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2：梭倫改革

德拉古之後的雅典，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雅典內部的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暴動一觸即發。

然而，雅典人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們在最危險的時候沒有選擇暴力。在所有人都覺得農民起義將要到來的時候，他們卻選擇了社會改革的方式度過危機，運用法治的方法，完成雅典社會的轉型，這在之前的經驗中，是絕無僅有的。而雅典人跨出了這一步，也開啟了雅典的崛起之旅。

動盪的時代呼喚英雄，雅典的英雄很快就來了，而且不止來了一個，而是五個。

斯巴達崛起，是由呂庫古一人，將國家的政體結構和大政方針都安排好，後面的人執行就行。而雅典的崛起，前後歷經百年，有五位傑出人物，每個人在任內完成了一定的功業後，漸進式的跑到終點。

斯巴達是一個人跑，雅典則是接力賽。

接力賽的五個人分別是梭倫、庇西特拉圖、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其中前三位完成了雅典的政體框架和經濟崛起，傳到地米斯托克利手上，他推動了雅典戰略轉型，最後在伯里克利時代，達到了雅典的巔峰，雅典的黃金時代，也是希臘文明的高光時刻。

這一切的開端，就是梭倫的改革，他是我們說的雅典重要人物的第三位，也是雅典正式邁向頂點的第一位。

（梭倫）

梭倫的出生，用今天的話講叫做“中產階級”。他們家祖上是雅典的貴族，但不屬於精英的貴族圈子。到了梭倫老爸這一代，家族的影響力已經衰落，但梭倫的老爸是個成功的商人，而且是個樂善好施的人，賺到的錢都被老爺子用各種名目給散了出去。所以儘管做了多年生意，老爺子錢沒攢下多少，但他留給梭倫的是比錢還寶貴的資源，那就是雅典城裡雄厚的人脈和良好的口碑。梭倫本人也是一代才俊，年輕的時候跟著老爸做生意，一邊經商一邊遊歷希臘各個城邦，還到過埃及和兩河流域，眼界水平和認知高度在同輩人中都屬於上乘。回到雅典城後，梭倫逐步參與政治，因為梭倫是貴族，根據德拉古的立法，他有資格去競選國家領導人（執政官）。在老爺子留下的群眾基礎和他本人努力的共同作用下，公元前594年，44歲的梭倫，憑藉其本人的能力和無與倫比的群眾威望，幾乎全票當選雅典城的“執行長”，而後他實施的一套改革措施，便是後世傳頌的“梭倫改革”。

梭倫改革的內容，一句話總結：“經濟上穩健中庸，政治上大刀闊斧”。

面對德拉古改革後的社會局勢，梭倫看的很清楚，那就是貧富差距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所以梭倫的第一步，就是經濟上的改革。

梭倫一上來就頒佈了著名的《解負令》。主要內容有：第一，債務減免。免除目前債務人身上揹負的大部分所欠債務，所有已經被抵押土地的債務關係也立即解除；第二，禁止債務奴隸現象。宣佈自由人不能夠因為抵債成為奴隸，市場不允許接受人們以出賣自身方式的抵債情況，所有曾經因為資不抵債而賣身成為奴隸的人，國家出錢將他們贖回來；第三，宣佈雅典貨幣直接貶值27%。

這三個措施，大大緩解了當時窮人的債務問題。減免債務的政策讓農民最擔心的兩個問題：債務過高和失去土地的風險大大緩解，廢除債務奴隸從根本上保障了窮人的社會地位的安全，而貨幣一夜之間貶值近三成，使以後人們在負債的時候，實際的負擔也就相應下降了三成，而且，貨幣的貶值也刺激了商品的出口，客觀上也推動了一批商人的崛起。

但是這種改革有沒有問題？當然有。

減免債務，不允許接受債務奴隸，欠債的倒是爽了，可是債主們就人財兩空了。有道是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你不和人商量就這麼愉快地決定了，這幫權貴還不得恨死你。如果真把這幫人惹急了，你的人身安全都有可能無法保證，美國南北戰爭後的林肯就是血的教訓。貨幣一夜之間貶值27%，這不就是休克療法嗎，這種做法副作用很大，大家只要看看冷戰結束後的前蘇聯地區就明白了。總之，這個經濟組合拳，有效果，風險也很大，可梭倫還是這麼幹了。

因為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當時的雅典就是個火藥桶，已經到了一個火星就能爆發起義的地步，哪有時間召集專家開聽證會，慢慢做決策的方法肯定行不通。所以梭倫也就不講究這些繁文縟節了，他的選擇是迫於當時的形勢，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應對。而這麼幹，是需要勇氣和擔當的。

