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澇災害是從古至今一直威脅著人類生命的自然災害，人類在長期與洪水的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防汛抗洪經驗。但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古人是如何防汛抗洪的呢？
古代的水文站
自古以來，人類逐水而居，不斷觀測探索河流水的變化規律。《尚書·禹貢》有載：“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意為：大禹劃分九州土地，沿著山巒疏浚水道，依據土地的具體情況制定貢賦品種和數量；大禹用土堵水，砍削樹木作為路標，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也就是說，早在2000多年前，人們已經認識到水文的重要性了。之後，歷朝歷代更是重視防汛抗洪和汛情通報工作，在河流要處建立水文監測站。
目前，我國儲存較為完整的古代水文監測遺址當屬長江流域重慶的白鶴梁，其被稱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由於白鶴梁的梁脊僅比長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幾乎常年沒於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較低時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據白鶴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來確定長江的枯水水位。從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鶴梁上以“刻石記事”的方式記錄長江的枯水水位。
白鶴梁“刻石記事”
古代把觀測水位的標記稱作水則，又名水志、水尺。“水則”中的“則”，意思是“準則”，通常每市尺為一則，又稱為一劃。在古代水則主要有無刻畫、只有洪枯水位刻畫和等距刻畫的水則碑三種形式。
無刻畫，如石人水則。李冰當時修建都江堰時，用3個立於水中的石人觀測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體某部位作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標記。有記載“竭不至足，盛不沒肩”，當水位在石人的足與肩之間，引水量才正好滿足灌溉與防洪安全的要求。南宋在今寧波設立的平字水則，上刻一大“平”字，當時，寧波城外各個楔閘視“平”字於水中出沒情況而啟閉：如果水浸沒了“平”字，則應當洩水；如果“平”字出於水面，則應當蓄水。因水閘啟閉適宜，當地百姓無旱澇之憂。
1900年寧波平橋水則碑
只有洪枯水位刻畫，如：《水經·伊水注》記載三國魏黃初四年 (223)伊闕石壁上的刻畫及題詞；白鶴梁石魚記下了自公元764年後斷續72個年份的枯水記錄。
白鶴梁石魚
等距刻畫的水則碑，如陝西的宋代豐利渠取水口遺址的左岸石壁上就有儲存完好的水則，刻度每格在30—32釐米之間，寬30釐米，分成兩段，上半部在閘槽前，共有五格，下半部在閘槽後，共有四格，前後兩段刻度基本銜接，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掌握了精確的測水技術。
宋代豐利渠取水口水則遺蹟
古代的防洪法規
我國古代不僅在應對洪澇災害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同時也形成了內容豐富的防汛抗洪法律法規。最早的防洪制度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國的護堤命令：“丞相諸葛令，按九里堤捍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築竣，告爾居民，勿許侵佔損壞，有犯，治以嚴法，令即遵行”。可見，諸葛亮當時主持修建九里堤是為了防水患，以保護都城，並且還向居民宣告，不允許侵佔和損壞，如果有違反的，要嚴懲。
到了唐代，唐高宗永徽年間頒佈的《唐律疏議》中，對水利防汛有專門的條款規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處，刺史、縣令以時檢校。若須修理，每秋收訖，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損壞堤防交為人患者，先即修營，不拘時限”。意思是說：在河水有堤防的地方，當地刺史、縣令要按時檢查踏勘。如果需要修葺，則在每年秋收之後，計算所需人工，派遣人丁修築。如果洪水突然來襲毀壞了堤防，要先行修堵，不受時令限制。另外，在唐代還專門頒佈了水利管理法規《水部式》，其中也對防汛抗洪做出了具體規定。
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頒佈實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國現存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規。內容有：明確劃定了黃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規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員“兼行戶、工部進”，在汛期到來之前沿河檢查......規定河防緊急時，沿河州府和都水監、都巡河官等應共同商定搶險事宜......沿河州、府、縣官員防汛無論有功還是有罪，都要上報，由國家據情處理等。
金代以後各朝代的防洪法規，多由《河防令》引申而來。明代的《護守堤防總考略》、《修築堤防總考略》。到了清代的防洪法規又得到了進一步完善，道光年間林則徐任湖廣總督期間，訂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條；嘉道年間著名水利專家、玉環同知王鳳生編著了《詳定江漢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條等。
古代的預警機制
據史料記載我國在先秦時，已形成了“報汛制度”。古代官府專門設定了報汛驛站，報汛又叫“水報”，主要有“羊報”“馬報”“狗報”“步報”等多種報警手段。
“羊報”，最初是黃河遇險時報汛之法。報警差役帶著水籤，乘充氣羊皮筏，從上游而下，將觀測到的水位刻在標籤上，陸續投擲報汛。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緩流處接應，根據水籤提供的水險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搶險、救災等各項準備。
黃河羊皮筏
“馬報”，乘坐快馬報汛，明清時稱為“六百里飛馬”。古代黃河常決口，因而在黃河堤岸備有報汛的“塘馬”。當上遊地區降暴雨河水陡漲時，行政主官就將水警書於黃絹遣人快馬急送下游。馬報屬接力式，站站相傳，沿河縣份皆備良馬，常備視力佳者登高觀測，一旦發現洪災，即通知馬伕接應，逐縣傳到開封為止。當時有的一晝夜迅奔500裡，竟比洪水還要快。
元代，朝廷還據自然條件，設有陸站、水站、轎站、步站等報警驛站。東北地區由於路況差，故設有狗站。當時用於報告水警的狗最多時達3000條，在遼東、黑龍江下游等地區就設立有15處狗站用於報告水警；明代，著名治河專家潘季馴更是總結出的一套可行的報警方法：如果出現險情，要立即懸旗、掛燈、敲鑼，發出緊急搶救訊號，提醒搶修，安排群眾轉移；清代陳潢輔助河道總督靳輔治水，提出從上游根治黃河的主張，併發明瞭測定流速流量的“測水法”。
古代的防洪技術
我國古代的防洪技術，大體經歷了“障—疏—堤”的發展過程。史籍中記載的最早防洪活動是“共工埋水”，較早記載應對洪澇做法的是《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要求官員在季春初夏之時，就提前視察轄區堤防情況，疏通境內渠道，方便行洪。
古代的防洪主要是城防和河防。對城市的內河溝渠，透過護城河將城市內積水及時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暫蓄水。為避免江河暴漲形成倒灌，在進城處設定水門，既有效管控船隻的往來，又對江河與城市進行有效分割。陝西秦咸陽城、漢唐長安城以及阿房宮遺址區均有古代防洪排水設施的俢鑿痕跡。
陶水管道
明代西安由龍首渠供水，但滿足東城使用。成化元年(1465年)興建廣濟渠，引交（xiao）河、皂河入西城，工成後立有《新開通濟渠記》碑，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碑陰刻有水規十一條，其中規定：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七十里間，每裡設夫二名，負責修理河道堤防和植樹......城內渠旁不許開飲食店或堆放糧食，以防老鼠和害蟲打洞，確保汛期堤壩安全。
部分《新開通濟渠記》碑陰
對於河防，北宋對汴河管理有“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過載為準”的規定；明代還興建了大型的水閘，以控制水位，保證汛期調節水位和航運安全。浙江紹興三江口（錢塘、曹娥、錢清三江匯合地）的三江閘建於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是個大型排水閘。建閘以後，潮水盛漲時下閘擋潮和蓄積內河淡水，潮退時則開閘排澇。
民國時期三江閘
來源：陝西水利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