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
明朝是陝西曆史上人口遷移極其頻繁的時期。總體上，遷入人口多於遷出人口。關中是主要人口遷出地區，陝南、陝北則是重要的人口遷入區。到了明末，陝西各地的人口外遷都很突出。
（一）人口外遷
1.明初人口外遷明初，多次將陝西衛所將士調往外地屯戍，形成大規模人口外遷。《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調陝西、山西戰士56 000餘人赴雲南聽徵。此次外調的陝西軍士約有30 000人。同年十月，明政府又命耿炳文調西安等衛軍士33 000餘人“往雲南屯種聽徵”。次年二月，這支陝軍抵達雲南屯戍。這些軍士以關中駐軍為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又下令調“陝西西安左衛及華陰諸衛官軍八千餘人往甘肅屯田，官給農器谷種”。僅據以上3次統計，明初由陝西調往外地屯戍的軍士約74 000人。按照明朝制度，這些外調的軍士既然是到外地屯戍，就很難再回到陝西。所以這種外調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移民。
明初，由政府組織的強制性移民規模非常龐大。在這次移民浪潮中，陝西也有部分人被遷往外地。萬曆《景州志》載，景州“國初（明初）承金元亂後，遺民孑然，……頗徙江、浙、山、陝之民實之，故今民非土著十居七八”。可見明初曾將陝西部分百姓遷往景州（今河北景縣），但估計數量不大。又據萬曆《明會典·戶部六·戶口一》載，永樂元年（1403），明政府選浙江、江西、湖北、陝西等省、府百姓“充北京富戶，附順天府籍，優免差役五年”。這次遷往順天府（今北京市）的陝西人口估計也不多，因為這次是有選擇的遷移，而且遷移範圍相當廣泛。
2.明中後期人口外遷明中期以後，由於賦役繁重，自然災害頻繁，陝西因流民而引起的人口外遷日趨增多。在外省流民紛紛湧入陝西的同時，關中的百姓也流入陝南，並有不少人流往外省。如正統十年（1445）陳鎰上奏：“陝西所屬西安、鳳翔、乾州、扶風、咸陽、臨潼等府、州、縣旱傷，人民飢窘，攜妻挈子出湖廣、河南各處趨食，動以萬計”，這些流民皆來自關中地區，流入河南、湖廣（今湖北、湖南）者數以萬計。
萬曆《鄖陽府志》對境內居民的構成比例作過這樣的統計：“陝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湖廣德安府）、黃（湖廣黃州）、吳（江蘇）、蜀（四川）、山東、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由此可知，在鄖陽府（治今湖北鄖縣，即今湖北西北地區）總人口中，陝西籍人口所佔比例最大，已佔該府人口的50%，而當地土著人僅佔20%，這些陝西籍人口絕大部分當來自關中地區。陝北也有不少流民，《明憲宗實錄》載，成化時，“延安、慶陽等府所屬人戶，為因年荒賊擾，逃移外郡十有七八。……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惟慮追賠，不願復業”。正如明人趙錦在《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中所說：“賦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亡既多，而賦役無所於出，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現）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賠納。賠納既多，則逃亡益眾；逃亡益眾，則賠納愈多。”如此形成惡性迴圈，致使逃亡者日益增多。