看到這裡有人要問了：你不是說梭倫的經濟政策是很穩健中庸的嗎？他這麼簡單粗暴的一刀切，胡扯吧？

這就要說到梭倫經濟改革的效果，也是一句話：雙方各退一步。

當時的雅典窮人，對於改革的訴求是：重新分配土地。梭倫對債務的減免當然讓這些農民很高興，但農民也很清楚這些措施並不解決根本問題，債務減免了，但後續吃飯還是成問題。所以，雅典這些弱勢群體對梭倫的期盼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到了土地心裡才踏實。但是梭倫僅僅將地主持有的債務減免，土地的歸屬還是尊重歷史形成的原因，並沒有對這些上層精英趕盡殺絕。因此梭倫的經濟改革形成的結果是：地主們被強制放棄了存量的債務，多少受了點損失，但是最重要的資產——土地還是掌握在他們手上。農民還是要靠打工種地謀生，但是一次性解除了繁重的債務，並且以後也不會因為債務問題淪為奴隸，生存壓力大大緩解，日子就還能夠往下過。

也許你會追問：為什麼要各退一步呢，為什麼不能一步到位呢？

確實，梭倫的改革，一直有不少批評的聲音，主要說他偷奸耍滑，兩邊和稀泥，結果搞得兩邊都不滿意。而雅典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沒有得到解決，因此，梭倫的改革算不上成功。

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法同意這種說法。

如果非要說原因的話，那就是：步子邁得大，容易扯著蛋！

看歷史不能想當然。不管你是治理一個國家還是帶一個團隊，最怕的就是走極端，稍有不慎，就會鑄成大錯。不信，大家可以去看看1789年法國大革命，這就是[]-一步到位的典型。革命之前，法國的社會問題有多嚴重，階級矛盾有多尖銳，輿論環境有多不友好，大家看看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明白了（國家領導人曾多次推薦過）。但是大革命並沒有給法國帶來想象中的永珍更新，反而是血流漂杵、風雨飄搖的十來年，直到拿破崙出現。大革命催生的不是人們改造世界的熱情，而是埋藏在心中的仇恨。且不說羅伯斯庇爾的大開殺戒有多恐怖，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描寫的那個既可憐又可恨的德法日太太，不就是一個被大革命裹挾下的變態典型麼。你用一個極端去消滅另一個極端，只會使問題越來越極端。

如果你認可上面的說法，那回頭我們來看看梭倫的經濟措施就會有一番不一樣的體會。

梭倫聰明的地方就在於，他搞了中庸路線。梭倫改革所面臨的處境是德拉古的改革太過嚴苛，造成社會矛盾太尖銳，輾轉騰挪的餘地都少的可憐，等於說，德拉古是走了一個極端。而如果梭倫頭腦一熱，為了選票就迎合下層選民搞平均主義那一套，不啻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國家不出事兒才怪。就像你剛從桑拿房裡出來馬上衝冷水澡，等待你的會是什麼下場，大家自行腦補。

所以梭倫的這套措施，表面上他的確一刀切，看上去簡單粗暴，但卻是快刀斬亂麻，最棘手的債權人和債務人的矛盾以雙方各退一步的方式就解決了，雙方儘管都不滿意，但都實現了部分訴求（地主保住土地，窮人得到喘息），社會矛盾得到緩解，最糟糕的也暴力沒有出現，這樣才能在危機的情況下，慢慢以改良的方式把國家這艘航船拉回正軌。

法律不是用來讓所有人都滿意的工具，而是尋求多數人普遍共識的最大公約數。

說到這裡，我倒是想起了我黨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1941年到1943年，在蘇區實行了“雙減政策”，也即“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如果按照批評者的觀點，這不也是一種兩頭不討好的政策嗎？但恰恰是這種政策，讓我們黨在抗戰最為艱苦的防禦階段，打造出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眼光，還需要格局，不能不說是一種大智慧。

所以我認為梭倫的經濟措施，就是有大格局、大智慧的。

但不管怎麼說，梭倫的經濟政策，只是起到了緩解矛盾的作用，後面還有很多硬骨頭要啃。

這就要說到第二個內容，雅典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到底是什麼。

請大家想一下這個問題：雅典的貧富分化，究竟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如果只是經濟問題，那麼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貧富分化，土地兼併就是雅典社會的本質矛盾，解決方案也就只要在經濟層面動腦筋就行。但如果說是一個政治問題，那麼貧富分化就只是一個表面現象，背後有著更加深層次的原因，那麼解決問題就必須透過現象，抓住背後的本質矛盾，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梭倫在這個問題上，顯然認為是後者。

