行方的支援，將愚園路一所花園洋房用作讀書、聚會等文體活動的場地。
1939年，“銀聯”開展慈善募捐活動，支援新四軍。圖為“銀聯”成員在募捐大會上表演合唱（上海市檔案館藏）
“讀書愈多，精神就愈健壯而勇敢”。“同德會”不僅開闢面向公眾的圖書室，還另設一處小小藏書櫃，對勤於進取、奮發有為的銀行職員出借各種進步書籍，從而培育革命意識、散播革命火種。圖書室還組成兩個讀書小組，每逢星期天，聚集在積極分子陳啟剛、殷燦鑫等家裡進行活動，探討《社會科學基本知識》及進步文藝作品的讀後隨想，出版了5期手抄刊物《勵進》，紙上交流，直抒胸臆，碰撞出思想火化。1940年以後，透過讀書會陸續吸收了數位優秀青年入黨，使黨員分佈遍及金城銀行總行營業部、儲蓄部、總經理處以及部分辦事處，擴大了黨與群眾密切聯絡的輻射範圍。
江西中路200號金城銀行大廈舊照
05 浙江興業銀行的“浙興讀書會”
“南四行”之一的浙江興業銀行的青年職工同樣成立了進步組織——“浙興讀書會”。當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各種投降論調甚囂塵上。雲霧繚繞，局勢迷茫，埋首於數字賬本的銀行職工有時也會曲直莫辨，“浙興讀書會”時常發生爭辯，口誅筆伐，眾說紛紜。針對這股逆流，浙江興業銀行黨支部根據上級指示，採取原則問題不讓步、非原則問題可靈活掌握的方針，力爭使讀書會中的進步力量逐步佔據上風。
浙江興業銀行舊照
為此，“浙興讀書會”除了繼續組織進步社會科學和文藝著作閱讀外，黨支部還專題學習了毛澤東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等文章，並邀來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吳承禧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以及消滅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主張，吸引了非讀書會的眾多行員前來聽課，座無虛席，反響熱烈。由於吳承禧擔任著浙興銀行襄理，雖然高層認為他“言辭出格”，也奈何不得，但以後類似講座就不允許再辦了。
同時，讀書會編辦了油印刊物《學習》，行內地下黨員吳申淇用筆名撰寫系列述評，揭示世界革命鬥爭形勢與格局，論述民主團結的重要性，因文筆生動，鞭辟入裡，行員爭睹為快，競相傳閱。在之後開展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中，從讀書會脫穎而出的青年骨幹起到了“生力軍”和“先鋒隊”的作用。
新媒體編輯：陸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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