導致農民流亡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是賦役繁重，不堪忍受，不得不逃亡外地，即《明史·食貨志》所說的“逃戶”。這些人一旦逃亡到外地則很難再回故鄉，因為他們是由於賦役繁重而逃亡，在明中後期賦役日趨沉重的情況下，自然不會返回故鄉。所以這種流民在外地定居的比例較高。其二，由於自然災害嚴重，農業歉收，導致饑荒，形成大批饑民，往往舉家而逃，規模龐大。這種因饑荒而形成的流民少數人會在流亡地定居下來，從而形成移民，大多數人在災荒過後會重返故鄉。所以他們在外地定居的比例較低。其三，明中期以來，由於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日趨減少，而且由於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併土地，不少自耕農失去土地，甚至破產，從而導致廣大農民逃亡他鄉。這種流民重返故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很容易形成移民。
3.明末清初人口外流情況明末，陝西自然災害非常嚴重，其中尤以陝北為甚，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層出不窮，導致農民紛紛逃亡外地。陝西又是明末農民起義發源地，農民軍與明軍在陝西境內進行過長期而殘酷的搏鬥，導致人口大量外流。這次大規模的人口外遷過程一直持續到清初。
康熙《三水縣誌》載，三水縣（今陝西旬邑）“至今而如太義裡，則四甲五甲盡逃，絕無一戶也。蒲村裡則一甲盡逃，絕無一戶也。三水裡則七甲盡逃，絕無一戶也。其他零丁戶口，逃亡者至不可勝道。……名為十二里，而按其戶口，實不滿七八里也”。又據該志載，明清鼎革之際，三水縣“慘遭寇掠，逃亡過半，僅存四里，亦無全家全戶”。三水縣明末尚有12裡，清初“僅存四里”，存者僅及原來的1/3。順治《汧陽志》載，汧陽縣（今千陽縣）在明末清初，“當殘弊之餘，寥寥孑遺，僅存皮骨，及按冊點審，則一里之中，止存一二甲；一甲之中，止存一兩丁，甚有全甲無人，逃亡殆盡者”。這些逃戶“有逃竄經三二十年者，有遠逃在七八百里外者”。順治十年（1653）返回故土者900餘人，在外地定居者肯定不少。順治《安塞縣誌·田賦志》載，陝北安塞縣明末“兵火後，人丁十去九分之九，止遺寥寥殘子，鳩形鵠面，略無起色”。該縣明末“原額人丁”共折下下丁為6 700丁，順治七年、十一年兩次豁免“逃亡丁”達6 217丁。此處所言“丁”雖非實際人口，但從中亦可看出人口逃亡之嚴重。康熙《鄜州志》載，陝北鄜州（今陝西富縣），“舊編戶五十二里，……明季兵兇洊臻，民逃地荒。本朝派造黃冊、赤歷，歸併為二十三里。今（康熙五)見在二十三里”，由於人口逃亡嚴重，編民“裡”數減少近一半。乾隆《白水縣》載，明末，白水縣城“東、北二關至千餘家，屢經寇難，徙遷過半”。順治《澄城縣誌》載，澄城縣在明萬曆年間共10 303戶，70 685口，至順治初，“除節年兵荒，逃亡過半，實在戶共一千八百二十有四”，僅為萬曆戶數的17.7%。乾隆《續耀州志》載，耀州（今陝西耀州區）“自明末兵燹，百姓逃亡。順治七年，報出荒地三千七百頃”。道光《紫陽縣誌》載，紫陽縣“邑自明末，屢遭劫火，流亡過半”。嘉慶《白河縣誌·地理志》載，白河縣自明中期以來“人民稠密，俗有小三原之稱。迨至明末，闖、獻肆虐，兵燹頻仍。繼之劉譚猖獗，於是百姓十去其九，百里不聞人聲，四境荒蕪，城郭烏有”。光緒《鎮安縣鄉土志》載，鎮安縣“自明季遭流寇頻年荼毒，流徙無遺。國朝（清朝）定鼎後，招撫流亡，十不獲一”。總之，明清之際數十年間，陝西各地人口逃亡相當嚴重，其中不少人流往外省。
此外，在明末農民戰爭中，陝西人民參加農民起義軍至少數十萬人到100萬人以上。這些人後來在多年轉戰中，大多死於明軍或清軍兵刃之下，但也有一部分在起義軍失敗後隱姓埋名，流落外地，或逃入深山老林，而不再回原籍。這種情況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人口遷移。
（二）人口遷入元末明初，陝西人口大減，許多地方人口稀少。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遷山西汾、平、澤、潞之民於河西，任土墾田，世業其家”，主要被安置在今陝北一帶。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命陝西、四川流徙遷徙罪囚，發漢中沔縣為民”。這批遷入漢中沔縣（今勉縣）人口全部為陝西及四川各地的罪犯，估計人數不會太多。由此可以看出，沔縣一帶在明初是人口稀少的荒涼之地。上述遷入陝西的人口，都是由政府組織的強制性移民。