梭倫充分研究了德拉古改革的種種利弊得失，他覺得導致雅典目前困境的原因是貴族階層的特權過於強大，上層壟斷了全部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在財富分配協調上佔據絕對優勢，城邦的話語權全部向上層精英聚集，而中下層百姓，不服只能憋著。說白了，德拉古的這種做法，民間俗稱“拉偏架”，最大程度保證領導的利益，員工如果不服，那麼嚴刑峻法就會教你怎麼做人。這種做法我們都知道是相當短視的，出問題是早晚的事。所以，雅典的問題不是出在經濟執行上，而是規範經濟執行的政治制度出了問題。

貧富分化，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既然如此，要解決問題，就不能僅停留在經濟層面，而要從制度上入手。

相對於經濟措施，梭倫給出的政治層面解決方案，相當精彩。

簡單說來，叫做：從血統到財富。

德拉古改革的核心是強調貴族的利益，而貴族的身份合法性來自於血統，你出生在哪個家庭，就決定了你是什麼身份，也就決定了你在雅典的權利與義務。但是，血統這東西沒法選擇。在德拉古的思維體系裡，你運氣不好，爹媽不給力，哪怕你是千古奇才，也活該當一輩子下人；反過來，你命好，爹媽是精英，那麼不學無術照樣吃香喝辣，這顯然不合理。梭倫的政治改革，就從這個核心痛點下手，將身份因素淡化，轉向了財富。

梭倫規定，雅典公民從此以後，根據收入的多少，分為四個等級：

上面的這個分類，大家發現，雅典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評定，已經不再和出身、家族、地位和名望掛鉤了，唯一的判定標準是收入。這樣一來，血統的重要性就被抹平了，財富的重要性凸顯了出來。對於雅典的社會公平是一個巨大進步。因為收入是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獲得的，這種轉變其實就是給了普通人改變命運的機會。

你也許會說，第一、第二等級的富人，大多數不都是以前的貴族和精英嗎，這麼分類就是換湯不換藥。這種想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應當看到，當時的雅典，正在經歷第二次海外殖民，海外投資和貿易方興未艾，梭倫對貨幣實行貶值後，客觀刺激了對外貿易，比如橄欖油的出口就大幅增加。而在雅典國內，也有一批中下層老百姓，因為債務豁免不再有後顧之憂，放開手腳大幹快上，實現了財富的積累與增長，從此命運被改寫。梭倫的這套制度，讓更多的人看到了希望，有了盼頭，這才是最為人稱道的地方。

換句話說，在這個改革下，你或許輸在了起跑線，但只要你肯幹，就還有機會贏在終點線。

透過努力，改變自己的財富狀況，進而實現階層的流動與躍遷，這個迴圈一旦建立，那麼以往只有封閉在貴族圈子裡的特權，就漸漸地放開到全社會面向大眾了。比如參與司法行政、決定公共事務等權利。而大眾一旦接受並習慣於這樣的政治生活，那麼，離建立公民社會也就不遠了。

有了這個轉變，那麼接下來，梭倫出臺了一整套與之配套的制度，全面推動雅典公民社會形成與發展。民主制度的雛形也在這個時候初見端倪。

第一，廢除德拉古幾乎全部的法律。除了謀殺這一類必須判處極刑的法律被保留下來外，梭倫廢除了德拉古留下的全部嚴刑峻法。從此之後，那種在街上溜達都會被判刑的荒唐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雅典的整體環境開始變得寬鬆起來。

第二，建立官員選拔制度。按照財富決定等級的原則，梭倫規定，城邦的高階官員，9位執政官，只能在第一、第二等級內產生；第三等級的人可以競選中低階的政府職位，第四等級的人沒有參加競選的權利，但可以參加投票決定選誰不選誰。也就是說，精英階層對官職的壟斷開始出現鬆動。

第三，完善軍事制度。雅典既然按照財富劃分了全體公民的身份,那麼身份不同，雅典公民承擔不同的兵種職責。第一和第二等級擔任騎兵,第三等級擔任重灌步兵(雅典軍隊主力),第四等級擔任輕裝步兵(後面還擔任海軍水手)。軍事裝備，包括戰馬、鎧甲、刀劍、盾牌由各個公民自理。雅典和斯巴達一樣，實行全民皆兵，但是雅典除去對公民的正常的軍事訓練外，並不過多介入和干涉公民的正常生活。雅典公民戰時人人皆兵，平時還是該幹嘛幹嘛，相比斯巴達，雅典的軍事制度要人性化得多。

