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一八”事變爆發90週年。“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罪惡開端，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起點。這一事件成了中國人民世代難忘的國恥紀念日，因為，它留給我們的是刻骨銘心的苦痛的記憶，以及對這一事件沉痛的思考和歷史的啟示。
一、帝國主義是侵略之源、和平之敵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現代戰爭產生於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力圖奴役其他民族，發動侵略戰爭，以掠奪殖民地。從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日本就成了東亞地區和平的破壞者、發動戰爭的策源地、挑起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他們公然叫囂朝鮮、中國等大陸地區是日本的“生命線”，制定吞併朝鮮、侵佔中國東北進而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大陸政策”，並由此展開了一系列侵華活動。
1894至1895年，日本透過中日甲午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侵佔臺灣及澎湖列島等中國領土；1904至1905年，日本又透過日俄戰爭，把中國東北的南部地區強行劃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在那裡設立關東都督府等殖民機構，建立關東軍。1927年夏，日本透過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策劃佔領中國東北，並不惜冒挑起世界大戰的風險，決心訴諸武力。
據此，日本關東軍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越來越難於駕馭的“東北王”張作霖；製造了以排華為宗旨、屠殺中國農民的萬寶山事件；製造了所謂中村事件，以掀起新的侵華高潮。隨著不絕於耳的侵華叫囂，隨著日本積極擴軍備戰、緊鑼密鼓進行侵華戰爭的各種準備，“九一八”事變終於爆發，中日和平、東亞和平也終於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中毀於一旦！
二、落後就要捱打，退讓必然任人宰割
日本敢於發動侵華戰爭，一方面固然因其帝國主義本質特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積貧積弱，無力與日本帝國主義抗衡所致。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西方列強的眼裡，中國人就是“東亞病夫”，中華民族就是“一盤散沙”。這是他們肆無忌憚地悍然發動侵華戰爭的客觀原因和心理因素。對於中國而言，也應驗了落後就要捱打的箴言。
1931年9月18日深夜，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按照預定計劃，襲擊中國軍隊北大營，第二天攻佔瀋陽城，發動了對中國大規模武裝侵略的“九一八”事變。至1932年2月，短短的4個月零18天時間，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100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本土面積的3倍）的中國領土淪陷，3000萬同胞由此慘遭14年之久的亡國之痛。
日本之所以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實現其侵華計劃，除國力對比懸殊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是主要原因。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挑釁，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基本國策，對內不惜大動干戈，不僅忙於軍閥混戰，更調動幾十萬大軍“圍剿”紅軍，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則採取妥協、退讓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電告東北軍，強調為避免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據日本國財務省資料顯示，當時日本關東軍包括在鄉軍人和警察等輔助部隊總計有2萬餘人，而中國東北軍總計約30餘萬人，從兵力看，中國軍隊是日軍15倍之多。但由於“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中國軍隊除小部分出於愛國而奮起反抗外，大部分均不戰而退，致使日軍屢戰屢勝，如入無人之境。這是何等慘痛的歷史教訓！
三、“一切依靠國聯”，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蔣介石國民政府堅持“先清內匪再言抗日”的方針，更不願發動民眾抗日，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託於英、美等國出面干涉，幻想依賴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的力量，“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機關之制裁，伸張正義與公理”，以“和平的途徑”來解決“九一八”事變。
然而，當時具有強大軍力和經濟實力的英、美等列強，不僅沒有對日本的侵華活動加以有效的制裁，甚至連最起碼的譴責都沒有。1932年1月，國聯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國代表組成的調查團，在路經美國和日本後，經上海、南京等地赴東北，歷時8個月，最後公佈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雖然，這份“報告書”相對客觀地記錄了若干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罪行，但其主要內容是不公正的，甚至把這次事變的起因歸咎於中國。這充分說明，帝國主義國家及其控制的國聯是不敢開罪日本、不願支援中國抗戰的。相反，他們以貌似公正的姿態縱容日本的侵略，積極推行綏靖主義政策。其目的，就是以犧牲中國的利益滿足日本佔領東北的侵略野心，企圖使其止步關外，把禍水引向蘇聯，不再南侵而染指它們的在華利益，從而坐收漁利。
事實證明，蔣介石南京政府“一切依靠國聯”的想法和做法是幼稚可笑的，而英美列強和國聯的綏靖政策也無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獨佔中國東北，進而侵佔全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既定的擴張政策。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三省，僅僅是它發動侵華戰爭的第一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再次挑起戰端，突然襲擊上海，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這是日軍南進與英美等西方列強武裝爭奪在華利益的一次正面交鋒，也是“九一八”事變後西方列強推行綏靖政策的必然結果。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一切依靠國聯”的幻想，必將遭受最後的破滅。
四、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的覺醒奠定了抗戰最後勝利的基礎
與蔣介石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後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和蔣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此後，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多次發表宣言，做出決議，反對日本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同時，中共中央先後指派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黨組織的領導，在白山黑水間開展抗日武裝鬥爭，直至抗戰取得最後勝利。
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和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接連發表了《中央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佈對日戰爭宣言》《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對日宣戰告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通電》《關於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號召中國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行動起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許多城市和鄉村迅速興起，人們懷著強烈的民族義憤，呼喊著“國亡無日，不願生為亡國奴，甘願死作報國鬼”，其悲壯激昂可見一斑。在這場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愛國學生始終是主力和先鋒，工人階級和文化界人士起了重要作用，工商界、婦女界積極響應，努力參加，海外華僑決心與全國同胞並肩作戰，誓為後盾。特別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中分化出一部分愛國人士，如東北軍將領馬占山、李杜在東北抗戰，蔣光鼐、蔡廷鍇等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在淞滬戰場奮起抵抗，國民黨第5軍軍長張治中主動請纓，奔赴殺敵疆場。總之，從“九一八”至“一·二八”期間掀起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其參加的階層之廣、人數之多、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都是空前的。這是中華民族偉大覺醒的先聲，是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在民族戰爭中的彰顯和弘揚，也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新華社 資料圖 圖片編輯：項建英
作者為上海抗戰研究會會長、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張雲