明初以來，明政府還在陝西進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屯田，以軍屯規模最大。陝西是明代軍屯最發達的地區。洪武十九年（1386），陝西都司轄24衛，馬步官軍127 230人，其中在今陝西境內有10衛，即西安左、右、前、後4衛，延安衛、榆林衛、綏德衛、漢中衛、寧羌衛、潼關衛及興安（今安康）、鳳翔、沔縣、歸德（今榆林南）、鎮羌（今神木縣境）、安邊（今定邊縣東）6個獨立的千戶所。明初陝西屯田額達42 456.72頃，至嘉靖年間達168 404.04頃，軍屯面積居全國第一。嘉靖《陝西通志》載，嘉靖二十年（1541），陝西都司所屬“軍衛戶口”達150 554戶，352 963口，其實遠遠超過這一數字。在陝西屯田的衛所士兵有不少來自今本境，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外省。《明史》載，明初衛所軍士的來源大抵可分為“從徵”、“歸附”、“謫發”和“垛集”四個方面，其中“謫發”即是因“罪”發配充軍而來。據《明太祖實錄》，陝西衛所軍士“多由罪謫”。總之，陝西衛所軍士不論是何種來源，都有相當部分來自外省。據乾隆《綏德州直隸州志》洪武六年（1373），“置綏德衛指揮使司，遷江南上江之軍於其地（即今綏德一帶），立屯田法以戍之”。民國《橫山縣誌》稱：“橫山（縣）地處塞上，明屬邊衛，土著居民多由晉、豫軍籍防屯而來，故社會習尚簡樸”，可見橫山縣一帶居民大多來自山西、河南省籍屯田軍士。這種情況在陝北各縣普遍存在。
元末明初，陝南人口減耗相當嚴重，一直是地曠人稀之區。這就是這一地區之所以在明代成為人口遷入區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代遷入陝南的人口絕大部分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流民。明代流民數量相當多，而荊襄一帶即是流民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流入今陝南地區的流民也相當多。據《明英宗實錄》載，正統二年（1437），“時有言逃民，聚居各處，殆四五萬人。先後入山，抵漢中府深峪中潛住”。又據上文載，景泰五年（1454），原先流入河南的“各處逃民”二十餘萬戶又 “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逐食。”成化四年（1468），王信報告說：“四方流民，屯聚荊襄者已二三十萬。”此年十二月，巡撫荊襄右副都御史楊璿奏稱：“荊、襄、安、沔之間，流民亦不下百萬。”（《明憲宗實錄》）據此，湧入荊襄地區的流民已達一百萬人之多。成化六年（1470），陝西地方當局奏報說：“陝西之地，可憂者二，一則三邊之虜寇，一則漢中之流民。……且漢中僻在西南萬山之中，為川蜀喉襟之地，而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數萬。”並建議設專員“專治漢中流民，其有久住願附籍者，從其附籍；或從便安置之，或設法漸發遣之”，憲宗從之。由此可知，漢中府流民至少有數萬人以上，並有部分人在此附籍。
明政府對流民主要採取發還原籍的政策，但收效甚微。後來又採用強行驅逐，甚至是武力鎮壓的政策，進行驅逐。然而這些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多去而復來；及繼以災傷，逃移漸眾，益相聚集”（《明憲宗實錄》）。強行驅逐政策以失敗告終，明政府只好增設州縣，允許流民就地附籍。
又據《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派原傑安置荊襄流民。據原傑奏報：“流民之數，戶凡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廣及南北直隸府、衛軍民等籍。”流民來自的地區相當廣泛，既有民戶，也有衛所逃亡的軍戶。在43.8萬流民中，96 654戶，達85%；在陝西西安府、漢中府境內的流民有18 718戶，附籍者16 083戶，附籍者達85.92%。明政府增設鄖陽府，並析漢中府洵陽縣增置白河縣，編戶八里，又析西安府商縣之地，增設山陽縣，編戶一十二里。此次在西安府、漢中府附籍的流民估計約6.5萬人（按附籍流民戶均4.06口計），這6.5萬流民從此成為政府認可的合法移民。