第四，完善司法制度。梭倫為了進一步實現全民參與城邦事務的積極性，發明了一項我們今天無比熟悉的制度：陪審制。就是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陪審團的由來。這種制度幾千年下來，運作的機理基本不變：有沒有罪陪審團說了算，是坐牢還是挨槍子兒法官說了算。陪審團成員由各個符合條件的雅典公民抽籤組成，保證每個人，上到精英，下到窮人都有機會參與陪審法庭，雅典社會的公正基礎進一步夯實，法制建設向前邁了一大步。

第五：建立遺囑制度。索倫之前，雅典說穿了就是部落酋長那一套，人死了，財產由氏族或者家族的長老主持分配，怎麼分，分給誰原來的主人說了不算。梭倫改變了這一切，規定人死後的財產分配，應當按照持有者的意願，以尊重本人的原則進行處置，旁人不得染指，應該說是私有產權保護的一大進步。

這樣就夠了嗎？

當然不會。

和呂庫古改革一樣，梭倫對雅典的貢獻也是憲政改革。那麼，梭倫的改革步伐絕不會僅僅停留在單一制度層面，而是會在政治體制的底層做文章。

這個文章，叫做重塑政治框架。

梭倫的政治重建，主要是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組建了400人議事會。雅典從忒修斯時代開始，就存在一個叫做公民大會的制度，說白了就是那種"村長一聲吼，全村一起走"的群眾集會套路。但是以往這個會議都是由貴族掌握的，會議什麼時候開，討論什麼內容全部由貴族說了算，老百姓其實就是橡皮圖章，只能舉手而已，對議案的設定、會議的程序沒有任何發言權。梭倫對公民大會的改革,引入了”人大代表”的概念, 我們以前說過,雅典有四大部落,於是梭倫規定,每個部族選出100名代表組成一個”四百人議事會”,也就是說每個部族都有固定的100個人代表各自的團體在這個議事會中爭取權益，這幫代表，今天的稱呼叫做“議員”。議員的職責包括蒐集民意，提交議案，討論議案、投票選舉、監督管理等職責，透過這種方式，保證每個部族、每個群體都有人在國家層面代言，你的訴求總能夠找到一個發聲的渠道與出口，這個和今天的民主政體下的議員管理運作機制已經非常相似了。

第二個叫做巧妙發揮戰神山會議功能。前面我們說過，梭倫改革之前的雅典權力集中在戰神山會議中，精英貴族壟斷了雅典的核心政治權利。現在透過四百人議事會的方式，分流了戰神山會議的大量職權，有效削弱了貴族階層的權力壟斷。但是，戰神山會議圈子裡面的這幫人畢竟擁有治國理政的經驗，在社會上也擁有強大號召力，藉助他們的力量，不僅可以得到源源不斷的智力上的援助，還能夠在內政外交一系列專業領域獲得意想不到的幫助，和他們搞好關係，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所以，想明白的梭倫，一方面在國內擴大平民參政議政的基礎，同時也藉助戰神山會議的精英資源，為軍政決策提供外部的支援。兩套班子互有所長，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互動迴圈的結構。

看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四百人會議加上戰神山會議，這種組合好像在哪裡見過？

這就是我們在媒體上常常聽到的一個名詞：兩院制。

今天，只要你對西方稍微有點了解，也知道西方各個國家都有上議院和下議院兩個班子。各個國家對兩院的叫法不一樣，比如在英國，下院叫做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上院稱為貴族院（House of Lords）,在美國則分別為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和參議院（Senate）。叫法雖然不一樣，但功能設定基本相同，下院負責法律起草和制定，掌握財政資源、監督政府運作等核心權力，權責相對較大，人數也較多；上院主要負責法律稽核，部分國家上院還負責外交工作，但相對而言，上院的權責較單一，人員也不多。現在世界各個國家的主要政治運作的基本框架，都是實行的這種兩院制模式，總體看，兩院制的安排是一個權責分明、互有所長的制度安排，是目前世界整體設計的主流思維，而這一切，最初就來自於梭倫的改革嘗試。

梭倫改革之前：

梭倫改革之後：

看到這裡，梭倫的改革的精髓也差不多說完了。我們如果簡單總結一下梭倫改革的幾個關鍵詞：兩院制、陪審制、議員制，選舉制度，公民大會，這些名詞和在一塊兒，你會發現當今西方世界主流政體設計和制度安排的靈感，追根溯源的話幾乎都能夠回到梭倫這裡，就憑這一點，後世對這位老兄的頂禮膜拜也就不難理解了。

完成了政治方面的改革，那接下來，雅典要崛起，經濟也必然要做大做強，於是，“經濟教父”庇西特拉圖登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