成化十二年（1476）後，各地流民仍不斷湧入陝南等地。成化十八年（1482），吳道宏等奏稱：“自去冬以來，河南、陝西、山西、北直隸流民，扶老攜幼入荊襄境內，潛奔入山。”《明孝宗實錄》卷28載，弘治二年（1489），鄭時等上奏說：“在陝西漢中府，已成家業願附籍者五千二百四十六口。其願附籍者，請照例存留，撫馭三年之後，乃議差科”，明孝宗從之。另據《明武宗實錄》卷11載，武宗正德元年（1506），刑部左侍郎何鑑奏稱：“清查過荊、襄、南陽、漢中等處流民二十三萬五千六百餘戶，七十三萬九千六百餘口。其願附籍者，請各給戶由，收入版籍；願還鄉者，量寬賦役。”又據《明武宗實錄》卷18載，此年十月，孫需又奏報說：“續清出荊、襄、鄖陽、南陽、漢中、西安、商洛等州、府縣流民一十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一戶，願附籍者九萬二千三百七十戶。”
據《明經世文編》載，馬文升在《添風憲以撫流民疏》中奏稱：“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產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今安康地區）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即目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之上。”
二、清朝
（一）陝南地區的移民明末清初，陝南屢遭兵燹，自然災害亦頗頻繁，大量人口死於戰亂或逃亡他鄉，導致人口銳減。清初，陝南極其殘破荒涼，人口稀少，成為全國重要的人口遷入區。
外地移民遷入陝南最早見於記載者在康熙初期，但遷入數量甚少，規模有限，乾隆初年以後才形成移民高潮。畢沅《興安升府疏》稱：興安州（今安康地區）“從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後，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就食前來，旋即棲谷依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是以近年戶口驟增至數十餘萬”。
漢中府（今漢中地區）的移民來源及分佈。道光《西鄉縣誌》載，西鄉縣早在康熙年間就有湖廣（今湖北、湖南）等省人口遷入這裡。康熙五十六年（1717)，西鄉知縣王穆建造“招徠館”20間，“以備湖廣等省招徠之民初到棲止”。此後，“楚民來西（鄉）者數千家，自是田地日闢”。據此估計，康熙末年遷入西鄉的湖北等省人口約1.5萬人以上。又據道光《西鄉縣誌》載，道光八年（1828），西鄉有38 728戶，178 453口，其中“土著老民”24 114戶，95 792口，而“新民”（即移民）占人口的46.32%，幾乎佔總人口的一半。據《西鄉縣鄉土志》載，清末西鄉的大族吳氏、田氏、李氏等十二族分別來自浙江、湖南、湖北、陝西三原、江西、安徽、廣東等省，大多為乾、嘉時遷入西鄉。
盧坤《秦疆治略》載，定遠廳（今陝西鎮巴）由於清朝“承平日久，川、楚之民生齒日繁，入山開墾者日益眾”。至道光初年，“煙戶漸多，川人過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據此，遷入這裡的四川人佔總人口的50%以上。定遠廳道光三年（1823）有13.48萬人，按此估計，則遷入定遠廳的四川人近7萬人。
《三省邊防備覽·策略》載，川、陝邊境大巴山地“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綴，無禮教之防維”。據此，大巴山地區湖廣籍移民約佔總人口的50%，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佔30%～40%，土著居民僅有10%～20%。由此而論，大巴山區外來移民佔總人口的比重高達80%～90%。
又據盧坤《秦疆治略》載，留壩廳（今留壩縣）“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均系當佃山地，開墾為生”。留壩廳松、柏、柳等樹木“昔所常有，數十年來，客民伐之，今已蕩然”（道光《留壩廳志·土地誌風俗》）。外地移民之多不難想見。光緒《佛坪廳志》載，光緒八年（1882），佛坪有土著居民4 228戶，25 973口；“客民”8 133戶，46 595口，“而僱工另戶不與焉”。在佛坪總人口中，土著人口僅佔35.8%，外來移民則高達62.2%。
乾隆《南鄭縣誌》載，南鄭縣（今漢中市漢臺、南鄭二縣區東部）南部地處大巴山區，乾隆時，這裡“深山窮谷，墾荒闢土者，多異地之人”。南鄭縣東西皆為平原，“在漢江以北者，稱為北壩，人民土著居多。自漢江以南，亦系平原，稱為南壩，多系四川、湖廣、江西等處外來客民，佃地開荒”，分佈在漢江以南大巴山區。主要來自四川、湖廣、江西等省。而漢江以北之地則以土著人口居多，外來移民較少。
光緒《洋縣誌》載，洋縣北部為秦嶺南坡，亦多外來移民。康熙中期，洋縣“東路之椒溪、蒲河，北路之華陽山，僻遠尤甚，多招徠附籍之人”。嘉慶時，洋縣北部至周至縣南部的廣大山區，外來移民更多。據載，“終南、太白兩大山，其脊背在周至之南，洋縣之北，林深谷邃，蟠亙千餘里，各省流民結棚墾荒。秦嶺厚畛子、黃柏園、神仙洞等處，大小木廂百數十處，匠作負運多者，一廂至一二千人，少亦以數百計”。
據盧坤《秦疆治略》載，清初鳳縣人口稀少，由於外來移民大量湧入，道光三年（1823）時猛增至173 400餘人，人口頗稱繁庶。光緒《鳳縣誌》載，光緒初年旱荒，“山外曠地多，老林地力漸薄，棚民輒外徙”。移民又大量遷出山外，致使鳳縣人口銳減。光緒十八年（1892），鳳縣僅有10 073戶，42 087人，僅為道光三年的24.27%。
光緒《續修平利縣誌》和乾隆《平利縣誌》載，平利縣康熙五十年（1711）僅有492戶，1 913口，乾隆十九年（1754）增至2 318戶，8 509口。43年間人口猛增4.5倍。至道光三年（1823)，又猛增至178 600口。乾隆十九年至道光三年（1754～1823）69年之中，人口猛增20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5‰，如此高的增長率顯然主要是外地移民大量遷入的結果。《秦疆治略》稱：平利縣“幅員遼闊，民人多系楚、蜀遷居之戶，全賴開山種地以資生”。可見平利人口絕大部分為四川、湖北遷入的移民，其中當以湖北籍移民為多。
據盧坤《秦疆治略》載，嘉慶十七年（1812），安康縣的人口狀況是：土著居民25 066戶，153 884口，戶均6.14口；“客籍”居民16 707戶，45 526口，戶均2.73口；“隻身客籍”3 717口，僧道籍人口452口。該縣“北鄉皆崇山峻嶺，土地瘠薄，土著流寓參半”。據此，安康縣移民主要分佈於該縣北部深山地區，這裡的移民約佔1/3～1/2。安康縣道光三年（1823）人口達389 300餘人， 11年間（1812～1823），人口猛增近1倍，年平均增長率達60‰，這主要是外來移民大量遷入的結果。
又據《秦疆治略》載，白河縣“濱臨漢江，界連楚北，五方雜處，最易藏奸，境內四面皆山，外來佃種者十居六七”，以湖北籍為最多。
紫陽縣外來移民也相當多。道光《紫陽縣誌》載，乾隆四十年（1775），紫陽縣僅有25 690口。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27 829口。短短63年之中，人口猛增4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6‰。人口增長之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外省移民大量遷入的結果。故道光《紫陽縣誌》稱：紫陽縣“皆僑戶佔籍，土著百無一二，迄今日猶然”。康熙中期，紫陽知縣沈麟說：紫陽縣“流寓多而土著少”。
洵陽縣和石泉縣遷入的外來移民數量也不少。康熙二十六年（1687），潘瑞奇在其所修《石泉縣誌·序》中說：石泉縣自明崇禎九年（1636）以後“五十二年間，七經寇陷，所存者寥寥數百餘家”。據此估計，康熙二十六年石泉縣僅有3 000人左右，乾隆五十二年（1787）時則增至29 794人（乾隆《興安府志》），100年間人口猛增9倍。據《秦疆治略》，到道光三年（1823)又增至87 900人，比乾隆五十二年又增長1.95倍。據此計算，乾隆五十二年至道光三年36年間，石泉縣人口平均增長率高達30‰。乾隆《洵陽縣誌》稱：洵陽縣“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荊、揚之人也”。《興安府志》載，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洵陽縣人口增至67 688口，道光三年（1823），又增至243 500口，36年間人口猛增2.6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6‰。石泉、洵陽二縣人口增長如此快，主要是外來移民大量遷入的結果。
乾隆中期以後，外地流民大量湧入山陽。《秦疆治略》載，山陽縣“向來樹木叢雜，人煙稀少，不過一萬餘口。近則各省客民漸來開山，加至十倍之多，五方雜處，良莠不一”，道光三年（1823）人口達107 700人。
洛南縣位於秦嶺東部，東鄰河南，來自湖北、河南的移民較多。據《直隸商州志》和《秦疆治略》載，洛南“四境皆山，平原皆少，山內皆系川、楚客民，開墾地畝”。乾隆七年（1742），洛南縣僅有5 691戶，30 714口，道光三年（1823）則增至172 700餘人，81年間人口猛增5.62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2‰。
鎮安縣是外省移民最集中的遷入地之一。《秦疆治略》載，道光三年（1823），鎮安總人口為159 800餘人，而“土著者不過十之一二，客民十居八九”。在鎮安縣總人口中，土著居民所佔比重僅為10%～20%，而移民竟佔80%～90%，可見鎮安是外地移民相當集中的地區。據光緒《鎮安縣鄉土志》載，清末，鎮安縣人口大致可分為漢民、回民兩種，“漢民分本地、下河兩幫，回民則屬本地。外省之人稱下河幫。合而計之，下河居十之七，本地居十之三”。由此看來，至光緒年間，鎮安縣外省籍移民仍佔總人口的70%。
清代西安府所屬寧陝廳（今寧陝縣）、孝義廳（今柞水縣）位於秦嶺南坡，實屬陝南地區，遷入這裡的移民也很多。鑑於外地移民大量遷入，清政府於乾隆四十八年在秦嶺山區設立了這兩個廳。《秦疆治略》載，道光三年（1823），寧陝廳有129 000人， “土著者僅有十分之二”。據此，寧陝居民中移民約佔80%，其數當在10萬人以上。據道光《寧陝廳志》載，當時寧陝民戶中，“楚、蜀人居十之五六，江南、江西、山西、河南、兩廣人十之二三，土著者十之一二。”移民的來源（即遷出地）相當廣泛，來自全國12個省，土著居民僅佔10%～20%。
孝義廳（今柞水縣）的外來移民也相當多。據光緒《孝義廳志》載，移民的遷出地極為廣泛：“約計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吳三省人十之五，江、晉、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齊、魯、浙、閩、秦、涼、滇、黔各省人十之一。故性情各異，風俗亦不同”。這一記載說明，孝義廳土著居民極少，僅佔總人口的10%，而外來移民所佔比重相當高，各省移民（包括本省）佔總人口的90%。
（二）清末關中地區人口遷入同治元年至光緒五年（1862～1879）左右，因戰亂（鎮壓回民起義）和旱荒，關中人口大量外遷，導致陝西人口大減。光緒六年以後，又有不少外省人口遷入陝西。關中成為主要的人口遷入區。
光緒《富平縣誌稿》載，同治以前，富平縣是陝西人口最稠密的縣之一，然而“光緒六年以後，土曠人稀，闔邑丁口，約略計之，三去其二”。所以地方當局“遂仿南山（秦嶺）諸邑招集客民開墾例。於是川、楚無業之氓，坌然而至，計口授田，與土民原無歧異”。至光緒十二年（1886），富平縣土著居民18 845戶，89 969口，商民2 105名，“招墾客民”1 298戶，男女大小5 799口。據此，富平的移民主要來自四川、湖北兩省，他們都是失業破產的無業遊民。移民每戶平均4.47口，說明他們基本上都是全家同遷。
蒲城縣位於關中平原東部，歷來是人口稠密區。據《秦疆治略》和光緒《蒲城縣新志》載，道光三年（1823）該縣擁有303 000人。但到光緒八年（1882）僅剩26 685戶，114 634口，人口減少了62.17%。由於“戶口零落，土地半屬荒蕪”，蒲城縣於光緒十年（1884）大力“招客開墾，湖北、河南之民佔籍者甚夥。十五年（1889），始編立八圖，一體開科，與土著等”。這八圖是：（1）東鄉：永遠圖（湖北）、中州圖、常樂圖、華陰圖（以上圖皆為河南）；（2）西鄉：悠久圖（湖北）、河南圖（河南）；（3）南鄉：三善圖（湖北）；（4）北鄉：駿良圖（湖北）。由此可知，遷入蒲城的外省移民皆來自湖北、河南二省，移民的成分以失去土地的無業農民為主。移民進入蒲城後，皆以開墾荒地為謀生手段。這種移民完全屬於自發性的移民，或稱經濟開發型移民。這些移民被編為8個圖，每圖多少人，史籍失載。僅就圖的數量而言，湖北籍佔4圖，河南籍佔4圖，恰好各佔一半。
涇陽縣位於關中平原核心地帶，自古為富庶之區，人口稠密，然自同治以來，人口銳減。宣統《重修涇陽縣誌》載，光緒初年，即有不少外地人口遷入涇陽。光緒三年（1877），涇陽縣土著居民12 032戶，客戶322戶，共計71 235口。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土著人口為14 825戶，而客戶增至1 944戶，比光緒初增加6倍，人口共計85 580口。宣統二年（1910），正戶（即土著）15 458戶，附戶（即客戶）3 019戶，總人口增至95 860口。據此，光緒三年前就有322戶遷入涇陽，外來移民佔土著人口的2.68%。到光緒二十八年，外來移民達1 944戶，佔土著人口的13.11%，到清末附戶（即外來移民）佔正戶（土著）人口的19.53%。可見遷入涇陽的外來移民增速之快。又據宣統《重修涇陽縣誌》稱，同治迄於清末，涇陽縣“土著之民三分僅一。……客日集而主日弱，其勢岌岌不能自存”。涇陽縣的外來移民在清末已達總人口的2/3。
興平縣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地平土沃，農業發達，人口稠密。據乾隆《興平縣誌》和光緒《興平縣鄉土志》載，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時，興平即有17 899戶，142 465口。到同治初年，減至16 700戶，105 342口。湖北客民來寓渭河南開種，佃種灘地，謂之“客戶”。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興平縣共有客戶（外來移民）1 708戶，8 018口；商戶550戶，3 535口；土著戶22 732戶，106 391口。土著居民戶均4.68口，客戶戶均4.69口。可見外來移民基本上都是全家遷移，移民數量達8 018口。據此估算，遷入興平的外地人口近1萬人，其遷出地為湖北，以開墾渭河灘地為生。
三原縣素為關中富庶之區，人口眾多。同治至光緒初，人口銳減。民國《續修陝西通志稿》載，光緒初年，三原縣知縣焦雨田“招集湖北、山東流民拓墾，生齒漸繁，至宣統末，約增五六萬口”。可見光緒初年以後遷入三原的移民數量不少，主要是來自湖北、山東的無業流民。據此估計，遷入三原的湖北、山東籍移民約有30 000人以上。另外，據民國《咸寧長安兩縣續志》載，咸寧縣（今西安市東）境“灘地多於長安，回亂後，屯軍、客佃開闢沮洳，遠方耒耜來者日眾”。
遷入藍田的外來移民也相當多。光緒《藍田縣誌》載，同治十三年（1874），藍田土著居民26 187戶，男女大小142 674口，客戶8 950戶，41 754口，僱工2 908名。據此估算，外來移民佔土著居民的29.3%，說明該縣外來人口比重很大。土著居民戶均5.45口，客民戶均4.67口。從戶均口數看，絕大多數都是舉家遷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